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何曾“逃避”？

“赞米亚”（Zomia）学说，是近年来西方学界中颇具话题度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虚构了一个包括东南亚及中国西南高山地带在内的“无国家空间”（即所谓的“赞米亚”地区），进而制造出“山地”与“谷地”、“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关系。

事实是，这套说辞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性忽视之上。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往来交融，自先秦起便延绵至今，数千年来从未中断。这些源远流长的历史，不仅清晰勾勒出西南各族融入中华大一统的演进脉络，更反衬出所谓“非国家空间”等谬论，不仅立论虚浮，更暗含偏见与片面。

▲贵州兴义万峰林，西南山地与坝区的和谐共生。（图片来源：“中国黔西南”微信公众号）

（一）先秦时期：被“赞米亚”学说忽视的交融实证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4000年），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便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向南传播，进入了川西地区，在茂县、汶川、马尔康等地均出土了大量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与石器。

但川西地区却被“赞米亚”学说界定为所谓“孤立、隔绝”的高地地区，而这些出土文物则实证了，所谓“隔绝”的“高地地区”，自古便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往来互动。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陶器。（图片来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3000年），中原礼制文明的影响力进一步深入西南地区。三星堆文化一方面具有浓厚的自身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其青铜礼器的器形、纹饰和铸造技艺均与中原殷墟文化高度相似，是深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牙璋，是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商周时期，玉牙璋在西南地区得到发展，印证了当时可能存在跨越数千公里的“牙璋文化圈”，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体现了古蜀社会对中原文化圈所代表的权力与礼仪体系的认同，因此“隔绝”之说根本站不住脚。

▲玉牙璋，三星堆博物馆馆藏。（图片来源：“遇见三星堆”微信公众号）

此外，滇池东南岸的河泊所遗址出土了粟、黍、水稻、小麦、大豆等多种作物遗存，云南澄江学山遗址的作物遗存也以小麦、稻谷为主，辅以粟、黍、荞麦、大豆。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自西周晚期至汉代，滇池区域已形成多元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远比“赞米亚”学说所主张的该地区“以块根类作物为主”的描述要丰富得多。

传世文献同样记载了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士人对西南地区的认知。《尚书·禹贡》将西南部分区域划入“梁州”，纳入“九州”疆域体系。《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族群共同参与，印证了西南族群作为周人联盟成员的政治身份。

《史记·西南夷列传》更是反驳“赞米亚”学说的直接例证。书中记载了从战国中后期到西汉中期跨越数百年的西南历史，其中提到夜郎、滇、邛都等族群“耕田，有邑聚”，有着稳定、有组织的定居农业文明，这与“赞米亚”学说所谓“高地居民为了逃避统治，而采取游耕不定居的生活方式”的描述截然相反。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族群“耕田，有邑聚”的记载。（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此外，《史记》中还记载了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军抵达滇池后“以兵威定属楚”。后因秦军切断归路，庄蹻被迫滞留，“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文献中较早明确记载中原势力深入西南腹地，最终变服从俗、融入当地的案例，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秦汉时期：中原与西南地区的深度交融

秦统一天下后，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汉武帝时期则进一步拓展，先后设置犍为郡、牂牁郡、武都郡、益州郡等郡，其中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设立的牂牁郡，辖境包括今贵州省大部，含云南东部及广西西北部等地。这些郡的主体位置多属“赞米亚”学说所谓的高地范畴，实际上已纳入汉朝的行政治理体系。

1956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金印”，更是中央王朝管理西南地区的实证。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调遣巴蜀地区的军队“以兵临滇”，滇王举国归降，汉武帝在滇国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滇国就已经主动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

▲“滇王之印”。（图片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经济层面，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大批汉代简牍、封泥及铜器、铁器，展现了中原与西南地区在物资层面的交流与互动。

而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贯通，更是西南地区融入欧亚大陆早期贸易网络的重要事件。这条商道将西南腹地与印度洋沿岸连接起来，来自东南亚、印度洋的海贝由此源源不断输入云南。

云南大理剑川鳌凤山墓葬出土海贝47枚，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墓出土海贝1500枚，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海贝则达到了十余万枚，这些皆是当时跨区域贸易繁盛的生动再现。

▲西汉·环纹货贝，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图片来源：中国航海博物馆）

文化层面，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立学”，选拔地方官吏中有材者十余人前往京师学习经学，学成后返回蜀地传授所学。经过数年发展，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儒家文化深入西南各地；东汉时期，牂牁郡人尹珍前往洛阳，师从许慎学习经学，学成回乡后在当地传授所学，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这些实例清晰展现了西南各族士人主动拥抱中原文化的姿态，所谓“隔绝”“逃避”的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柔性治理智慧

“赞米亚”学说假定国家治理刻板僵化、以掠夺为主，故山地居民需要以“逃避”的方式来维系生存。但事实上，前文提到的一系列“因俗而治”的做法已经展现出中原王朝灵活务实的治理传统，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南征，则将这一传统推向更成熟的阶段。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进入南中后，他秉持“攻心为上”的治理主旨，即军事行动只是暂时手段，增进政治认同与各族民众的心理认同才是最终要旨。

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即其渠率而用之”的策略，任用当地豪强大姓与少数民族首领为官。《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不留兵，不运粮”，欲使“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这套策略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通过赋予地方精英合法地位的方式强化了向心力。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孟获与诸葛亮。（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此后，蜀汉依靠庲降都督（南中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与郡县体系深入经略南中。《华阳国志》记载，爨习、孟琰、孟获等南中俊杰均入仕蜀汉，其中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任辅汉将军，孟获官至御史中丞。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将青羌万余家迁至蜀地整编为精锐力量，号为“飞军”。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资源互补，使南中成为蜀汉稳固的战略后方与关键资源供给地，为共塑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作出重要贡献。诸葛亮的治理方式深得南中民心，后世西南地区广泛流传诸葛亮传说，至今云、贵、川等地仍保留武侯祠、诸葛塔等纪念遗迹，可见其治理模式赢得了当地社会的真心认同。

▲云南太保山武侯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爨习的后代（爨氏家族）此后实际掌控南中军政长达400多年，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接受王朝的封号和委任，皆以刺史、太守之名维系边疆与中央的统属关系，直至唐时被南诏所灭。

从先秦时期西南族群吸纳中原文化元素、形成定居社会，到秦汉在西南确立郡县统治，再到诸葛亮经略南中的一系列柔性治理举措，生动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中国西南与中原等地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而非“赞米亚”学说虚构的“逃避”与“隔绝”。西南地区绝非被动逃避国家权力的“碎片区”，而是主动参与中华文明体系构建的重要区域。

斯科特学说的核心谬误在于选择性忽视西南“三交”史的关键史料，将蕴含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叙事生硬套用于中国历史。

回望历史、观照现实。先秦至三国时期西南各族群与中原王朝的“三交”实践，为当代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它告诉我们：维系国家统一与尊重地方特色并不矛盾，无论何时，一体发展、共生共荣都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结果。

（作者简介：李梓豪，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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