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赵叔有3个儿子，在村里横着走30年，到老了才知道啥叫报应

赵叔的三十年

一

赵叔叫赵德贵，在我们柳树湾村，提起他的名字，老一辈人没有不皱眉的。

他年轻时候是个瓦匠，手艺不错，可真正让他在村里横着走的资本不是手艺，是他老婆一口气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七十年代的农村，儿子就是底气，就是拳头。谁家兄弟多，谁家在村里就硬气。赵德贵三个儿子像三根柱子，稳稳当当把他撑了起来，撑了整整三十年。

大儿子赵建国，一米八的大个，力气大，脾气爆，十六岁那年跟邻村的人打架，一个人撂倒了三个。从那以后没人敢惹赵家老大。二儿子赵建军，比他哥精，嘴上功夫好，黑的能说成白的，白的能说成黑的。村里但凡有点纠纷，只要赵建军掺和进来，最后理亏的一定是对方。三儿子赵建民，最小，但最阴，他不跟你吵也不跟你打，他能把你家的鸡毒死、把你田里的水放了，让你找不着证据。

赵德贵靠着这三个儿子，在村里横行了三十年。

头十年，他占别人的地。村东头那块菜地本来是老张家的，老张头老实巴交，赵德贵说那地是他家祖上的，老张头争了两句，赵家三个儿子往地头一站，老张头就软了。后来那块地成了赵家的菜园，老张头每回路过都低着头快走几步。

第二个十年，他干起了沙场。村口那条河是大家共用的，赵德贵在河边挖了个口子，把沙子堆了整条路，谁要沙子得找他买。有人不服气去镇里告状，赵建军提前打点了关系，告状的人回来后连门都不敢出了——赵建国在他家门口站了一夜。

第三个十年，赵德贵当上了村里的治保主任。不是大家选他，是他自己揽的，谁也不敢跟他争。村里的宅基地审批、低保评定、贫困户认定，都得从他手里过。他给自己家和亲戚家圈了不少好处，有人背地里骂，可当面见了还得喊一声“赵叔”。

那时候赵德贵走在村路上，腰板挺得像根电线杆子，背着手，叼着烟，谁见了他都得主动打招呼。他媳妇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他觉得自己在村里做了三十年的“土皇帝”，谁能想到，等他老了以后，这三个儿子成了他后半辈子的报应。

第一个变的，是大儿媳。

二

大儿子赵建国二十五岁那年娶了媳妇，是邻村一个叫刘小芹的姑娘。刘小芹嫁过来头几年还好，可后来被婆婆逼着分了家，心里一直带着气。婆婆偏心——自从二儿媳和三儿媳进门，大儿媳在家里的地位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她慢慢发现，赵家三兄弟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各打各的算盘。分田、分宅基地、分老房子的瓦片，大儿媳嫁进门头几年被婆婆各种挑刺，分家又没落到几样像样的家当。婆婆把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二儿媳了——她家男人会说会哄，老太太听得顺耳。三儿媳嘴甜，逢年过节拎两盒点心来，婆婆就把那头刚下的小牛犊记到了三房名下。刘小芹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的疙瘩一天比一天大。

有一回，大儿媳想搬两袋化肥回去，赵德贵媳妇拦着说：“那是留给你二弟他们用的。”刘小芹当场把化肥袋子往地上一撂，扭头就走了。后来她私下里说了一句：“等这老头子老了，别指望我伺候。”

赵德贵听见了，气得脸发绿，可大儿媳已经分出去单过了，他管不着。

第二个出问题的是二儿子。赵建军仗着嘴皮子利索，在县城跟着一个包工头干了一段时间，手上攒了些钱，回来要翻盖新房。赵德贵把他那间老屋的宅基地让给了他，老三知道了不高兴，觉得爹偏心老二。三兄弟头一回坐在一张桌子上吵了起来，赵德贵拍桌子骂了老三一句“你才多大，你二哥早就该成家了”。老三没再顶嘴，但从那以后他来家里的次数明显少了。

第三个彻底摆明了态度的是三儿媳。她是最小的儿媳妇，嘴上会说，可在分家产这件事上从不吃亏。有一年秋收，赵德贵身体不好下不了地，让三个儿子轮流回来帮忙。大儿子回了一趟，二儿子回了一趟，轮到老三的时候，他媳妇挡了：“我们家建民腰伤了，干不了活。”赵德贵坐在门槛上抽了一下午的烟，最后一句话也没说。

