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狂骂，骂到现在，他也翻车了？骂完之后呢？

“身份群体对生活经验的关注重视的是情感体验到的内在自我，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内在自我。”

本文作者/灰白

写在前面

今晚想聊的话题，始于最近的一个争议，或者说是多个舆论争议。

让我决定了要开始写这篇的，是几天前窦文涛的口碑争议，他在自己的视频节目《自然光》和papi酱的对谈里，有一段对话，完整如下：

他们聊到彼此的家庭，窦文涛问papi酱会不会叫爸爸新娶的妻子叫“妈”，papi酱表示不会，窦文涛说：“我挺不理解，挺好奇，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了，他愿意再找一个，你为什么，这有什么不接受，你们又不生活在一起。”

papi酱：“它会牵涉到一个站队的问题。”

窦文涛说：“站队都站到家里来了。”

papi酱：“我如果接受，在我妈眼里，它就是一种背叛，而且我后来考虑到我之后还是要和我妈住，然后我其实对我父亲那个行为，我也是比较不接受。“

窦文涛接着问：“你觉得你对吗？”

papi酱说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是站在自己立场上，“我不认为我错”，如果是站在窦文涛角度上，可能会觉得这个太不成熟。

窦文涛抛出的这几个问句和回答遭到了很多的批评，以及很多针对他本人“登味”“爹味”的攻击。

我不想为他开脱任何，也不认为大家的敏锐和情绪有什么问题，所有观众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眼看舆论声越来越大，大到好像不站在骂的一方去聊窦文涛，去继续看《自然光》这个节目，都很难具备正当性了，我突然感到有些迷茫。

这种迷茫源于，对于公众人物表达这件事，我们好像在同时要求着两种相反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厌倦水话和无聊，厌倦越来越没有“活人感”，要求更多的真实。

另一方面，一个人但凡说了不同于当下思潮的话，就比如窦文涛，又很容易会遭受上升到对个人的指责，也就是对分享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容错。

这里面不仅有矛盾，而且存在因果，因为后面这种情况的屡屡发生，势必会让更多人不敢于暴露真实，把安全自保放在真实的观点之前，也就导致缺乏“活人感”这事越来越普遍。

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

我想带着我的迷茫和困惑，借这期对谈和节目，再具体去聊聊，这中间还存在哪些不易察觉的问题。

正文

我从这期对谈中观察到的，第一个变化的趋势，是表达者与观众交流范式的变化。

窦文涛所处时代的旧对话范式，是讲台式的分享和点拨，偏单向；而如今的媒介往往是双向的，从弹幕到评论区再到社媒传播，观众被鼓励与之互动、讨论，双方的位置被拉平了。

这种变化在很多时候是好的，它可以打破旧精英叙事的垄断，缩小信息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作为某个领域的“权威”发声。

而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新的惯性，就是观众开始对表达者先保持审视，优先去考量身份、措辞、过往印象等等层面，而不是先接收后思考。

近期很多事情都是例子，比如对窦文涛的批评就是较多集中在对他的定位之上，认为他是作为老登在发言，还有不少人翻出他的过往，二度审判。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说观众做法的问题，面向公共领域的每一个表达者，靠说话获得名声的同时，也得承受说话带来的争议，这是无法分开的一体两面，只是我们这篇的讨论重心在于对舆论场的观察，因此争议部分不会展开。

另一个大的变化，也是互动形式的变化带来的，受众规模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表达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自己的内容输出，预设更多的观众，而不只是单一平台所面向的受众。

这一点在窦文涛争议里就有充分体现，在《自然光》窦文涛与赵汀阳对谈的第一期，窦文涛其实陈述过对这个节目的追求，他说他要的是「真」，要自然，这也刚好解释了节目名称的含义。

他也没有避讳谈到身份定位，直接问赵汀阳，我们都是老登了，“（你觉得）我们何以自处？”

包括在和papi聊天的这期简介里，也写明是“与有意思、有内容的朋友、在私人客厅里自然聊天、促膝长谈”，强调了形式和内容没有那么严肃拘谨，偏私人和放松。

这些放在《锵锵三人行》时代，显然是有效的前提，吸引的也往往是能接受其节目叙事风格的受众，但在如今的舆论场上，这些已经不够了。

表达者不可能再固守某一个阵地，只对可预期的受众输出，而是需要在任何平台，任何时候，面对无论跟自己是什么关系的访谈嘉宾，都要为每一个观点提前规避触雷的风险。

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除了我们一直说的媒介的发展和变化，我想更多是社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对真实的普遍怀疑。

我们无疑已经进入了德波说的“景观社会”，其特点是消费与媒体过剩，符号和影像为代表的景观，取代了真实的存在。

举个最日常的例子，就是直播盛行以来，我们一直说的“人设”——如今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每个人，都是先看到刻意打造的人设，然后才可能看到背后的人。

万物皆可表演，皆可成为商品，或许正是在这个亦真亦假的氛围之下，当观众看向表达者，也往往在人的尺度上，多了一重商品的尺度。

更隐秘的一层，是公信力趋于消亡的态势下，引发的多种恶果的集合。

这里面的多个问题，是我们之前说了又说的了，不至于老生常谈，但也属于长期存在的缺口。比如由于缺乏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参与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裁决，某种程度是在释放政治参与的欲望。

同时，社会中弥漫着对权威、媒体、精英等群体的普遍消解，因为相信的后果往往是祛魅和坍塌，那么去中心化的解构，就是更安全，更不易受伤的选择。

对窦文涛这样曾经手握话语权的、老一代的传统媒体人保持警惕，也同样是这种解构浪潮的外化体现。而且如今的趋势似乎是，没有人可以例外。

我还发现，解构浪潮本身也带来了后果，那就是每个人都难免笼罩上身份焦虑。权威不存在，信仰的锚点不存在，所有既定的准则都已失效或正在失效，这个前提之下，通过在公共事件中否认他者、排斥异己，来确立自我边界，建立同盟，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总体而言，大家都在一片混沌中寻求新的秩序，寻求话语权的迭代，寻求自我的被确认。窦文涛的争议事件投射着这些共有的虚无和情绪，可以预见还会有更多的相关争议，最终也都会“成为出口”。

这是寻求新叙事的进步过程中难以忽略的矛盾，只是也很难忽略，这些做法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舆论审判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会同时对两方都造成结果，对表达者而言，或许是更多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一定指向观念的实质改变，但很可能会带来表达方式和表达欲望的改变。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寒蝉效应，它本来就已经成为了对舆论场的形容，大多数的公众人物都在保持沉默或说空话。目前的风向里，这种做法依旧在与安全画等号，而“说真话”“说人话”则与无数条红线相连。

对舆论场而言，是更少的反思和思考。

情绪的抒发和所谓理性的审判，都总是会落幕的，它们带来了一种假性的终结，就是对这件事、这个人的思考好像已经结束了，完成了，下一次依然很可能贯彻这种极端化的道德判断。

福山在《身份政治》提到过一个观点，如今，对身份的关切与理性对话的需要，已经发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经验的关注重视的是情感体验到的内在自我，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内在自我。”

这句话强调的就是“我的感受”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对话的目的不再是理解，不再是更新认识，更多是为了确认伤害，分配罪责。

结果也是可预见的了，那就是道德敏感度不断升高，对不完美的包容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所能听到的观点内容，越来越单一，共识也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究竟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会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去面对的问题。

唯一能确定的是，新的交流范式在更新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新更多元的解读方式，因为一个只能容纳「正确」声音的环境，最终就只会剩下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