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警二代”承认全部指控！受害者母亲嚎啕大哭：必须判死刑

本以为这些剧情只是在电影里，没想到当真实发生过之后，才终于明白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

2026年7月13日，韩国光州地方法院，23岁的“警二代”张允基当庭承认了全部指控，强奸并杀害16岁女高中生李彩元，法庭外，受害者母亲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呼喊：“必须判他死刑！”

每当说起这件案件的时候，残忍程度无不让人惊叹，5月5日凌晨，李彩元在回家途中被张允基尾随，试图反抗时遭其持凶器刺死。

更令人愤怒的是，张允基的父亲，一名现职警察干部在案发后利用职权进入儿子住所，销毁了证明性犯罪的关键物证，办案组长甚至涉嫌删除现场取证视频。

当“警二代”的暴行遇上警察体系的系统性包庇，这起案件早已超越一桩凶杀案本身，成为对韩国司法与警界公信力的全民拷问。

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向23岁的张润基确认是否承认“以强奸为目的杀人”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是自5月5日被捕以来，他首次承认犯罪动机涉及性侵。

案件之初，警方向检方移交的罪名仅为杀人、杀人预备和杀人未遂，并未涉及性侵动机，但检方在补充调查后，将罪名升级为“以强奸为目的的杀人”，在韩国法律中，这一罪名最高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在此前的6月22日首次庭审中，张润基虽承认杀人，但对强奸杀人罪名表示“将在下次庭审阐明立场”。

当时他抛出的说法是，自己本计划自杀，想“带一个人一起走”，这一辩解试图将罪行定性为随机、非预谋的冲动行为。

然而检方掌握的核心证据彻底击碎了他的谎言，张润基车辆行车记录仪中录下的音频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人生完蛋了，我就去绑架一个女高中生。”

他的公寓中还搜出了一个实体人偶，面对铁证，张润基的国选辩护人在7月13日庭审中表示“承认全部指控”。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并非他的首次犯罪，调查显示，在杀害李彩元的两天前，张润基曾闯入一名26岁外籍女同事的住所，对其性侵并囚禁约13小时，他还涉嫌在担任社会服务要员期间非法偷拍女性。

如果张润基的罪行令人愤怒，那他身后那个“警二代”的身份，则让这起案件上升为一场制度性丑闻。

张润基的父亲是一名现职警察干部，警衔为警监，案发后，这名父亲被曝连续使用年假、病假和公假，进入儿子住所销毁核心证据。

被销毁或藏匿的证据包括一个损坏的实体人偶、手机、以及一根用于绑架受害者的50厘米工业扎带，这些正是证明强奸杀人罪行的关键物证。

更严重的是，光州光山警察署最初办案组被指存在系统性包庇，经查实，案发后张润基被捕拘留期间，光山警察署搜查组警员违规安排父亲与儿子直接通话。

通话中，父亲询问儿子是否已将作案后携带的手机扔进河里，搜查组组长甚至将张润基的住址和电子门锁密码直接告诉了父亲。

5月8日，父亲利用警方提供的信息进入儿子的住处，将可能证明其性犯罪倾向的仿真娃娃拆解后分批丢弃在光州多地，父亲在接受检方调查时承认，他担心儿子的罪行会被与性犯罪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搜查组中的核心调查员还多次与父亲通话，甚至提前泄露了警方即将申请拘捕令和搜查令等机密信息。

调查组还被曝曾将张润基的住址和入户门密码告知其父亲，据披露，警方曾数十次向父亲告知搜查扣押、申请拘捕令等调查进展。

此外，在案发后仅一天，警方就将张润基用于尾随被害人的SUV作案车辆直接还给了其父亲，并在报告中赫然写着“无证据可扣押”，检方后续通过重新搜查该车辆后备箱，提取到了涉及性犯罪的相关证据。

更恶劣的是，警方在搜查车辆时曾拍摄了一段长约10分钟的现场取证视频，其中清晰记录了车内藏有可用于绑架的扎带。

这个关键物证在警方移交的卷宗中完全消失，搜查组长甚至指示下属删除了这段现场取证视频。

7月6日上午，负责侦办此案的光州光山警察署搜查组组长因涉嫌销毁关键物证被紧急逮捕，同日，韩国国家搜查本部发布通告，宣布将光州原有的专案组正式扩编为“特别调查组”。

为了确保调查的独立公正，此次调查已完全排除了光州警察厅的指挥系统。

7月11日，特别调查组突袭搜查了光州警察厅厅长办公室、光州光山警察署署长办公室等5个地点。

在一片争议声中，国家警察厅代理厅长柳在成缩短了对美国的访问返回韩国，向受害者家属和公众道歉，并承诺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7月13日庭审当天，受害者李彩元的家属在光州地方法院前举行了记者会，家属和市民团体举着“警察的散漫调查彻底查明真相”、“判处法定最高刑”等标语。

李彩元的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如果受害者是警察的女儿、加害者是平凡市民的儿子，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调查吗？”她问警察：“比起我女儿的委屈，守住组织更重要吗？”她说加害者在拥有公权力的父亲的庇护下，连像样的调查都没有得到。

这位母亲还提到，女儿最后穿的衣服至今没有归还给她，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被废弃了，运动鞋如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她说：“一想到那个加害者这段时间内心该有多嘲笑我们，血就往上涌。”她要求法院“对那个恶魔一样的人，判处法律所能给予的最重刑罚，法定最高刑死刑”。

记者会发言结束后，这位母亲在法院入口的一角蹲坐下来，把脸埋在身边人的腿上，久久无法停止哭泣，一直站在她身边的父亲眼眶通红。

根据韩国法律，一般杀人罪最低刑期为五年有期徒刑，而强奸杀人罪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张润基此前的辩解试图将罪行定性为随机冲动行为，一旦“以强奸为目的杀人”成立，量刑将截然不同。

这起案件引发的冲击远不止于此，2026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2%的韩国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再信任地方执法部门的自行调查结论。

另一项民调显示，65.5%的民众认为当警察调查出现问题时，应由检察官直接进行补充调查。

韩国媒体指出，这起案件的发生，恰好处于韩国推动将检察官剩余侦查权全部移交警察的政策进程之中，而案件暴露出的警察权力 unchecked 的危险性，让这一政策推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一个16岁女孩的生命在午夜街头被终结，一个警察父亲利用职务之便销毁了儿子罪行的证据。

一个办案组集体选择了包庇而非正义，当法律的天平被权力和关系所倾斜，受害者母亲在法院门前的哭声，拷问的不仅是张润基一个人，而是一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