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遭动荡冲击，但“新中东”趋势仍在

还没来得及真正恢复平静的波斯湾，再一次被战云笼罩。美伊爆发新一轮互袭，延续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边打边谈”的脆弱状态。美以今年2月突袭伊朗引爆地区动荡后，国际社会紧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局势演变和力量格局调整保持关注，期盼这一“火药桶”能被尽快拔除引信，再次从分裂、动荡转向和解、发展。 之所以说“再次转向”，是因为在本轮动荡周期之前，中东原本刚刚涌起一股摆脱冲突对抗走向和解发展的浪潮。 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被一些人称为冷战结束后中东阵营对抗最为激烈的十年。不过，地区局势在此期间也在酝酿新的变化。美国在中东政策上转向战略收缩，新兴大国影响力相对上升，影响中东的域外力量朝着多元平衡方向发展，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地区内部历经多年战乱，发现根本无法从军事和安全对抗中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于是越来越倾向于停战止损，政策重心开始普遍朝着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向调整。在以上内外因素影响下，中东政治格局经历深刻调整，涌现以沙伊和解为标志性事件的关系缓和浪潮。伴随地区和解和转型发展的深化，一个迈向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似乎正在浮现。 但2023年10月以来中东地区战火重燃，前有新一轮巴以冲突阻断地区和解趋势，接着又有美以伊冲突延宕，波及范围不断扩散扩大。阵营对抗、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等过去长期困扰中东的因素再度泛起，在之前和解浪潮中刚刚开始建立的政治互信渐趋流失，冲突和分裂再次弥漫开来。 笔者之前曾用“两个中东”的概念阐释近年来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趋势，即在力量体系、规范制度以及行为主体等层面，中东正分化为“以色列的中东”和“非以色列的中东”、“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以及“国家行为体的中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中东”。虽然视角不同，但这些复杂分化甚至对立，大体能够概括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碎片化现状。裂变和动荡的“历史惯性”回潮，再次挤压和束缚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前景。 新一轮巴以冲突尤其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和延宕期间，中东政治与安全格局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直接参与或以色列在前、华盛顿在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虽然未能彻底重塑中东地缘格局，但确实催生出新的组合或所谓“阵营”。 其中，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日益被作为一个新的“阵营”看待。今年以来，四国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四国集团”或“逊尼派钻石”。这个新组合的出现，源于逊尼派国家在当前中东动荡局势下的复杂处境：一方面是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伊朗实现和解和深化互信的进程受阻；另一方面四国拒绝美国要求，迄今未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正是在此背景下，“逊尼派钻石”成员之间加强协调，以被华盛顿视为“大中东国家”的巴基斯坦斡旋美以伊冲突为契机，增强对中东局势的影响，避免在剧烈变动的地区秩序中被边缘化。 虽被视为一个新的“阵营”，但正如一些国际分析人士所言，逊尼派“四国集团”本意并非“选边站队”，不是要通过打破中东现有政治和安全结构来实现秩序重塑，而是希望在剧烈动荡的地区局势中“找到方向”。比如，在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上，沙特坚持以“两国方案”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即便面对美国压力，仍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作为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沙特深知，要想实现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必要条件。 在“逊尼派钻石”之前，中东已有两个力量组合存在：一个是由美以主导的“亚伯拉罕协议”国家，并在跨地区层面与美国、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所谓中东“四边机制”（I2U2）相互配合。2020年以来，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先后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其中，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并在经贸、科技乃至军事领域加强合作，被认为是影响中东地缘格局的一个关键变量。另外，阿联酋和以色列还在红海和东非之角有着密切的外交和安全合作。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更是引发关注，“已延续数十年的海湾秩序正在消亡”“这场地缘政治地震预示新秩序的到来”……国际舆论场中不乏这样的评估。 另一个是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叙利亚局势突变等一系列事态影响下，“抵抗阵线”力量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不过，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伊朗顶住美以猛烈攻击并实施有力还击，“抵抗阵线”各支力量也展现出共同行动的意愿与能力，美伊谅解备忘录中也未明确要求伊朗解散“抵抗阵线”，并且明确强调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实现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全面停火，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力量将会继续在中东扮演重要角色。 如此一来，当前中东就呈现出“亚伯拉罕协议”国家、“逊尼派钻石”以及什叶派“抵抗阵线”三大力量组合。总的来看，这些组合或“阵营”的分野还难以真正决定中东地区秩序的整体图景，比如“亚伯拉罕协议”国家和“逊尼派钻石”，事实上都还只是处在成型阶段，内部合作与竞争并存，未来不排除会出现新的变化调整。 无论“两个中东”还是“三大阵营”，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无疑都给中东局势造成严重冲击，并使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但这并不是说整个和解浪潮就此破灭，因为地区内外环境已经发生的变化不会那么容易就被逆转。 其一，海湾国家总体依然保持推动地区和平稳定的理性。作为中东两个关键次区域，海湾地区与东地中海地区长期以来呈现相对区隔状态，虽然受到以伊冲突和教派分歧等因素影响，但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体保持理性，在增强安全和战略自主的同时，并未改变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向。虽然中东新一轮动荡周期对海湾地区这个关键次区域的既有发展议程造成一定破坏，但2023年沙伊和解的整体框架仍在，沙特等主要海湾国家依然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发展势头。 其二，域外大国力量对比或有变化，但越来越难撼动地区内部愈发强烈的战略自主意识。回顾2023年以来中东局势演变进程，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无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虽然总体维持战略收缩态势，但近年来华盛顿愈发谋求依靠地区盟友、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回报的方式维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华盛顿不再可靠”成为普遍“共识”，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盟伴虽然暂时无法彻底摆脱对美安全依赖，但已明显加快安全和外交层面的多元化拓展，战略自主意识显著提升。 在波斯湾上空硝烟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难平的现实背景下，中东局势似乎又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恶性循环。不过，支撑地区结束分裂、动荡并再次转向和解、发展的因素并未彻底消失。历史反复证明，阵营对抗乃至军事冲突无法为解决地区内部矛盾提供答案。只有停火止战，在对话谈判中化解分歧寻求共识，中东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历史阴霾，实现长治久安。（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