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首次！日本要建中央情报局，再不管东京都成间谍天堂了！

《纽约时报》认证的“间谍天堂”是哪里？答案你可能没猜到，是东京。

2026年7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让日本政府如坐针毡的调查报道。

报道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数百名被西方国家驱逐的俄罗斯间谍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移到了反间谍法律薄弱的日本。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的资深军官，甚至在日本最大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的东京办事处伪装成员工开展活动，在日本购买高科技设备等物资，并通过俄航合作企业走私至俄罗斯。

更令日本难堪的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数据——据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中，10枚就有9枚含有日本零部件。

这意味着，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未能阻止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反而在客观上成为了俄罗斯维持对乌作战的“关键补给站”。

《纽约时报》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

日本之所以沦为“间谍天堂”，根源在于二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事实上，战前日本的安全情报体系曾十分强大，但在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期间遭到直接瓦解。

日本情报机构在二战期间（如著名的“特高课”）的所作所为给日本社会留下了严重伤痕，导致战后长期国内几乎无人支持成立独立的间谍机构。

此后的数十年里，日本的情报体系呈现典型的“九龙治水”格局——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及其他国家安全部门各自参与搜集和分析敏感情报信息，但几乎不会跨部门分享情报。

这种碎片化的情报体系，使日本特别容易受到外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政治人物、学者和记者容易被收买，外国特工则可以不受惩罚地活动。

安倍晋三在2013年重登首相大位后，曾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试图扭转日本“机密泄露大国”的形象。

但这一努力显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高市早苗上台后，决定走得更远。

2026年4月2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5月27日，参议院以187票赞成、58票反对通过该法案，完成立法程序。

高市早苗在法案通过后对媒体表示：“这是强化日本情报功能改革的第一步。”

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双层情报架构——

上层是“国家情报会议” ，由首相亲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法务大臣等9至11名内阁要员。

该机构负责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反恐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议题。

下层是“国家情报局” ，作为执行机构设在内阁官房，由现有“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升格而来。初期编制约700人——其中警察厅出身约180人、防卫省约100人、外务省约50人。

但新机构将改变过去主要从公务员系统借调的做法，首次大规模聘用具有AI、网络与外语能力的民间人才。

国家情报局的预算约为4.07亿美元，预计2026年12月前正式运作。该机构将成为日本情报搜集与分析的核心，协调日本政府内部约3.3万名情报相关人员的工作，并直接置于首相的管理之下。

这还没完。高市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底前设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并推进制定《反间谍法》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建情报体系的过程中，高市政府正在积极寻求西方盟国的协助。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领导人近几个月私下接触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就技术人员配置与工作重点寻求建议。

澳大利亚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澳大利亚驻日大使安德鲁·希勒（Andrew Shearer）曾于2020年至2025年12月担任澳大利亚国家情报总监。

他表示，日本的情报能力“已经停滞数十年”。高市今年5月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当面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任命了一名具有情报工作背景的大使。

德国方面，联邦情报局（BND）负责人近期到访东京，部分目的就是讨论日本的新情报机构以及如何改善两国之间的情报分享。

至于日本“离不开的老大哥”美国，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情报官员已就网络防御系统、打击产业间谍活动、如何加强审查外国投资等向日本提出了具体意见。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支持这一“大动作”。

法案在国会审议期间，日本民众在国会大厦附近高举“反对国家情报局监视公民”的标语牌抗议。许多人担忧，情报机构缺乏独立监督机制，会导致民众遭到无端监控，严重侵害言论自由与个人隐私。

日本律师海渡雄一公开表示：“必须明确规定行为准则，指出不得获取涉及个人隐私的核心信息。”

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议员福岛瑞穗指出，日本战后决定不设立独立情报机构，正是吸取了二战的历史教训。她认为新机构可能侵犯隐私权并导致更大规模的国家监控。

为安抚反对声浪，众参两院委员会通过了法案的附带决议，要求政府注意避免无端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也不得进行损害政治中立性的情报收集活动。

但批评者指出，这些“软约束”在实际操作中能发挥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数。

从地区安全视角看，日本设立中央情报机构绝非单纯的行政改革。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专家指出，此举意在“加强首相官邸主导的情报活动”，所获情报资源将为日本海外军事行动提供直接支撑。

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再军事化”从单纯的“硬件扩军”迈入全域联动、体系化备战的新阶段。

加上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动作，其“情报先行”的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

正如有分析所言，这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暗藏颠覆战后秩序、搅动地区动荡的巨大隐患。

日本能否凭借4亿美元和700人编制摘掉“间谍天堂”的帽子？目前看，答案并不乐观。

机构能否真正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情报共享？

《反间谍法》能否在保障安全与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

西方盟国的“经验输出”是否另有所图？

这些问题，远比高市早苗设想的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