那年冬天赵德贵的身体明显不行了。腿肿了，走路喘，坐在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就犯困。他媳妇伺候了他两年，后来自己先病倒了，躺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没撑过去。老伴走了以后，赵德贵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灶台冷了一个多月。他想让三个儿子商量一下轮着照顾，话还没说完，二儿媳就在电话里说“我们那屋已经住满了”，三儿媳跟着接了一句“孩子上学要人接送，实在走不开”。大儿媳没接电话，是赵建国回了一句：“爸，你还能动，自己先做着吃吧。”

赵德贵站在堂屋的方桌前面，握着手机，听着对面已经挂断后的忙音。那声音刺得他后脖颈子发麻，他慢慢把手机从耳朵边拿下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拿了一辈子瓦刀的手，指节粗大、骨节凸起，以前能一把捏碎一块砖，现在连筷子都夹不太稳了。

三

那个冬天赵德贵一个人过的，每天自己生火做饭。灶台冷了很久，生火得费半天劲，烟从灶膛口反灌进来，熏得他直流眼泪。他摸索着把柴火一根根塞进灶膛里，火苗起来的时候映着他的脸，那张脸又黑又瘦，颧骨凸出来，眼窝凹下去。他坐在灶膛前面的矮凳上，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往灶膛里添柴。锅里煮着白菜和粉条，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着，热气扑在他脸上。他歪着头靠着门框，闭着眼歇了歇。

他想起以前。以前这屋里人多，灶台前围着三个儿子，他媳妇往灶膛里添柴，大锅里炖着肉，满屋子都是白茫茫的热气。大儿子蹲在门口劈柴，二儿子在院子里的井台上洗手，三儿子趴在桌边等开饭。那时候他坐在堂屋的正位上，面前摆着酒，没人动筷之前谁也不敢先碰那盘菜。那些年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是皇上，几个儿子给他撑腰，他在村里横着走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坐在一个人对着一锅白菜汤的灶房角落里。

正月里大儿子来看过他一次，拎了一箱牛奶一箱饼干，在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大儿媳站在院墙外面没进来，催了两声“走了走了，孩子在家等着呢”。赵建国把那句“爸你自己注意身体”撂在门口，转身走了，脚步声在结了冰的路面上咔哒咔哒响了七八下，然后被院门关上的声响截断了。

二儿子整个腊月没回来。腊月二十九那天赵建军打电话说“爸，今年我媳妇娘家那边有事，年夜饭你自己弄点好的”，话说到一半被旁边谁催走了，电话就挂了。赵德福听着那声断了的忙音，低头看着灶台上那棵蔫了的白菜，拿起来想切，手里的菜刀在案板上停顿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把白菜放回了案板角上。

三儿子倒是回来了一趟，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他骑摩托车来的，在后座上绑了一袋面、一桶油，还拎了一条鱼。三儿媳没来。赵建民把东西搬进屋，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说了句“爸你瘦了不少”。赵德贵坐在灶膛前面，抬头看着这个最小的儿子——以前他最疼老三，因为老三嘴最甜，会哄人。可此刻老三站在他跟前的样子，跟小时候趴在桌边等开饭的那个孩子判若两人。他看了儿子一眼，低头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火苗舔了一下他的手指，他没有缩手。

“你妈在的时候，你回得比现在勤。”他低着头说。

赵建民站在灶房门口，没有接话，过了半晌才开口：“我那边也忙，孩子上学、媳妇上班，走不开。”

他放下东西，在灶房门口站了片刻，又往里挪了半步，鞋底踩在干柴上发出一声脆响。那声响在空荡荡的灶房里格外清楚。赵建民把手插进口袋里，又抽出来，隔了一小会儿还是没往里走。

“爸，那我先走了。”

赵德贵没抬头。灶膛里的火又暗了一些，他伸手拨了一下，火星子溅出来落在他的手背上，烫了一下，他也没喊疼。赵建民站在灶房门口看了看他，像是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出了院门。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在巷口响了一下，然后越来越远，直到完全听不见了。

四

开春以后赵德贵的身体更差了。腿肿得穿不上以前的鞋，只能用剪刀把鞋帮剪开一道口子套进去。他去镇上的卫生所拿了点药，大夫让他去县医院好好查一下，他没去。不是不想去，是去了没人陪。以前他带着老伴去医院，老伴走不动了他背着她上下楼。现在轮到他了，三个儿子没人提这个话头，他也不好意思开口。

有一天赵德贵出门买盐，路过村口老槐树底下，看见几个老汉在下棋。他走过去站了一会儿，有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回去了。以前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让座、让烟、让话头，那会儿他觉得那是当然的，是三个儿子给他挣来的尊重。现在他站在棋摊旁边，那几个人该下棋下棋，该抽烟抽烟，没人招呼他。他在旁边站了大概两三分钟，也没有人特意让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他站了一会儿，自己走了。走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可灌进他耳朵里了——“他家那几个小子，没一个管他的，当初横成那样，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人。”

