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民国时期县分等制度解析，湖北、湖南、山西、陕西、广东、广西各省具体划分方式是什么？
1931年7月的南京城闷热难当，内政部会议室里却人人紧盯墙上一幅巨大的彩绘中国舆图。桌旁传来低声探讨——“若按三等划分，湘北那几个县显得局促。”“不妨增设四等，给地方一点回旋。”短短几句，道破了此后近二十年县分等级的核心矛盾：标准一致，现实多样。
清末县制承袭千年旧格局，疆域、人口、税赋失衡严重。北伐甫定，南京国民政府决心削减旧府、道，突出县一级，重塑基层行政。7月7日公布修订《县组织法》，明确“县以区域、户口、财赋、事务繁简为分等依据”，原设三等，不久又默许各省增减档次。法条篇幅不算长，却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各省，“省政府按本地情形，自定等次”。一纸下发，湖北、湖南到西北高原的官署同时接到任务，各省掀起了一轮测绘、统计与角力。
中游地区最先交卷。湖北对比长江水运与汉水支流的通达程度，将武昌、汉口等10个要地列为一等，二等24个，多为工商业新兴县；三等35个，遍布丘陵和鄂西山区。数字背后，是“铁路—码头—税关”三点一线的经济版图。一江之隔的湖南更激进，22个一等县几乎把湘江沿岸排了个满，长沙、衡阳、常德无一缺席。省府档案显示，这些县占全省岁入的四成，县长俸给也随等级直线上扬，可见财政导向下的行政倾斜。
沿海的广东则呈扇形分布。一等17个，多聚集珠江口；51个三等县散落于粤北山岭和雷州半岛。省政府备忘录里一句颇醒目：“海关、侨汇、盐厘，皆属首等计。”换言之，外贸和食盐专卖两大财源决定县的身价。与之相邻的广西却另起炉灶，硬是把县分到五等。一名调查员在桂林街头感叹：“同在一省，田阳四等，梧州却一等，差别大得像跨越两国。”五级制并非炫技，而是因山区、盆地、少数民族聚居区交错，行政半径若不切细，县府根本管不过来。
“张处长，这样分，会不会让下等县心生怨气？”有人在省府茶歇询问。“等级非褒贬，乃量能授职。”对话虽轻，却道出当局的自我辩解。然而，山西的经验给了另一种答案。太行、吕梁把县域切割得支离破碎，22个一等县星罗棋布，42个二等密集环绕，41个三等如碎玉点缀其间。档案里不断出现“财政自给困难，亏绌需垫”字样，越到下层越捉襟见肘，反映了“等级高低≠充足资源”的吊诡现实。
走进西北，高原与黄土高坡拉长了行政的影子。甘肃选择“三三四一”格局，一等县只有6个，多守在古丝路节点；其余大多二等，兼有19个三等县。更复杂的是陕西。秦岭、陕北高原、关中平原三种地形并置，使得六级县制应运而生：五、六等县加起来38个，占比过半。至1945年后，略阳仍挂着“未定等”牌子，原因无他，战时人口剧减、地形险恶，省府干脆按“暂缓定级”处理。
若把各省总表并排，会发现两条线索：一是水陆交通枢纽与经济中心往往占据高等；二是民族杂居、高山荒原的地方被放在末等或干脆留白。县分等因此成为一面镜子，映出区域发展的褶皱，也揭穿了“法令一体”的理想。制度设计者试图用量化指标缝合不平衡，却没能给落后县带去等幅度的资源倾斜，反倒让差距在纸面上被官方化、固定化。
更大的问题是战乱与财政危机。太平洋战争后，湘、鄂多县税基骤减，县长薪饷拖欠数月成常态；广西山区不少四、五等县里，县长、警察兼差教书以贴补公费。等级一旦沦为虚名，制度的激励便化为枷锁。1947年，陕西麟游县报告称因“民困财薄”，宁可降级以减轻负担，可见县分等已到了自身难以维系的地步。
尽管如此，县分等级的统计与测绘为后来的区域变革留下了丰厚资料。1949年前后，新政权接管各地时，正是凭借那些详尽的“县情汇册”迅速掌握基层概况。换言之，这套制度虽未能完全兑现初衷，却在无意间为后继者铺设了数据基础，也让“因地制宜、分层治理”成为此后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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