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号机密”到暗夜电波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环球人物）

·左图为青年时期的陈为人，右图为中年时期的韩慧英。他们投身隐蔽战线工作，陈为人又英年早逝，遗憾未能留下一张合影。（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此后唯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

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

则自当愧死。”

作者：许晔

6月的长沙，暑气早早笼罩街巷。92岁的陈力拄着拐杖下楼，特意到门卫室嘱托：“环球人物记者一会儿来访，劳烦放行啊！”

这位随和的老人来自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她的父亲陈为人、母亲韩慧英，故事被改编为沪剧《一号机密》；二姨韩慧如、二姨父秦鸿钧，是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参照的重要原型人物。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不少，一家都是传奇的却不多见。

·2026年6月，陈力在长沙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环球人物记者 许晔/摄）

陈力3岁时，父亲牺牲，母亲几乎不曾讲起那段隐秘而壮烈的岁月。直到1960年，陈力见到二姨，才在一次次谈话中拼凑出父辈“沉默的荣耀”：父亲呕心沥血守护中央文库，年仅38岁便撒手人寰；二姨父倒在黎明前夕，牺牲时距离上海解放仅剩20天。

“先有国，才有家。他们用一生践行了对党的承诺，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珍惜呀。”晨光里，老人缓缓道来。

以下是陈力对环球人物记者的讲述。

保护“一号机密”

1927年中央特科成立，1932年我父母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当时，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在中共中央机关转往苏区前夕，我父母接到任务：留守上海，保管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是党的第一个核心级别档案库，由周恩来、瞿秋白筹划创建，收藏着党中央早期革命活动的珍贵资料，也被称作“一号机密”。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将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组织选我父母担此重任，是因为他们政治上非常可靠——我父亲是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曾三次被捕入狱，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我母亲1925年入党，后来在沈阳为营救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不幸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南红（意为当时中国南方也“红”了起来）。他们以前主要在北方活动，在上海是“生面孔”，而且能以家庭为掩护，更便于行事。

接管中央文库后，父亲对母亲说：“万不得已时，宁放火烧楼，与文件俱毁，也决不让敌人得到它们。”两人在屋里放了一个火炉，时刻准备着与中央文库共存亡。

他们明面上开了家湘绣批发店，实际上分工明确：父亲对内，不和外面任何人联系，不参加党的会议和社会活动，专心管理文库；母亲对外，与代号“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保持单线联系，及时调进、调出文件。

文库目标小，才更安全。每当夜幕降临，父亲就开始忙碌：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空白宽边剪掉，把厚纸上的文件抄在薄纸上……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原本20多箱的文件被压缩成6箱。

谨慎起见，他们隔段时间就搬家。有一回搬到法租界，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太，她的儿子是巡捕。敌人怎么能想到，巡捕家楼上就藏着共产党的重要档案呢？要做好隐蔽战线工作，真是得胆大心细！

1934年，我出生在这个房子里。白俄老太太挺高兴，一直喊我玛丽。父母为了文库的安全，要和她搞好关系，真给我取名“陈玛丽”。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一看到就想起国家受制于人的岁月。30岁那年，我给自己改了名——陈力，力量的力，我们的国家有力量打败敌人，有力量建设新中国。

·1960年，陈力到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寻找父辈记忆。

母亲“消失”之后

1935年2月，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张唯一突然被捕，没能及时将暗号取下。母亲按原计划去接头，被特务抓住。她一边哭一边解释，自己叫“王英”，刚从乡下到上海，走到这里是找错人家了，又趁敌人不备，将身上的文件塞进墙角被翻查过的书堆里。

母亲没按时回家，父亲知道出事了，立刻带着文件和3个孩子搬家。大哥陈爱昆6岁，二哥陈爱仑4岁，我才1岁多。我们搬到了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房租特别高，一个月要30多块银圆。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又没有经济来源，连吃饭都困难，哪有钱交房租呢？

迫不得已，他给二姨写信，说我母亲病重，请她来探病。二姨在河北当小学老师，收到信后心急如焚，一放暑假就揣着几年的积蓄赶来上海。知道实情后，她留了下来，接替我母亲的工作，想方设法与党组织重建联系，然而未果。

二姨带来300多块银圆，父亲不让改善生活，要留作房租。“万一没钱交房租，被迫临时搬家，导致任务失败怎么办？”

为了生活，大人小孩的衣服当了，连酱油瓶也拿去换钱了。唯一没动的是楼下客厅，因为来往的人能看到陈设，还得伪装成有钱商人家里客厅的样子。至于吃饭，父亲趁着菜市场快收市时，去偷偷买点没人要的红薯。

那时饿啊，我天天哭。有一回，我大哥也饿狠了，看锅里还有粥，闹着要喝，父亲哄他说：“我们是吃点心啊，点心点心，就是只吃一点点，不能吃饱的。”

为了分散注意力，父亲就领着我们跳舞。他根本不会跳，歪七扭八地乱跳，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也就忘了饿。

父亲心里的弦其实绷得很紧。他认真嘱咐我哥，如果有邻居打听“怎么好久没看到你妈”，一定要回答“妈妈和爸爸吵架，回了娘家”。晚上，他和二姨配合，继续整理文件，如果腾出箱子，还能卖钱买米。

留下“开箱必读”

1936年初，敌人一无所获，终于将母亲释放了！

她和二姨分别到两所小学做老师，家里的条件好转。更重要的是，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和原中央特科留守上海的负责人徐强接上了线。

