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欧元下的“隐身”工人：乌克兰重建会议，为何成了利益集团的独角戏

• 格但斯克重建会创纪录，却几乎没有工会席位，工人被排除在讨论外
• 160多项协议总额超100亿欧元，但多用于生存而非真正重建
• 新劳动法草案强化雇主权力，工会称其削弱集体合同和工人权利
• 关键基础设施被视为少数可私有化资产，工人却难参与决策
• 重建争议核心已转向：谁能塑造战后经济，谁被挡在门外

6月底，在波兰格但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200多家企业到场，其中82家来自乌克兰。但在乌克兰83个行业工会中，没有一家获得展位，更不用说坐上主要讨论环节。这种不对称意味深长。对乌克兰的劳工活动人士来说，参加这场会议更像是一次“冷水澡”。

被“团结”包装起来

乌克兰生产者、企业家和移民工人工会的娜塔莉娅·泽姆良斯卡说，问题很清楚：“如果人们现在只是被当作用捐助资金浇筑混凝土的便利原材料，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听劳动权利、工作场所安全或体面工资的讨论？”这句话更准确地概括了会场里的现实。

按照多方说法，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规模最大的几场重建会议之一。除大量政府代表团、国际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在格但斯克参加为期两天的活动外，本届会议的与会人数和参会企业数量都创下新高，甚至还有一名前美国宇航员出席。

会议召开前几周，基辅决定以二战时期民族主义武装“乌克兰起义军”命名一支军事部队，此举在华沙引发紧张情绪，因为波兰认为该组织应对战时暴行负责。一些政界人士高调表态、退还奖章，也无助于缓和局势。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安德里·瑟比加最终都决定不出席。不过，这场风波最后几乎没有影响会议进程。

格但斯克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这场会议大量借用了这一象征意义。但会议对工会和乌克兰斗争的呈现，主要仍被框定为一场关于自由和价值观的斗争。在整套议程中，那些“维持国家运转”的乌克兰人，主要被当作劳动力、当作“人力资本”、当作需要从流亡中吸引回国的人口来讨论。

捐助方、政客和商界人士都在谈论工人，但工人自己却没有代表权。一个直观的数字是，7500名与会者中，超过5000人来自商业部门；而乌克兰工会人士只有寥寥数人，既未被邀请上台，会议走廊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发声的地方。

这种排斥并不完全来自外部。泽姆良斯卡本人说，乌克兰政府没有邀请工会，而工会方面也没有特别强烈地争取席位。最明显的例子是乌克兰工会联合会主席谢尔希·贝佐夫。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负责人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前往格但斯克的行程。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介入围绕乌克兰起义军的象征性外交争议，而不是在这场他自己也认为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推动保护工人权利和发展社会对话。

今年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以160多项签署协议收场，总金额超过100亿欧元，尽管这并不是迄今为止最亮眼的一次成果。其中约30亿欧元来自欧盟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贷款工具，而这项工具并不主要用于战后重建，其大部分资金被指定用于财政稳定、能源韧性和国防开支。换句话说，这笔钱更多是在帮助乌克兰生存，而不是恢复。

官员们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设想：在欧盟下一轮7年预算中设立1000亿欧元的“乌克兰储备”。不过，欧盟委员会邻国和扩大谈判总司乌克兰事务处主任安娜·雅罗斯-弗里斯明确强调，这笔资金将严格附带条件，前提是基辅落实规定的反腐改革并回应法治问题，而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无论如何，这些数字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都大得惊人。世界银行目前估计，乌克兰重建总成本已超过5800亿美元，约为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与这个数字相比，一场以数百亿规模计的会议，无论出席人数如何创纪录，都很难称得上是一套真正的方案。

劳动法才是真正的考验

如果想知道乌克兰政府究竟多重视它反复提到的工人，就不能只听表态，而要看眼下正等待议会表决的法案。今年年初以来，一场严重冲突已经展开，但在格但斯克会议上几乎没有被提及。基辅提出的新劳动法草案，倾向于让个别合同凌驾于集体合同之上，赋予雇主在解雇和工时安排上更大灵活性，也让产业行动更难实施。

乌克兰副经济部长达里娅·马尔恰克为这项法案辩护，称其是早该进行的“现代化”，并指出乌克兰现行劳动法典可追溯至苏联时期。但她的说法略过了一个事实：邻国波兰也曾更新大致同时期通过的劳动法典，却并未拆除对工人的核心保护。她也没有回应草案中那些明显把权力转向雇主的具体条款，而更愿意谈论更大的灵活性，以及一些次要改进，例如允许3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出国出差、启用数字化劳动合同、将最低年假延长4天。

