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我在游轮上突发重症，滞渝 324 医院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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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盛夏。重庆的山城雾霭早被暑气蒸干，空气里浮动着黏稠的热浪，一丝风也无。朝天门码头的石阶像一道从江面攀向人间的灰白天梯，蒸腾着灼人的热气。

我们几个江西籍的军校生——赵同学、陈同学和我——拖着沉重的行囊，在陡峭的石阶上蜿蜒而上。军装早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像一层褪不去的壳。长江在脚下缓缓东流，浑浊而迟缓，像一条疲惫的巨蟒，正驮着整个夏天的沉闷游向远方。那是我们大一结束的日子，十九岁，心里装满了对故乡的渴望——只要上了船，顺江而下，几天后就能在九江码头听见熟悉的乡音。

行囊安顿妥当，离起航不足半小时。我靠着船舷，正想松一口气，右下腹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起初我以为是走得太急岔了气，便扶着栏杆，想缓一缓。可那疼痛并未退去，反倒像一把钝刀，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反复地剜、反复地刮。汗珠从额角滚落，砸在甲板上，瞬间蒸发，连痕迹都留不下。同行的赵同学，樟树人，扶住我的胳膊，我只摆摆手，想说“没事”，脸色却已经白得如同舱壁上新刷的油漆。

身旁有游客看出异样，急急地提醒：“同志，赶紧去医务室看看！”

赵同学搀着我，在窄仄的船舱里弓腰穿行。找到医务室时，我已经痛得直不起身。船医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让我躺下，在我右下腹轻轻按压。他手指触及那个位置的刹那，我几乎是弹起来的——那种痛，像有活物在体内拼命地钻，拼命地撕。船医摘下眼镜，神色凝重：“急性阑尾炎，很危险。你赶紧退票下船，必须马上住院，肯定要动手术。”

退票。告别。长江三峡的首次远游，就此戛然而止。

我独自拖着行李，重又踏上那个蒸腾着暑气的码头。江风裹着腥味和水汽迎面扑来，我的军装早已被冷汗浸透。那一刻我没想到，这一病，便把我留在了长江的上游，整整一个暑假。

2

我在码头边等车。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像潮水般涌来又退去，退去又涌来。这时候，一辆中巴车忽然停在我面前。司机探出头，看见我胸前的学员牌和那一身湿透的军装，二话没说，转身便对车上的乘客拱手：“对不住各位了，这位解放军同志病得很厉害，我得先送他去急救中心，请大家多担待。”

乘客们纷纷下车，没有一句怨言。

车子发动，在重庆起伏的山路上风驰电掣。窗外的街景模糊成一片流动的墨绿，每一处颠簸都让腹部的疼痛加深一分。我蜷缩在后座上，攥紧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那位热心的司机很快把我送到十字路的急救中心楼下，坚持不收我的钱。

然而急救中心的白大褂们，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接诊的医生扫了扫我身上的军装，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身上带了好多钱？医药费啷个解决？”我愣住了，捂着肚子，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旁边一个实习生模样的年轻人则拿着本子开始询问：“你们学校在哪儿？你报一下你们单位联系人电话吧”

后来是陈队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随即协调学校的救护车，把我接回了后勤工程学院的门诊部——那是靠近马家堡校门口的一栋小二楼。很多年后我调回重庆工作，特意去寻找那个地方：长城宾馆还在，可那栋小二楼早已拆除，连地基都找不到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门诊部的病床上，辗转反侧。医生只给了几片止痛药，却毫无效果。疼痛像一把往复的锯，来来回回地割着我的神经。我咬着枕头，汗水浸透了床单。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冷冷的，铺在地板上。十九岁的年纪，我以为自己什么都扛得住，却不知道单纯的肉体痛苦，竟可以如此彻底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3

