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一边是实体工厂、各类企业不断诉苦，即便上调薪资依旧常年缺工；另一边大量青年奔走求职，却很难匹配到满意的优质岗位。
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就业现状同时存在，并非市场出现反常乱象，而是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键阶段必然显现的现实，背后完整的逻辑脉络，根植于经济学框架里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读懂当下就业市场的割裂局面，先要理清刘易斯拐点配套的二元经济底层逻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走访调研全球数十个经济体后，搭建起这套分析框架。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套互不融通的经济体系，一处是农村农业板块，产出微薄还囤积着大量闲置劳动力，一处是城市工业板块，集中全部非农就业机会，用工缺口长期存在。
工业化起步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企业只需开出小幅高于务农收益的薪资，就能吸纳大批外来务工人员。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正是这样的发展图景，数亿农民奔赴长三角、珠三角，服装、玩具、制鞋等加工厂门口，常年排起长长的求职队伍。
彼时体力劳动者的市场价值低廉，几百元月薪就能吸纳青壮年劳动力，企业很少主动完善员工福利、规范劳动保障。
依托人口红利走完的这段发展周期，曾让多方同步收获红利。
企业依靠低成本人力快速积累经营利润，国家借助加工制造业稳住就业大盘、积累外贸外汇，外出务工群体拿到的收入，也远高于在家耕种所得，国内GDP常年保持10%以上高速增长。
高速扩张的底色之下藏着不少被忽略的问题，长期停滞的基础薪酬、超负荷工作时长、缺失完善劳动保障等现状，都被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掩盖，没能暴露在大众视野中。
2004至2011年，国内经济撞上刘易斯第一拐点，农村可向外输送的富余劳动力逐步见底。
2011年我国劳动人口达到9.25亿的历史峰值，往后十余年间每年平均缩减约600万，累计流失6000万劳动人口。
劳动力市场彻底告别供给过剩阶段，企业只能被动上调薪资，基础岗位月薪从数百元抬升至千元区间。
可多数人切身感受到薪资上涨力度偏弱，户籍制度与畸形用工模式是造成这一感受的核心根源。
过往户籍划定的城乡壁垒，让外来务工人员难以在就业城市扎根，子女异地升学渠道受阻，多数务工者只把进城打工当作短期过渡，中年阶段便选择返乡生活。
抱着短期务工的心态，从业者更看重到手现金收入，对社保缴纳、长期用工合同不会提出硬性要求。
市场环境催生企业普遍采用劳务派遣、小时工、业务外包等方式压缩人力成本。
劳动者收入的上涨空间被持续挤压，本该进一步走高的薪资水平就此受限，这也是大众普遍觉得收入增长缓慢的核心缘由。
刘易斯第一拐点承载的实质意义，是廉价劳动力发展周期彻底落幕，用工成本被动抬升，日韩美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全都完整走过相同发展路径。
对比第一拐点，决定经济体发展上限的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国内当下正处在这一节点来临前的过渡周期。
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后，在家务农、经营乡村小微产业带来的收益，和进城务工收入差距持续收窄，仅靠小幅上调薪资，很难再吸引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慢慢走向融合。
企业想要稳定用工，只能持续拉高整体薪酬待遇，经济体也会借此迈入高收入发展行列。
几组公开数据能够直观印证国内靠近第二拐点的发展趋势。
农民工进城增量逐年下滑，年度新增进城务工规模从2010年500万人，回落至如今200余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0年3.23倍收窄至2024年2.34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收窄。
跨过第二拐点的过程，等同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都卡在这道关口难以突破。
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尼都曾抵达相似发展窗口期，最终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
背后的现实困境清晰直白，跨过第一拐点后整体用工成本抬升，低端制造业对比印度、孟加拉这类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失去竞争优势。
高端制造与前沿科技领域又落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整个国家产业链被困在中段区间，经济增长放缓，居民收入长期原地踏步。
眼下招工难、求职难同步上演的割裂局面，正是第二拐点到来前夕独有的市场特征。
国内彻底摆脱劳动力低价充足的人口红利周期，产业体系升级、劳动力价值匹配的成熟经济形态还未完全成型，新旧两套发展模式互相拉扯，就业市场的矛盾感受被持续放大。
走出当下转型期的市场困境，需要两套改革路径同步落地推进。
国务院出台常住地均等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项文件，延续68年的户籍束缚迎来全面松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就业配套等公共资源，不再和户籍身份深度绑定。
以往务工人群短期务工、随时返乡的固有心态会逐步转变，大量劳动力愿意长期留在城市生活。
劳动者会主动追求稳定用工岗位、足额社保与完善福利保障，市场需求会反向推动各类工厂、企业持续上调薪资标准。
产业体系的迭代升级同样不能放缓脚步，当下就业市场的核心冲突，在于产业更新速度跟不上劳动力能力提升与薪资预期变化。
国内集中资源深耕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能够持续批量产出高薪优质岗位，拉高全社会整体收入上限。
同步落地推进的乡村振兴工作，可以持续拉高农业生产经营收益，进一步抹平城乡收入差距，平缓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融合。
当下大众感知到的就业割裂，只是经济换挡阶段必然出现的阵痛。
传统低端岗位持续缩减淘汰，适配高素质劳动力的高端岗位供给规模暂时不足，两种变化叠加，催生文章开篇提到的矛盾景象。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会成为经济发展阻碍，反而代表经济体迈入进阶发展阶段。
平稳走完这段转型考验期，完整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国内产业布局、居民收入、城乡发展格局都会迎来根本性转变，这也是民族复兴、全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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