议员、独立工会联合会主席米哈伊洛·沃利涅茨的说法更直接。他称，这项草案是在向潜在投资者发出信号：乌克兰将为他们提供数百万廉价且权利被剥夺的工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把乌克兰变成劳动营——让乌克兰人在没有权利的条件下全天候工作，这样你们在我们的市场赚钱才更有意思、更有利可图。”他借此讽刺西方企业施加的压力。沃利涅茨还认为，这份草案是在外国资金支持下起草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商界，而工会和人权团体的担忧则被直接无视。

事情本不必如此。去年的罗马会议曾让人看到制度性突破的希望：政府、雇主和工会郑重签署了一份三方备忘录，承诺未经工会同意，不会推进任何劳动法修改。正如泽姆良斯卡所说，这份备忘录看上去像是真正的保障，能防止如今这种悄无声息、关起门来改写劳动法典并送交表决的做法，是对社会对话的坚实承诺。

但如今，这一承诺正被公开无视，而乌克兰未来融入欧盟的前景却不断被拿来当作改革理由。与此同时，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仍然只是“虚构数字”，与人们实际维持生活所需毫无关系。

劳动法律师、社会活动人士维塔利·杜金认为，外部并没有施加任何迫使乌克兰这样做的压力。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早在10多年前就不再以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为评分标准，也没有人要求乌克兰为了推进加入欧盟而优先进行这类改革。无论是什么在推动这部劳动法，都不是布鲁塞尔拿枪顶着基辅的头。这看起来更像是本土推动的结果。

基础设施的出售

会议上的同样失衡，也出现在其他议题上。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乌克兰企业催化投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物流。基辅方面展示了30个总值50亿美元的项目，并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获得至少5亿欧元的定向投资。

杜金对此的解读颇为沉重。他说，在乌克兰寡头经济的大部分资产已经被瓜分或被战争摧毁之后，关键基础设施成了为数不多仍可用于私有化和盈利的资产。通常而言，这些企业原本就不是为了盈利而设计的。强行把它们纳入商业模式，可能带来那种最先冲击普通家庭的费率上涨；而仓促推进特许经营带来的风险，也不只是金钱问题，还可能是真正失去国家对维持国家运转系统的控制权。

维持这些基础设施运转的工人在战争中承担了巨大风险。但杜金提醒说，那部旨在提高因炮击受伤者赔偿的法律，其落实几乎被搁置了3年，恰恰因为它所针对的人在作出决定的桌前没有席位。格但斯克重建会议只是把这种缺席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了一遍：基础设施工人至多只是别人讨论的对象。

一个值得回去的国家

围绕劳动法的争议，以及围绕谁来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争议，背后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研究人员尼娜·波塔尔斯卡在一场分论坛上提出，重建如今主要是以投资、制度和基础设施的语言来讨论的。但真正的问题是，数百万乌克兰难民被要求返回的，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更高的工资很重要，但单靠工资并不能解释一个人是否会回国。这个决定还取决于住房、学校、医疗、交通和托育。副经济部长马尔恰克在另一场会议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当政府行动能帮助更多人想象自己在乌克兰的未来时，这些行动才有意义，而这取决于就业、照护服务和住房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其中任何单一因素。就连现任总理尤利娅·斯维里坚科也早已明白这一点。3年前她担任经济部长时就已指出，如果没有工作岗位、重建后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等待着他们，乌克兰“流失”的人力资本不会回来。

问题的规模极其庞大。仍有400多万难民留在欧洲。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模型推算，即便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未来几年回国的人也只有大约三分之二；如果只是脆弱和平，回国比例还不到一半。尽管如此，会议主论坛几乎把这一切都当成脚注处理：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资金上，而乌克兰人本身大多只是作为完成这些项目所需的劳动力被提及，而不是作为拥有自身利益和诉求的人。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杠杆，在主会场也几乎没有得到关注：公共采购，以及对参与公共合同的企业附加条件。波塔尔斯卡认为，这不是一个狭义的成本效率技术问题，而是塑造重建后劳动力市场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前提是它奖励公平工资、体面条件、学徒培训和本地就业，而不是简单地把合同交给报价最低者。但会议上没有人讨论如何这样使用它。

谁有权决定

泽姆良斯卡对这场会议的最终评价很难反驳：对官员和资本而言，普通乌克兰人适合出现在合影里，也适合写进向欧洲捐助方汇报“公众参与”的报告里。但一旦真正到了分配数十亿资金的时候，大门又会对他们关闭。

维塔利·杜金则仍保留着更乐观的解读。他认为，工人在战争中赢得的公共认可，尤其是那些在炮火下维持关键基础设施运转的人，最终会让人们无法永远压制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合理的希望。但从格但斯克会议所呈现的情况看，这还不是现实。

乌克兰的重建，正逐渐变成一场关于谁有权塑造战后经济的争夺。而眼下被挡在门外的人，恰恰是在各国代表团离开之后，仍将留在那里重建这个国家的人。

作者：奥列克桑德尔·基谢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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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Who Is Ukraine’s Recovery Really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