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从荔枝种植，能看出唐朝兴衰？为何明末的鼠疫没传染八旗兵？

荔枝和柑橘这两种水果，在唐代很有名气。而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特别是盛唐和中唐的转变之快，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为什么从唐代荔枝和柑橘种植地的变化中，能看出这种变化？

荔枝名气大的原因，是源自唐诗所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都知道是杨贵妃和荔枝。

荔枝原产于两广，按照唐代的交通和保鲜技术，要想送到长安时还能保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从四川骑快马送来。

虽然唐代没有今天的栽培技术，但唐代四川靠北地方的气候，却可以种植荔枝。中唐时期有个诗人叫卢纶，所写的《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中描述：“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

意思是在蜀地旅途中的傍晚时分，由于湿热瘴气不适，暂且躲在荔枝的树荫下乘凉歇息。也就明确说明了在中唐时期的四川，不但有荔枝，而且种栽已经成林。

根据唐代史书的记载，前期唐朝的长安城，有19个冬天没下过雪。正是由于天气温暖，甚至能在长安城内种柑橘。

唐玄宗天宝10年，也就是公元751年，皇宫中的橘子树结了150个大橘子。唐玄宗很高兴，摘下来之后送给了众多大臣。为此唐玄宗李隆基还下了一道《答中书门下贺宫内柑子结实诏》。诏书中写有：“今黄柑数株，丹实盈条”。这在当时称为“德泽广被”，认为是种很好的祥瑞。

现代的农业科技已经知道柑橘类果树，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常绿果树。既然是亚热带，肯定对温度敏感。适合柑橘类生长的年平均气温是在 15～23度之间，而甜橙和蜜柑等品种，最适合在17～18度之间。从中可以看出，柑橘树非常怕冷的。

从中可以推断出 ，唐代中期以前的北方，整体上属于偏温暖的气候。不仅是可以种有柑橘，当时长安城还有成片的梅树。

但现在的西安气温无法露天种植，因为西安冬季的最低气温经常能到零下10度，远超过了橘子树露天种植越冬的需求。也就是说今天的西安，比唐代要冷得多。

正是因为唐代的气候温暖湿润，伴随而来的充沛降雨，足够滋润所有农田。而黄河又水量丰足，稻麦可以每年两熟。当时的竹子生长，最北能到陕西北部，而农业的耕种面积，扩大到了河套地区，这些都为盛唐奠定了实在的基础。

唐宋时期的荔枝种植地，包括现在的成都、重庆、涪陵、乐山、宜宾、泸州、雅安和万县等地。现在荔枝种植的最北方是在四川的泸州，还只是种植荔枝的“次宜种区”。

这种变化是从唐代的中后期，大约从公元751年开始，冷气候开始逐渐加剧。除了荔枝种植南移之外，还带来的变化就是小麦和小米等农作物的歉收，还包括别的比较耐旱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开始缩减。到了公元800~840年之间，甚至出现了粮食不够吃的现象。

随着降雨的减少，晚唐时关中等地的水道航运开始缩减，连锁导致唐军边镇军粮的自给率，只有原先的五分之一左右。进而连锁导致公元900年的黄巢起义，成为大唐王朝崩塌的原因之一。

这种变化同样影响着北方的游牧部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游牧骑兵南下的次数越来越多，最终成为两宋王朝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明王朝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原因之一。

所以荔枝和柑橘种植地位置的南缩，本质是气候和温度的变化，进而变成了影响大唐王朝的兴衰。

而气候的变化，并没有因为王朝的变化而停止。到了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朝的兵线开始次第收缩，逐渐放弃了奴儿干、哈密等地，到了明代中期就连河套都放弃了。

此时的蒙古达延汗、俺答汗等等经常入侵南略。到了嘉靖时，甚至发生了“庚戌之变”，也就是公元1550年，俺答汗带兵直接打到了京师城下。

史书记载：“俺答取得极多之田赋，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之后而回还。”可以说损失极大。直到公元1570年，明嘉靖帝同意开放“互市”，并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为止。但此后的20多年里，俺答汗仍然连年南下，路上沿着长城一线掳掠。

而明军在此战之后，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设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又选各边镇精锐入卫京师。

造成庚戌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水草不丰，造成连年饥荒。俺答汗需要通过与明朝的贸易来增加实力。史书记载：“畜产减，民疫病，人心惶恐不安。”

再到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由于降雨的稀少，陕西北部也发生了连年大旱。从公元1637年到1643 年的7年时间里，黄河多条支流断流，河北的白洋淀以及所有河流都没水。

接着连带就是蝗灾，所谓大旱之后必大蝗。从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一直到1649年，从黄河到长江的中下游，几乎都发生过大面积的蝗灾。特别是陕西地区，史书记载当时庄稼的收成“亩不满斗”。

史书说在崇祯的元年，由于陕北大霜而粮食欠收。接着在崇祯三年，米脂夏秋无收，四年全陕大旱，五年一斗米售价八钱白银，六年旱蝗霜，赤地千里。

此时崇祯帝也因为对女真作战的原因，同意了刘懋的建议，决定通过裁掉一部分驿站，用以节省白银68万两。而裁掉的人中，就有李自成。

由于大旱，不仅造成了蝗虫的成灾，还造成了鼠害，进而瘟疫的流行，也就是鼠疫。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鼠疫在京城大规模，当时称之为"疙瘩瘟"。史书记载："呼病即故，不留片刻"，甚至有人"举茶打恭，不起而殂"，意思是刚刚还在端茶打招，瞬间就故去了。

史书描写京城内的情景：“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九门计数二十余万”。意思是路上都没有小孩玩耍，因病而故的人达到20余万。

