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菊 瓷上津韵 匠心传薪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天津市级非遗“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六代薪火相传，至今已历119年。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津南区的观照轩，对话传承人赵彦菊，聆听她在坚守与创新中让百年瓷艺重焕光华的故事。

　　百年家承 瓷脉寻根

　　记者：陈氏制瓷这项技艺，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赵彦菊：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起始于1907年。创始人陈富元生于1871年，是天津葛沽人，自幼喜爱书画。清光绪年间，陈富元被派往江西任职，一干就是十年。在江西期间，他深受景德镇瓷器魅力的吸引，师承当地官窑老师傅学习制瓷技术，逐渐将北方绘画技法与景德镇制瓷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陈氏手绘制瓷技艺。

　　后来，陈富元在景德镇开办了自己的窑口——安福堂。瓷器烧好后，从景德镇整船运到天津。陈富元本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书法、绘画、诗文都有一定水平，他把自己的诗书画印融入瓷器当中，形成了具有鲜明陈氏特色的制瓷风格。当时，津南葛沽是天津水路交通枢纽，葛沽很多大户从陈家公馆定制瓷器，在景德镇就打好了包，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船运到葛沽码头，各自取回家。

　　记者：您是怎样接触到陈氏制瓷的？

　　赵彦菊：我跟我先生都是葛沽人。我嫁到陈家后，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长辈们就爱聊过去的事儿，聊陈家公馆，聊家里的瓷器。我公公陈韵和是第四代传承人，常说起老宅前厅的条案上摆满了各式瓷器，每个季节都要更换一批。每每说起当年家里的温酒器“薄如蝉翼”，给老太太贺寿的大瓷桃精美绝伦，老人眼中总带着一丝遗憾，这些东西要是还在，该多好。老奶奶还留着一尊瓷佛，用一块布仔细裹着，木框也还在，每逢家人团聚就拿出来展示，一面让我们看，一面讲起从前的故事。我对陈氏制瓷的那份情结，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在心里扎下了根。

　　记者：您和先生走遍各处名窑与博物馆，这段寻艺之路的契机是什么？

　　赵彦菊：我们一直对传统文化有一份天然的亲近。我喜欢字画，喜欢小收藏，跟老师们接触多了，对瓷器也渐渐生出兴趣。我先生特别支持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带着他到各地旅游，去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看见人家的文创产品品质特别高，就愿意买回来研究。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在铺垫、在积累。

　　我真正下决心，是在建了厂房之后，布置空间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书画和瓷器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再加上当时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文化发展的政策，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说干就干。既然是恢复陈氏制瓷，就得追着老祖宗的步伐走，我们遍访磁州窑、德化窑、吉州窑等各大窑口，去学习去了解。但最终还是回到景德镇的制瓷体系，那是千年的瓷都，高岭土烧出来的瓷器“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白如玉”。

　　2018年，我和先生陈林，秉承“讲堂誉，以匠心为魂，观照百年”的古训，创立了“观照轩”品牌，正式接续并光大这份百年技艺，让“安福堂”的精神在当代焕新。

　　记者：观照轩这个名字，寄托了怎样的情怀？

　　赵彦菊：“观照”二字，出自《了凡四训》，可大可小。“观瓷”是小的层面，一件瓷器从器型到纹样到发色，都要严格尊重工艺；“照内心”是提醒自己，做事要坚持长期主义，不能粗制滥造。瓷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承载者。纵观陶瓷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我们就以瓷器为载体，绘制天津风物，承载传统文化。

　　记者：起步阶段，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彦菊：一个是从零起步，资金投入大，从建窑、买设备到研究配方，处处要用钱。再一个就是人。咱们这儿不比景德镇，那边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师傅，我们只能自己躬身入局。我们自己建窑的时候，景德镇那边的人来做管道，折弯处都是截断了再焊接，很容易有漏点。我们特意找了专业的折弯厂，把整个管线整根折弯，尽量减少焊点，保障安全。比管道更磨人的，是人才。没办法，只能一边自己学、一边带着公司的人上手，后来陆续引进了学陶艺的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一点点成长起来。

　　记者：陈氏制瓷的特点和独特价值是什么？

　　赵彦菊：陈氏制瓷有别于一般工匠活计，创始人陈富元将北方绘画意趣与景德镇制瓷工艺相融合，山水、花鸟、高士图皆可入瓷，画风博采众长。以瓷载史、以瓷寄情，是陈氏制瓷一以贯之的特色。陈富元曾将辛亥革命后随军征战经历题写于瓷板，亦为女儿成婚烧制“饭鼓”，上题“福禄宜子孙”等寄语，将家国情怀与家族期许凝于瓷上。

　　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津本土。我们挖掘葛沽宝辇会、小站稻这些天津文化元素，用瓷器来呈现和传播。你看着笔筒上、水杯上、瓷盘上的宝辇图案，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那种抬辇送福的盛况。小站稻本来是一方物产，我们把它升华为稻文化，呈现在瓷碗上，从先秦到近代关于水稻的诗句都收了进去，既有稻纹，又有“粒粒皆辛苦”。有家长跟我们说，小朋友拿这碗吃饭，都不敢剩米粒儿。

