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传》4.18聊城流民翻身记

卷四、金元博陵运河开

4.18聊城流民翻身记

金末元初，战乱频生，成吉思汗的铁骑屡次南下，攻城拔寨，横扫中原。大批的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往山东方向逃难。

之所以流民如此选择，是因为从聊城到济南，有多支地方武装，接受了成吉思汗的招安，例如济南的张荣、长清的严实等军阀势力，避免了鲁西地区的大规模战乱。

而流民最害怕的就是元朝将领，都有屠城的打算，这里要解释一点，历史上元军为什么总有屠城的打算？在《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宦业传》记载：

其始欲尽屠中国民，虚其疆场，以牧马。

元军攻占一个地方，不打算修筑城池、搞农耕，就是嫌中原城多、人口多，把中原变成草原，方便元朝的牧民在中原放羊。想让山河四境全变成牧场，才是元军屠城的初衷。

当时山东一带接受中原流民最多的地方，就是聊城，因为聊城西连中原，紧邻濮阳，路程短，地域文化也相近。其中从流民中有一双袁氏兄弟，就选在聊城定居。《元史.列传第五十七.袁裕传》记载：

袁裕，字仲宽，洛阳人。幼孤，从兄避难聊城，因家焉。

袁裕原本是洛阳人，从小父母双亡，跟随叔伯兄长为躲避战乱，迁居聊城，并安家在此。袁裕的这个从兄还是积攒了些钱，从小就供给袁裕读书。《元史》描述为“稍长嗜学。”袁裕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成绩越来越出众。

等袁裕长大成人，成绩很优秀，可是元朝早期没有科举考试，当时聊城县县衙需要文笔小吏，县衙就看中了袁裕，便到聊城县衙当差。

元朝立国初年，并不重视民间教育和科举考试，袁裕因为有文化，能写文书，很快受到县衙的重用，一度做到县丞一职，在聊城当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官员。

元朝中统元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成为天子才发现，朝廷之中没文化的人太多了，元朝守旧贵族就爱听个元曲，看个杂剧，就是没人爱学习。无奈的忽必烈，只能先从地方官府中招贤纳士，让百官引荐贤能。《元史.袁裕传》记载：

中统初，由聊城县丞辟中书右司掾。

因此，袁裕就是在忽必烈登基之初，被聊城县衙举荐上去的文吏。

随着官员引荐，地方推举，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吏进入京师，这样使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堂上吃喝玩乐的贵族少了，建言献策，且有真知灼见的能人多了。

以袁裕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从苦难中成长，在战乱中谋生，深知底层百姓的生活疾苦，又遇到忽必烈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帮助这个新生的元朝迅速壮大。《元史.袁裕传》记载袁裕进谏：

“给重囚衣粮医药，免籍其孥、产，止令出焚瘗钱。”

意思是袁裕请求对待重囚，要给与吃穿和就医方面的帮助；其中因为男子犯罪，把妻女罚没为奴，抄没家产的应该对家人给予饶恕；出台禁止烧纸钱的习俗。

这里的重囚既有重刑犯，也有贵族豢养的奴隶。这个建议是针对被元朝列为奴隶的人群所提的建议，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都把战败者当做奴隶，即便形成封建社会，很多贵族家中都把俘获的敌国人口当做奴隶使唤。这种游牧农奴习俗一直没有禁止。

废除奴隶的做法后来被忽必烈采纳，并列入元朝法令之中，推进了元朝司法制度的进步。当时正好有一起相关大案，正好处在这个风口。

南京总管刘克兴因为伪造诏书被抓，在朝廷清查刘克兴的罪行时，发现这个刘克兴府上抓了很多无辜良民当做奴隶使唤。按照元世祖初期法令，应当抓捕刘克兴妻女、并没收一半家产。《元史.袁裕传》记载：

裕言于中书，止籍其家，奴隶得复为民者数百。

意思是袁裕在中书省进谏，刘克兴确实有罪，但不要牵连无辜的女眷，把数百名奴隶释放获得自由，成为平民。

袁裕开明的思想，卓有成效的主张，使这位聊城小吏很快得到重用。被调任到当时的中原大城市开封担任判官，也就是司法工作。

当时越是大城市，元朝的贵族越嚣张跋扈。洧川县有位达鲁花赤，也就是元朝贵族担任高于县令的职务。夏季爆发了蝗灾，全县调集百姓捕杀蝗虫，气候炎热，在捕蝗虫时严禁喝水。《元史.袁裕传》记载：

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饮水，民不胜忿，击之而毙。

这件事惹得捕蝗者不满，很多愤怒抗议反对，结果反对无效，就不给水喝。愤怒的平民，群情激愤在争议中失手打死了这位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一般都是元朝贵族担任，敢打死达鲁花赤，这件事算是闹大了。官府不得不抓捕参与的平民。有司官员审理认为抗议的平民有罪，一时这起案件惊动了天下，判决更是离谱。《元史.袁裕传》记载：

有司当以大逆置极刑者七人，连坐者五十余人。

意思是判决那些夏天干活闹着要喝水的平民，七人判了死刑，其他跟风抗议的一同论罪五十人。判决结果七命偿一名，比打死达鲁花赤还要轰动，震碎三观。

作为开封府判官的袁裕，第一个不同意，没见过这么杀人不眨眼的案子。《元史.袁裕传》记载袁裕说：

“达鲁花赤自犯众怒而死，安可悉归罪于民！”

意思是达鲁花赤自己不讲理触犯众怒被揍死，怎可以波及这么多无辜百姓。

总之，错在不让平民夏天喝水，杀人者杀人该偿命，但不能问罪这么多的无辜人。袁的观点是最多一命抵一命。其他有帮凶之嫌的平民，打板子惩戒。袁裕的建议没有立刻批准，因为封建官府都是官官相护，觉得袁裕主张太过宽松。

开封府的官员与袁裕争议不休，最后只能上报朝廷审议，最后争议到了中书省。幸好元世祖忽必烈手下主持公道的大臣多，经过研究，就按袁裕的主张判决。这次判决挽救了多名百姓的性命，使袁裕当时名望大幅提升。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朝迁徙了一批百姓，从长江流域，湖北一带迁徙一万多百姓，迁往西夏。这件事想办好很麻烦，朝廷就派了爱民有加的袁裕，担任新民安抚副使、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奉直大夫。

从长江流域迁徙到陕甘宁，谈何容易，一路上颠沛流离，苦不堪言。袁裕与其他官员返回朝中请求出台惠民之策，安置迁徙百姓。《元史.袁裕传》记载：

计丁给地，立三屯，使耕以自养，官民便之。

意思是按人头分地，鼓励百姓在那里自力更生，这样官民都能减少麻烦。

袁裕为官一生，精通律法，用法安民，饱受赞誉，官至刑部侍郎、顺德路总管。在其病故之后，因为元朝在忽必烈时期实行官爵世袭制，袁裕在其临终之时，感念聊城老家的哥哥对自己有养育之恩，让儿子袁师愈推让给兄长的儿子袁仁世袭官爵，当然袁师愈也成为了一位侍御史。

一个聊城流民成为了元代最励志的穷人翻身故事，袁氏一家也变成聊城的名门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