赵德贵没有回头，也没有放慢步子。他走回老屋的路上碰到一个人挑着水桶从井台那边过来，他侧身让了让，那人走过去以后脚步也没有停。以前他走在村路上，横着走都没人敢挡他的路。现在他侧着身让人先过了，那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站在路当中，摸了摸自己大衣内侧那个缝了补丁的口袋——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钞票，那是他出门前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翻了好几层才凑够的买盐钱。风从路面上横着刮过来，把他棉袄下摆掀起来又落下去，他的背已经弯了，看人的时候得稍微仰一点脖子才能对上视线。

他走回自家院门口，推开那扇铁门。铁门合页锈了，发出吱呀一声长响，关上以后院子里剩下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和咳喘声。

夏天的时候赵德贵摔了一跤。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偏了，他往前一扑，膝盖磕在石阶上，起来以后左边膝盖肿得跟馒头一样大。他在地上坐了大半天，试了几回都没站起来，最后是隔壁的刘婶子听见动静过来把他扶了起来。刘婶子给他倒了杯水，问他要不要给儿子打电话。他想了想，摆了摆手。刘婶子没再问，出门以后跟人说了一嘴，传着传着，大儿媳知道了，主动打了电话回来，话里带刺：“爸，你摔了怎么不跟我们说？回头人家又该说我们不孝顺了。”

赵德贵在电话这头说：“没事了，刘婶子扶我起来了。”大儿媳又说了几句场面话，让他注意身体，电话就挂了。赵德贵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子上搁着那杯刘婶子倒的水，水早凉了，他没喝。

到了秋天，老屋的房顶漏雨了。有一场大雨，雨水从瓦缝里灌进来，滴在堂屋正中间的地上，在青砖上砸出深深浅浅的凹坑。赵德贵找出一个脸盆接水，水滴在铁盆里一声一声地响，从白天响到夜里，他一整夜没睡。第二天他给三个儿子分别打了电话，说了房顶漏雨的事。大儿子说：“我这边手头紧，找人修得花不少钱，你先拿塑料布垫一垫。”二儿子说：“我最近在县城接了个活，实在走不开，你先自己想办法。”三儿子说：“爸，我跟你说了我这边也紧张，要不你先从村里找人修了，钱回头我跟你平摊。”可那个“回头”一直没回。

赵德贵站在滴水的房檐底下，听完了三个儿子的电话。天上还在飘着毛毛雨，把他的肩膀洇湿了一大片。他把手机收进口袋里，走到屋后那棵老榆树底下，从杂物棚里翻出一卷塑料布和一把梯子。梯子有些年头了，踩上去咯咯响。他扶着梯子慢慢爬上去，一只手攥着塑料布，另一只手抓住房檐边沿。雨水顺着瓦缝往下淌，把他的裤腿和袖子全打湿了。他在房顶上蹲了大半个时辰才把漏雨的地方遮住，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梯子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走回屋里。

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看着屋顶那一片新盖上去的塑料布在风里鼓起来又落下去，像有人在上面反复踩着一块破旧的地毯。他盯着那鼓动的形状看了很久，翻了个身。炕是凉的，他铺了两层褥子，可被窝里一直不暖。他缩在里面，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小儿子高烧不退，他背着他走十里地去镇上的卫生所。那天下着大雪，他在前头走，大儿子在后面给他打手电筒，二儿子在旁边替他挡风。三个儿子把他围在中间，他背上的老三烧得滚烫，可他感觉不到沉，浑身全是使不完的劲。

那股劲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五

去年冬天，赵德贵走了。

走之前三天，他让隔壁刘婶子帮忙给三个儿子各捎了一句话：“让他仨回来一趟，我有话说。”大儿子没回，二儿子没回，三儿子也没回。刘婶子后来跟我说，她站在赵德贵床前，看着他把三张存单摆在枕头边上，小声数了一遍，又码整齐了。那是他这辈子攒下来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不到两万块。他把存单搁在枕头下面压着，像是等什么人回来拿。

第四天早上，刘婶子去给他送粥，推开门看见他靠在炕头，人已经没了。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枕头边上压着那三张存单。他面前放着一壶凉透了的茶水和一个空杯子，杯壁上还有一道没洗干净的茶渍。

丧事是村里人帮着办的。三个儿子终于到齐了，都回来了，穿着黑衣裳，在灵堂前并排跪着，头低着，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来吊丧的人不多，灵堂门口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跟赵德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