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少年下巴被打断！难民边境遭难，欧盟庇护制度被质疑？

“欧洲只属于基督徒，回你们穆斯林国家去。”苏丹难民M.Q.说，这是他试图在欧盟申请庇护时，一名克罗地亚警察冲他喊的话。随后，他“遭到殴打，手机、护照和钱被抢走，还被迫赤脚走回波黑”。

他的讲述，与多年来关于克罗地亚边境暴力驱离的诸多报告相呼应。人权组织、记者和监督团体记录了大量类似指控：克罗地亚边境警察通过这类做法阻止非正常越境，并阻碍人们进入庇护程序。

欧盟法律对庇护权有明确规定。1951年《难民公约》为逃离迫害的人提供保护，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保障庇护权。欧盟庇护规则要求，主管当局必须对每一份保护申请进行个别审查。

但M.Q.说，自己从未获得申请国际保护的机会。2023年4月，苏丹军队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爆发战争后，他逃离了北达尔富尔首府法希尔。那场战争引发大范围暴行，包括暴力、抢掠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达尔富尔地区尤为严重。

“如果不是担心性命不保，我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M.Q.一边在纸上画达尔富尔旗帜，一边这样说。他坐在树林旁的一片空地上。非政府组织“无名厨房”会在这里向住在利帕营地的难民发放衣物，并组织活动。

这处由集装箱搭建的营地，是波黑与克罗地亚边境附近的主要临时接待中心，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比哈奇23公里。根据难民的说法，这一位置使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既没有交通工具，也无法前往商店。比如，在遭遇驱离时，如果手机被没收或被偷，他们甚至无处再买一部新手机。

在这里，许多人被困住了，陷入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悬而未决状态。这样的经历在M.Q.的同胞中并不少见。25岁的A.D.来自南达尔富尔的尼亚拉，已经被驱离了4次。

“上一次我付钱给蛇头，坐车走。他们在正式边境口岸抓住了我，但我算幸运的。”他说这话时，正坐在伊扎契奇边境口岸与利帕营地之间的路边。

“当时看着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法打我。”从边境走回利帕营地大约需要9个小时。到那时，很多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喝上干净的水，也没有睡过觉，每走一步都比前一步更难熬。

外展小组天一亮就从比哈奇出发，沿边境巡逻到天黑。有些日子里，他们会遇到10到50名从边境线长途返回的人。这些人大多筋疲力尽、饥饿不堪，其中不少人急需医疗救助。

A.D.接着说：“我告诉边境警察，我想在欧洲申请庇护，但他们不让我说话。”“他们只是把我送回了另一边。我们3个人被塞在一辆卡车后面。”

A.D.说，他们遭到克罗地亚边境警察集体驱离，国际保护权利也被剥夺。他还说，自己已经在波黑待了两个多月，而此前几次试图进入欧洲时，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前3次我们都是穿树林走，第二次最糟。我们在寒冷中走了3天，还穿过了两条水道。”A.D.回忆说。其中一次穿越的是科拉纳河。近年来，已有多人在试图越过这段边境时死亡。

“克罗地亚警察抓住我们后，打了我们，还把我们的冬衣撕掉，让我们半裸着留在边境树林里。那时候是晚上。”他说。

最近一次驱离发生在4月，当地夜间气温降到大约4至5摄氏度。“我原以为，能离开苏丹，最难的部分就过去了。”他说，“但我3年多的旅程其实才刚开始。”

A.D.来自尼亚拉。这是达尔富尔最早落入“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主要城市之一。离开那里后，他先进入乍得，又到了利比亚，并在那里遭到民兵暴力对待。

之后，他乘坐一艘小船出海，在海上漂了3天后抵达希腊。从那里，他又经过北马其顿、科索沃、黑山，最终来到波黑。旅程的大部分路段，他都是步行完成的。

“我原以为能在欧洲找到喘息和庇护，但我遇到的只有殴打和伊斯兰恐惧症。”他说。除了苏丹人之外，每年还有数以千计的人通过非正常移民路线试图进入欧盟，西巴尔干路线仍是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作为欧洲接收寻求庇护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在2025年收到113236份首次庇护申请。申请人数最多的群体分别来自阿富汗23972人、叙利亚23256人和土耳其9801人。这反映出周边地区持续存在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危机和迁移压力。

不过，官方庇护统计只记录已经正式提出保护申请的人，无法呈现他们抵达欧洲国家前所经历的完整旅程。许多穿越过境国的人，在抵达目的地国家或进入庇护程序之前，都不会出现在官方数据中。

这种统计缺口在西巴尔干路线上尤为明显。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弗龙特克斯的数据显示，2025年，西巴尔干路线共记录到13987次非正常越境。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被发现的越境行为，而不是尝试踏上这条路线的总人数，因此只能呈现其中一部分流动情况。尽管如此，关于克罗地亚边境警察施暴的指控，已被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广泛记录。

在利帕营地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志愿服务协会”波黑协调员西尔维娅·马拉奥内说：“我们看到有人被警犬咬伤，有时伤口很深。我们收集到的证词还提到电击枪、警棍和胡椒喷雾的使用。”

该组织警告说，儿童是暴力边境做法和沿线保护服务缺失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除了在利帕工作，西尔维娅还负责这条路线沿线唯一一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中心的工作。

这处安全屋接收独自旅行的儿童，其中许多人都提到自己遭受了严重创伤，并指控克罗地亚当局对他们实施暴力。17岁的I.T.来自叙利亚东北部，15岁时第一次尝试越境。

西尔维娅说：“他来到我们这里时，下巴已经断了。克罗地亚警察用警棍重击他，伤得太重，他不得不接受手术修复下巴。”

当I.T.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眼里的恐惧和惊惶十分明显。他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是护照被偷走了。I.T.告诉《新阿拉伯人》：“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垮台后，我曾考虑回叙利亚，或者去土耳其与家人团聚。”

“但克罗地亚警察偷走了我的护照，所以除非我一个人徒步回去，否则我回不去。”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