但此时，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几次入狱受刑，早埋下了病根。他在病中写下一份“开箱必读”，详列了中央文库的查阅须知及文件目录。等移交完文库，他就因肺结核吐血昏倒。

组织上告诉母亲：“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然而病未见好，父亲就离开了医院，说是好像有医生议论自己：“我怕出什么问题，就回来了。”二姨信以为真，但母亲后来说，这其实是父亲编的，他是怕党组织为他个人花太多钱。

为了孩子的健康，父亲单独借住到隔壁楼的一间小屋里。预感自己即将离去的那天，他躺在床上四处张望。母亲明白，他是想再看一看孩子，便要叫我们过去。父亲摇摇头，拦下了：“别传染给孩子……”

·1937年，陈力（中）与哥哥们在上海。为了隐蔽，父母带着他们四处漂泊。

1937年3月的一个晚上，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强忍着眼泪。二姨忍不住哭出声，母亲立刻捂住她的嘴：“被邻居听到，人家来看热闹，死人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要出问题的呀！”

时至今日，我仍会想起父亲入党前写下的誓言：“何以解决本身问题，何以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曰：此后唯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

父亲如此说，也一生如此做。

二姨家的电波

父亲去世后，母亲将我们兄妹三人送回他的家乡——湖南江华，便准备返沪工作。然而母亲因敌情滞留长沙，后又因长沙大火，与党组织失联。那时我身体不好，二哥也差点病死，母亲自此留在了江华。她至坚至韧，但有一回我又病了，迷迷糊糊中感觉脸上有水，发现母亲竟抱着我在哭。

二姨在上海久等我母亲不归，陷入迷茫。这时，曾为我父亲看病的李德生同志牵线搭桥，介绍她与秦鸿钧结为伴侣。婚后，二姨才知道，二姨父的任务是建电台。为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糖果公司，二姨就在家扮演不工作的富太太。

·1941年，秦鸿钧、韩慧如及其子女。（秦鸿钧之孙秦岭供图）

等到夜幕低垂，两人开始工作：把机器从煤球箱的夹层里拿出来，接好天线、插上听筒，二姨父戴上耳机收发报，二姨负责警戒。一旦有风吹草动，两人要迅速应对。

提起二姨父，二姨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不容易”——他只上过4年私塾，为了党和国家，不顾危险翻山越岭，到苏联啃下了无线电收发报的知识；没有现成的机器，他就靠淘来的地摊零件，硬“攒”出一台收发报机；为了提高水平，他反复苦练使两只手都能发报。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秘密电台的通联任务更繁重。根据组织安排，他们变换身份，二姨父白天需要休息，明面上就当个失业者；二姨则到小学任教，同时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接送文件。

听二姨讲，接送文件也极讲究。文件少时，可以放在信封里，装作帮人转交信件；也可以放在零食里，边走边吃，两人装作偶遇，随手递给对方吃，文件便送出去了。文件多时，她就要把它们装进香烟或糕点盒，再配上其他东西，装成送礼的样子。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二姨父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几乎每天通宵达旦地工作，时间一长，口中生疮，两条腿也关节痛。二姨劝他休息，他指了指耳朵笑着说：“只要这里不出毛病就行。”

二姨父习惯每年都把工作的阁楼重新粉刷一遍。但这年年底，他决定不刷了，不是因为忙和累，而是他相信“上海可能要解放了”。

黎明到来前后

黎明的确快要到了，二姨父却没等到。

1949年3月的一个下午，本该在上海的大哥急匆匆跑回湖南老家，关上房门和母亲小声说话。我在门外，听不清内容，只听见母亲的小声啜泣。多年后我才知道前因后果——

母亲与党组织失联后，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1946年，她让我17岁的大哥去上海找二姨参加革命，完成父亲的未竟之志。但二姨、二姨父工作机密，大哥只能先到一家制药厂上班，每周六去二姨家坐坐。

1949年3月17日深夜，由于发报时间过长，二姨父的电台被敌人的无线电侦测仪锁定。二姨听见屋外的动静，立刻发出警报。二姨父迅速拆了机器，销毁密码本和文件。在十几个特务的包围下，两人被捕了。

出事后的那个周六，我大哥恰好没去二姨家。等听到消息，他到二姨的邻居家打听情况。邻居讲完，就劝他赶紧离开上海。知道他身上的钱远远不够，邻居还把手上的金戒指扯下来，给他当路费。

大哥捡回一条命，而二姨、二姨父在狱中饱受折磨。为了突破二姨的心理防线，敌人让她眼睁睁地看着二姨父受刑。二姨父被绑在“老虎凳”上，鼻子里被灌辣椒水、身上被粗木棍打，一次次晕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血水汩汩流出……但他们始终守口如瓶。

5月7日，二姨父英勇就义。5月25日，趁敌人撤退混乱的机会，二姨和狱友们成功越狱。两天后，上海解放。

不久，组织寻回了二姨父这批烈士的遗体，并拍了照给家属辨认。二姨给了我一张，照片中的惨状很多人不敢看。我和二姨父从未见过面，收到那张照片时，我却像见过了——那样一位勇敢的、有信仰的、无惧生死的共产党员！

父亲和二姨父去世后，母亲和二姨都不曾改嫁。1964年，母亲写下了一些回忆， 袒露她对爱情和革命的想法，最叫人动容的是最后那段话：“可以告慰为人的是：他昔日的理想，在中国实现了；他的3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为革命在工作；作为他的爱人和战友，我抚心自问，自从守着他断气以后到现在，对革命，对死去的他，一如当初，心无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