第二年的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3月春天，李自成进兵京师。而此时驻守京师的明军三大营的10万人，只剩下的5万人了，并且大多患病。战马也从2万7千匹减少到1千匹，仅仅是充数而已，根本没有战斗力。

史书描写：“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意思是用鞭子抽一下才站起来，但马上又躺下了。明军因为鼠疫感染，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3月15日李自成抵达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居庸关，但整个关隘几乎却空无一人，驻守此处的明军监军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直接出降。

之后在3月19日，明军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开正阳门。李自成想象中的大战，并没有出现。因为此时城内是：“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没有一丝丝的生气。

其实，在这之前的崇祯十六年的秋天，京城之内就已经出现鼠疫，随着李自成进入城内之后，其所率的大顺军也开始面临鼠疫之患。

当年的4月，李自成与吴三桂大战于山海关的一片石，两军交战一天半后，大顺军又与清军相战半天，总共就两天时间，结局是李自成大败。当时李自成手下有一个将领叫李肖宇，率有兵丁1万3千多人，山海关大战之后，回到京师的只剩下1个厨子和2个家丁。

史书记载：“四月二十六日，闯从山海关归，步兵皆尽”。随李自成出征山海关的数万大顺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剩下骑兵7千名得以生还，可见损失之大。

为什么战力强悍的李自成大顺军，进入京师仅40天，就在山海关之战一触即溃？这除了指挥上的问题之外，还一个原因就跟疾病有关，使得战斗力迅速下滑。

那么之后攻入关内的清军八旗兵，有没有大规模感染鼠疫呢？答案是几乎没有。

有一种说法是八旗兵以骑兵为主，而鼠疫的传染源跳蚤，无法在马身上存活，所以八旗兵才没有被传染。其实不对，道理很简单，李自成和明军也有骑兵，为什么没有避免？所以这个道理讲不通。

‌马身上也有寄生的跳蚤，但跳蚤的种类有2千多种。而能够传染鼠疫的鼠疫蚤，一般只寄生在啮齿类动物上，特别是老鼠。当鼠疫蚤叮咬了感染鼠疫病的老鼠之后，再叮咬人，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感染。

也就是说，八旗兵虽然以骑兵为主，而且鼠疫蚤也确实不在马身上寄生，但八旗兵并不能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比如说俘获的大顺军或明军的战俘就有可能。

之所以八旗兵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是与八旗特有的行军方渔猎民族生活习性和行军方式有关。

八旗兵选取扎营的地形条件是背风、近水、远崖。而筑好营盘之后，严禁喧哗和走动。兵丁若没有将令，在白天私自在营内行走或高声说话，会被抽50下马鞭，而到其他营盘行走，会被抽70下马鞭。若是在夜间乱串和喧哗的，被巡营将军发现，可不必上报直接处斩。

另外，由于八旗兵是渔猎民族出身，又以骑兵为，所以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野外扎营睡觉方式。八旗兵自小就学会野外生活和捕猎技巧，在年满16岁后加入八旗兵之前，有一个类似考核的形式，就是要求独自在东北的森林中，生存至少1个月，这是从军的基本资格。如果没有通过，只能在后方加入类似后勤的杂役部队，而不是八旗的精锐。

有了这种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所以八旗兵在夜晚驻扎睡觉的时候，都会和自己的战马睡在一起。除了可以防范野兽，还可以起到快速反应的作用，这也是八旗兵的日常基本技能。也就是说八旗兵在驻扎之时，都是单人和战马在一起，人和人之间并不会混居在一个帐篷里。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反应迅速，遇到战况可以瞬间翻身上马作战，省去了扎营之后的集结、备马、披甲的时间。挨着马和搂着马脖子睡觉，还能依靠马的体温取暖。

而经过训练的战马，无论听觉和嗅觉，远比人要灵敏的多，相当于天然的警戒。这种扎营方式，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简单说，八旗骑兵和索伦兵在扎营时：兵不搭帐、马不卸鞍，器不离身。本意是为作战所用，却无意中起到了防止传染的作用。

这里要说明一下：战马在夜晚睡觉时，并不都是整晚都站着，是站睡和躺睡交替。

除此之外，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是于4月26日回到京师，并于29日匆忙登基称帝后，立即率部向西而撤。临走前下令：“分付阖城人等，俱各出城避难”，同时放火焚烧宫殿和城楼。

随军除了携带大量粮食、辎重和劫掠的财物之外，大将刘宗敏还下令强征3万多名劳工和年轻妇女随军而行。

而多尔衮率清军是在5月2日由朝阳门进入京城，此时城内所剩之人已经不多。庞大的明代皇宫，被李自成烧的只剩一座武英殿。之后，多尔衮下令将原京城所居汉人，全部限期迁往外城。

那么当时京师还有多少人口呢？由于兵荒马乱的原因，并没有确实的记载，但可以做一个推论。

根据史料记载：明崇祯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40年时，京城的人口大约在80万人左右。而到了清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此时离李自成撤走已过了6年，整个京师的人口只有51万。

如果减去八旗兵丁和旗人的30万人后，也就是说，当时京城剩下的人口，还不到20万人，这个人数还是6年后的统计。

正是因为人口变少，而且全部外迁，造成鼠疫的强度大幅下降。而内城又只有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兵驻扎。而且满蒙汉八旗兵丁与外迁的京师人员之间，在初期并没有实际上的交往。

再加上鼠疫杆菌更适应偏寒的环境，而清军进入京师和南下时是在5月，天气已经转暖。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就是八旗兵没有被感染鼠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