金观涛：现代性的起源之谜，终于有了轴心文明的答案｜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现代社会为何最早诞生于西方天主教文明？这一问题始终是破解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谜题，也为理解当下世界格局提供着底层逻辑。

金观涛老师先界定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三大本质差别：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性、科技革命驱动的生产力超增长、民族国家成为社会基本形态。随后梳理学界研究脉络，从李约瑟难题到 “大分流” 研究，指出单一领域的分析无法解释现代社会的起源，而霍布斯鲍姆的 “双元革命” 理论揭示了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同步性是关键。

核心论证则回归轴心文明史观，阐明天主教文明因兼具救赎与认知理性两种超越视野，在社会危机冲击下，两种视野分离催生了工具理性、现代个人观念，推动天主教社会组织蓝图解体，进而形成社会契约论与民族国家，让市场和科技从社会有机体中脱嵌，最终孕育出现代社会。

图： 老彼得·勃鲁盖尔 《巴别塔 》

现代社会起源之谜

文/金观涛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

众所周知，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社会，但现代社会为什么最早在天主教文明中诞生，这一直是个谜。在展开讨论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社会？

只要稍具历史视野，就可以发现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同，具备如下三个特征：第一，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传统社会的市场嵌入社会有机体之中，现代市场经济则可以从社会有机体中脱嵌，甚至形成独立的市场社会。第二，科学技术革命一波接一波，它和市场机制一起引发生产力的超增长。传统社会中也存在技术和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其生产力虽然增长，但从未发生过超增长。第三，民族国家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传统社会由不同轴心文明组成，每个文明用各自的核心价值来想象普世社会。现代社会与其不同，国际法和民族国家构成了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

从20世纪开始，人们顺着现代社会这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不断深入研究，试图回答“现代社会为何最早出现在西方”。甚至可以说，促使现代社会形成的各种因素都被考察过了。在某种意义上，即使过往学者所找到的原因都是正确的，也不能回答现代社会为什么最早诞生于天主教文明。因为一旦将每种解释放到轴心文明比较的视野中检验，就会发现那些促成现代社会崛起的科技、经济或政治因素，都不是天主教文明所独有的。

图： 伦勃朗 《月亮与狩猎女神 》

例如，科学技术无疑是现代社会兴起的巨大动力。李约瑟（Joseph·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20世纪科学技术史的划时代著作，为什么他要花一辈子时间来写这部书？其目的正是把科技这一被视作西方文明独有的东西，放到轴心文明比较视野中分析。李约瑟发现传统中国的技术和西方一样发达，有时甚至比西方更发达。据此，李约瑟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技革命？如果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迁真的是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原动力，为什么类似的过程没有在中国发生？

或许会有人反驳说，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技术”是基于科学理论的技术，其原型是古希腊科学。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技术，但缺乏古希腊式的科学理论。这种说法似乎不错，但放到轴心文明比较的视野中就会立即显示出破绽。科学在古希腊城邦并没有催生现代社会，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希腊科学曾一度被植入伊斯兰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仍没有孕育出现代社会。至今，还有人批评李约瑟命题是张冠李戴，其实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把现代社会起源与现代科技的形成视作同构的过程，只有把解释放到轴心文明比较的视野中才能判别其对错。

同样的问题亦出现在经济史研究中。市场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货币、银行、产权，还是能源、劳动力和资本，都曾被经济史家深入分析过。后来，研究者终于意识到，探讨现代社会在西方的起源必须超越经济史、科技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单一领域，综合考察现代社会的上述三大特征。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分流研究。

“大分流”“双元革命”和“全球化”

什么是“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代社会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工业革命，它拉开了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经济差距，这场革命是在18世纪末突然发生的，经济史家称其为东西方经济“大分流”。历史学家曾经从生产技术的革命、资本的积累、煤的使用等角度，试图阐明为何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直到最近二三十年，相关研究才取得突破性进展。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等人以18世纪中期的西欧和东亚（主要是中国江南和日本）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条件、人口、社会生活水平及生态等多方面作出比较研究，发现英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并不优于东亚。那么，为什么18世纪末西方会出现生产力的超增长呢？

“大分流”研究发现，导致经济超增长（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西欧的资本积累、技术革命或者资源优势，而必须到这些因素以外去寻求。彭慕兰在欧洲经济和生态因素之外找到的关键因素是美洲的存在，指出美洲的市场需求和货币、棉花供给在英国经济超增长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优越，易于开采和运输，推动英国率先向工业社会转型。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分析工业革命的真正原因不应如以往那样去追溯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细节因素，而应看到西方经济起飞是大系统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从单纯的技术或经济因素以外去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经济超增长（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在英国发生，原因在于市场（或技术进步）的机制从社会有机体内独立出来；第二，新的社会制度为市场不断扩张和科技运用提供了保障。

我们一旦具备了宏观视野，就会立即发现“大分流”不是孤立的事件，与西欧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西欧的社会革命。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变在时间上和地域上与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步，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历史学家十分形象地把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洲巨变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一方面指从英国起步的经济超增长（工业革命），另一方面指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革命。

