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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主旋律影视剧，经常会踩到一个创作雷区：主角不自觉地预知历史。
拥有上帝视角的编导们，很容易让剧中演员也带上那种“我知道我正在改变历史”的亢奋与悲壮。
可一部精彩的主旋律历史剧，恰恰需要克制这种冲动，要拍出当事人“身在事中，不知其重”的平凡感与局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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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看看我党的成立过程，也该明白时代的瞬间光辉，很难被当时注意。
1921年的7月下旬，十三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走进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
因为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一起缺席了这次建党会议。
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着筹措办学经费、修建校舍。
他认为“争取这笔款子，比去上海开会更重要”，于是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
李大钊则在北京大学，领导教职员工的“索薪斗争”，认为争取员工薪水远比赴会重要。
显而易见，在当时两位创始人的价值排序里，眼前的具体事务比“各地小组碰个头”的会议更重要。
后来成为领袖的毛委员、董必武等代表，在1941年被问及会议日期，也只记得是1921年的7月。
毛委员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天气很热，具体哪一天完全记不清。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委员对红色记者斯诺说：“1922年的二大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忘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可见即便到了二大，大家依然不知道，自己正在改变历史。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为7月23日，直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才由党史学者邵维正考据出来。
他结合了共产国际档案中“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里提到，在开会时被“大东旅社命案”吓了一跳；
以及《申报》1921年8月1日，关于这起殉情案的报道。
三条线索反复交叉印证，才最终推定准确日期。
大家熟知的“7月1日建党纪念日”，是1938年毛委员提议、1941年中央正式发文确定的象征性日子。
毕竟当时已经没人记得，具体的确切日期，只能选个大概。
这样的历史细节揭示了一个朴素，却被影视剧屡屡忽略的事实：伟大是事后追溯的建构，而不是当时的自觉。
一个合格的影视创作者，应当守住这条分寸线。
在呈现“一大”这样的场景时，不应让代表们带着“我们要改变中国了”的史诗亢奋鱼贯而入。
而应让他们呈现出好奇、谨慎，甚至要略带疲惫，毕竟大多数人长途跋涉而来，又是酷暑时节。
会场里不该有神圣光环式的运镜，而应是“组织感大过神圣感”的务实氛围。
原定的代表人数到会不齐，还有人带着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陈公博），讨论时各执己见、分歧不少。
在那一刻，他们更像是在完成一项小组间的例行碰头工作“定个章程”，而非在缔造一个伟大的历史。
最高级的结尾处理，应当让观众清楚知道，这一刻是历史的拐点，但镜头里的人却浑然不觉。
用他们的平凡、局促甚至琐碎的分歧，反衬出后来的伟大。
回到那个1921年的夏天，一切全都是未知数。
没有人知道七月的最后一天，会有巡捕闯入。
没有人知道，那艘嘉兴南湖上的游船将驶向何处。
甚至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刚成立的“党”，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伟大是历史的追认，不是当场的自我标榜。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历史剧，就该拍出这一点：那些后来被铭刻在教科书上的人物，在那个闷热的午后，不过是一群刚刚放下行囊、准备开会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他们只是觉得“该碰个头”，仅此而已。
谁也没注意这个会议，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一个全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黑夜的中国开始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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