　　瓷上丹青 慢工出细活

　　记者：瓷上作画与纸上作画，对画家来说有何不同？比如叶嘉莹先生的诗词水杯，据说从动议到成品便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这背后是怎样的创作历程？

　　赵彦菊：非常不一样。素胎当纸，但表面生涩，行笔远不如在宣纸上顺畅，需要经验积累。李毅峰老师受邀在素白瓷坯上描绘葛沽宝辇会时就说过，画瓷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三维的立体容器上创作，所用材料也是专门的陶瓷绘画颜料，跟墨截然不同，但把握好了，同样能够表现出轻重缓急、浓淡干湿的笔墨韵味。

　　这种跨界合作的挑战，在叶嘉莹先生诗词水杯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刻。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叶先生一生奉献给诗词，我们就想用瓷器为她留一件作品。征得授权后，我翻了好几本叶先生的诗词集，注意到她是六月出生，小名叫“小荷”，一生又爱荷花，水杯的主题便定了下来。

　　器型设计请了刘颖瑞教授——杯把是小莲蓬，杯身微微收腰，像荷花的婀娜姿态，底托是荷叶造型。先3D出样，再手工拉坯，素烧之后请霍春阳老师画荷花、贾广健老师题字。仅霍老师那一版荷叶的颜色，设计文创产品时就调了七八稿，既要墨分五色的水墨感，又要深浅有致。一件小小的水杯，前前后后磨了一年半才最终定稿。

　　记者：您怎么理解非遗传承中的“守正”与“创新”？

　　赵彦菊：守正，是守住传统器型和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创作的根和魂，不能偏离。比如我们的瓷器始终坚持文人瓷绘“诗、书、画、印、情”的精髓，和天津及全国的艺术家一起创作，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津派艺术瓷”风格。

　　但守正不代表守旧。人们的生活在变，审美也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往前走。比如现在年轻人喜欢养猫，我们就做了一款猫咪主题的旅行套装，既有传统瓷器的韵味，又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器物做出来是要给人用的，所以我们一直讲究“器之为美，器之为用”。这几年在材料上也在不断尝试。比如，我们做的小书签掉在地上摔不坏，就是用了一些新材料，希望能把更多新工艺融入到瓷器里。

　　记者：观照轩在非遗推广上做了哪些工作？年轻人对这门技艺怎么看？

　　赵彦菊：观照轩是“天津市首批非遗传承体验基地”之一，整个体验场地面积有5000平方米。我们经常搞活动，一方面是“请进来”，跟大中小学签了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观照轩也是津南区的劳动技能基地。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工会活动也来此举办，今年三八节那几天就来了1000多人。大家亲手做一件瓷器，从无到有，我们给烧好了再拿走，那种体验感和成就感，跟在商场里买一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走出去”，参加各类文化展会和外事活动，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技艺。

　　在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年轻人其实对瓷器挺感兴趣的。前一阵我们在网上招聘“非遗分享官”，通过新媒体做非遗推广，报名的很多都是大学生。我觉得这个时代终究是年轻人的，他们更懂同龄人喜欢什么，做出来的产品也更能引发共鸣。我常跟公司里的年轻人说，我就是给你们搭平台的，你们放心往前冲，背后的事儿我来扛。

　　记者：去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办，是观照轩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机遇，能具体讲讲这次经历吗？

　　赵彦菊：当时，我们承担了国礼和国宴用瓷的任务。在主会场，“九鱼图”天球瓶造型圆润，白胎如玉生辉，九鱼首尾相衔；“迎春图”梅瓶以青花勾勒，黄彩点染，寓意春回大地；“津门故里”石榴瓶巧妙融汇天津地域文化。国宴瓷以“白瓷金边”为韵，造型庄重典雅。我们还在纹样设计上把小站稻和月季花纹样融入产品，让与会嘉宾把天津文化、把中国文化带回家。通过这次历练，我们的生产能力、品牌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瓷器是中国的文化符号，用瓷语向世界讲述天津故事，正是非遗在当代生活中最鲜活的表达。

　　记者：您认为非遗要真正“走出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彦菊：文化认同。中国人讲“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荷花象征和和美美，石榴寓意多子多福，这些外国人不一定了解。怎么让他们产生情感认同，这是一个壁垒。瓷器本身是载体，你得研究对方的文化，创作出他们能够理解、能够共情的作品。像陈家公馆早年做外销瓷，上面的纹样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偏好来调整。所以我觉得，非遗走出去，关键不在技法，而在文化转换的能力，你要了解对方，再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讲好自己的故事。

　　记者：被认定为“津门老字号”对观照轩意味着什么？未来有什么规划？

　　赵彦菊：这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们把这个品牌做得更深、更远、更好。责任在肩，就得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让更多人走进观照轩，身临其境地感受。未来我们会以瓷器为载体，记录美丽天津、美丽中国，让天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瓷器传播得更远。同时也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把这门手艺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