“双元革命”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首先提出的。他强调英国的工业革命促使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的背后，实际上是欧洲社会的整体性变化。工业革命意味着市场经济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范围，开始在国家之间发展。与此同步发生的社会革命，本质上是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普遍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这两个现象的同步发生表明，现代社会的兴起必须依靠两个轮子：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少了民族国家这个轮子，工业革命的轮子是转不起来的。

图： 劳伦·哈里斯 《 一排房屋，惠灵顿街（街道画作一） 》

在经济史家眼中，革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利于经济增长。“双元革命”理论指出，一种能够容纳市场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是经济和科技持续超增长的前提，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上述观点可用“双元革命”带来第一次全球化予以证明。

所谓“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跨国贸易）的扩张是同步的，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以至于把一个个国家都裹挟进来，形成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相关研究指出，传统欧洲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不到1%，但在西方普遍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在19世纪的扩展性经济世界中，工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年平均成长率几乎相同，大约为3.4%”。

市场经济越过国家的边界，生产力发展和国际贸易增长成正比，一种世界性的互相依赖的市场体系迅速形成。“在双元革命期间（1780—1840），世界市场扩大了3倍多……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4—5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3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多……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对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从1815年至1914年，世界人口增加了两倍，但贸易额从20亿美元增长到4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

总而言之，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表明，对现代社会形成的解读须从整体结构出发：原本蕴含在社会深处的市场和科技力量被解放出来，否则西方生产力的超增长、社会结构的巨变（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启动是不可能相继发生的。

马克思是第一个对此有切身感受的人，他将其归为蕴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被某种法术呼唤了出来。其实，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提法，更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科技不受限制的应用”“市场对资源和劳动力的调配”以及“赋予个人谋利动机以正当性”，更重要的是，新社会结构容纳了不断扩张的市场。我要指出的是，20世纪对现代社会起源的研究，都指向一个目标：从一种新的整体性宏观视角进行解释。

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发展史中，科技和市场经济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原本就存在，只是一直深藏在社会内部，不能持续起作用。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个体形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这些组织被嵌入社会有机体内部，不能独立发展，这源于轴心文明最基本的结构，都是超越视野的产物。1780年开始的西方经济起飞和科技革命的本质正在于：西方文明最早在超越视野这一最深层面发生了变化，限制经济、科技发展动力的桎梏得到解除。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同步发生，以及发生全球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回到轴心文明史观

这种超越视野的深层次变化之所以最早发生在天主教文明，关键在于天主教文明最早具备两种超越视野，其演化模式与只具有一种超越视野的轴心文明不同，因此成为孕育现代社会的母体（图4.1）。

图4.1：天主教文明的基本结构

为什么天主教文明的演化会导致如此独特的结果？我把轴心文明演化的动力归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和社会变迁对社会组织蓝图的挑战，天主教文明的演化亦是如此。法治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蓝图是天主教神学（经院哲学），它蕴含着“救赎”与“认知理性”这两种超越视野。在天主教神学中，这两种超越视野的结合是不稳定的，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对社会组织蓝图的挑战，立即会出现这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这就是新价值系统形成的前提。

当轴心文明只有一种超越视野（或互相结合的两种超越视野）时，该超越视野一方面规定个体，另一方面规定社会有机体。这样，由个体组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这是市场机制和科学技术活动所依赖的组织形态），只能在社会有机体秩序的间隙中生长。现在，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工具理性”诞生，规定个体和社会有机体的机制立即出现故障。但超越视野使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反思社会这一性质不变，两种视野的紧张、分离共存终于把由基督教规定的个体变为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个人”（Individual）。

“个体服从的自然法”变成了个体应有的权利，自然法的解体产生了新的自然哲学和国际法，自然规律成为个人理性研究的对象，现代科学技术起源。在这些新观念推动下的市场和科技活动不同于传统社会，它们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不再是必须嵌入社会有机体的“准社会”。现代意义下的“社会”（我记为“S”）诞生了。而且在超越视野新观念的支配下，社会组织蓝图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契约论和民族国家应运而生，可以容纳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契约社会从此形成。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从原有社会有机体中脱嵌后，立即被纳入一个容量不断扩大的“赫胥黎之桶”中。生产力的超增长开始了。

我先讲第一个逻辑环节，即法治封建社会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如何冲击天主教神学，促使现代价值形成。换言之，工具理性、现代个人观念和民族认同观念是同时起源的，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石，缺一不可。现代性的起源导致天主教社会组织蓝图的解体，这就是西欧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宗教战争的历史进程（图4.2）。

图4.2：天主教文明的解体

之后我们将将分析第二个逻辑环节，即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容，以及它与现代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的形成过程。我将证明：由于存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超越视野，超越视野塑造社会有机体的过程不复存在，社会契约论兴起，成为新的社会组织蓝图。新的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得以建立，这就是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集合）（图4.3）。加尔文宗社会、路德宗社会和未经过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建立现代社会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别，这些社会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天主教文明最早完成现代转型以后，依靠科技和生产力超增长带来的优势（图4.4），西方文明开始持续冲击其他轴心文明，迫使它们开始现代转型。

图4.3：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演化

图4.4：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四章节第1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编发：铭凯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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