第二天，陈队长和留守学校准备考研的何增荣师兄一道，把我送到了江北的324医院。直到住进泌尿科病房，我才终于知道：折磨我的不是阑尾，是肾结石。

前排左数第三人为陈队长，右数第三人为罗教导员

后来我常想，人这一生有些缘分是注定的。就像我与324医院——二十多年后，我竟会以另一种身份，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

住院的日子漫长而恍惚。我几乎有十天吃不下任何东西，每天靠输液维持体力，白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进血管，像时间本身一样无声。病房里住了三、四个人。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因为前列腺问题住院，健谈，爱笑，总给我讲些养生之道，说着说着就叹气：“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不懂爱惜身子。”另一位是从西藏回来探亲的志愿兵，也是结石，躺在床上沉默寡言。我那时还在心里感叹：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真不容易。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自己也去了边疆。

手术那天，打完麻药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腹中那股被刀剜似的剧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骨的虚脱——石头排出来了。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忽然觉得整个人轻了许多，像卸下了一副沉重的铠甲。

康复的日子，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医院门口有一条长坡，坡下有好几家租书的摊子。那时节，我在那里借到叶永烈的《林彪传》、还有很多过去闻无未联的书籍。那些书一扇扇地推开了我从未涉足的世界，我几乎一两天就读完一本，然后扶着墙壁踉跄下楼，还书，再借新的。十九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困惑。

何师兄在我行动不便的那段日子，天天陪护。打饭、扶我上厕所、陪我说话。他是86级的，比我高两级，为人细心又温和。陈队长中间也来探望过两三次。何师兄毕业分到了云南昆明某分部，转业回了重庆。我们后来在重庆校友聚会见过几面，每次提起那年的住院经历，他总是轻描淡写：“那么点事，不值一提。”

4

整个住院期间，我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仍觉愧悔的事——我没有给家里报信。

那时候长途电话不便，我也没想着去邮电局发一封电报。可家里那边，却因为我的杳无音信而陷入了恐慌。1989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眼看着暑假一天天过去，同乡的同学们陆续到家，唯独我迟迟没有消息。父亲后来告诉我，邻居庚生爷爷每天都要上门来问：“拙伢子回来了没有？有没有信来？”父亲整夜整夜睡不着，母亲背地里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而我在324医院的病房里，浑然不觉地读着那些书，输着液，等待康复。

直到九月开学，我回到学员队，才想起给父亲所在的学校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终只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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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24医院归属我所在的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领导。当年那个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军校学员，如今已是部里的常委，兼任综合处处长。

年底，医院召开民主生活会，善解人意的刘部长点名让我陪同：“你顺便回重庆母校看看。”席间，与医院领导们一起用餐时，我随口提起了二十多年前那段住院往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护理部主任后来竟从档案室里翻出了我当年的住院记录，双手递到我面前：“您看，这是您当年的病历。”

我接过来，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几页泛黄的纸。1989年8月，泌尿外科，肾结石。薄薄的几张纸，装着的却是一个少年整整一个暑假的痛苦、迷茫、孤独，以及那些后来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我把它复印了一份，小心地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

第二年九月，324医院又划归陆军军医学院领导，根据全军统一安排对外改称958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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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有时像一个巨大的圆——你从某一点出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最后发现，你抵达的，竟然就是起点。那年暑假，我本该顺流而下，回归故乡。可我却留在了上游，在病床上，在书页间，在一场漫长的疼痛与康复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成长。

那是我有生以来住院最长的一次，也是最痛苦的一次。可如今回想起来，那痛苦里竟也许多美好的回忆——陌生司机的善举、陈队长和何师兄的关心照料、同病房老同志的絮叨，还有那些在书摊上读到的、让我在真真假假中学会明辨是非的文字。

如今我年近花甲，终于懂得，人这一生欠得最多的，永远是那一句未曾及时说出口的“平安”。可年少时不懂，等懂了，早已走过了万水千山。等我也为人父，终于学会了，在每个远行的日子里，往家的方向拨一通电话，轻轻说一声：“我很好，别挂念。”蓦然回首，母亲已然离去，父亲的身影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