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还不赈灾方使国库殷实，但隋末战乱将其耗空

很多人都听说过隋朝的富裕，甚至认为隋朝攒下的家底能够养活唐朝数十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真实历史上的隋朝，富归富。但那是隋文帝时期，而且还是靠隋文帝对民间无限制的敛粮而积累起来的。而后被隋炀帝折腾了一番，又在隋末起义里遭到各路义军大规模的放粮，到了唐初，府库其实早已空空如也。

所谓隋朝积攒的家底让唐朝吃了五十年，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段子而已。

唐太宗的原话

贞观十一年（637年），给事中马周和唐太宗进行了一番对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乍一看，就是说，隋朝积攒的家业先后被李密、王世充所用。到了唐太宗时期，西京的府库还在用。看来隋朝的家底是真的厚，也真的被大唐所用了。

可惜他们只看了前半句而忽略后面的一段话：“但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结合之前的那段话，马周的意思是让唐太宗对老百姓好一点，爱惜民力。

马周‍

哪怕唐太宗已经减少不少赋税和劳役了，但马周还是让他想想文景之治时期的百姓。

汉文帝、汉景帝轻徭薄赋，不折腾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因为他们的休养生息，才为汉武帝留下一笔可以征伐的家业。要是刘邦传位的是汉武帝，就汉武帝后面的各种征伐，大汉能活多久？

马周的这番话，就是拿前朝的教训来警戒唐太宗。

另外马周口中的西京府库，存的不是粮食，而是财帛。而这些财帛也不是隋朝留给唐朝的，而是唐初李渊省吃俭用积累攒下的。

《新唐书》记载，李渊定都长安后，为奖励功臣，将老本都拿了出来。但又怕拿了老本没法维持朝廷运转，一旁的少府监刘义节见状，就为李渊献计：“今京师屯兵多，樵贵帛贱，若伐街苑树为薪，以易布帛，岁数十万可致。”“又请轴舒藏内见缯，取羡尺，补杂费，得十余万段，调度遂给。”要是西京府库充裕，李渊也不用如此愁了。

当然，马周不说这事，唐太宗也知晓这个道理。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也和黄门侍郎王珪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又被断章取义，以论证隋朝之富，被大唐占便宜：“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惜和之前一样，只是截取了一段，因为这段话前后，还有这么一段：“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说白了，还是得爱惜民力，让百姓安居乐业。

含嘉仓的考古

含嘉仓的发掘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当时焦枝铁路正动工修建，在修建机修车间时，意外发现了一块铭砖。根据上面的文字信息，考证为古代的粮仓，即含嘉仓。

到了197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挖掘，先后发掘了5个仓窖。而在160号仓窖里，居然还保存了一部分粮食，共计50万斤。

根据记载，含嘉仓始建于隋朝初期，很多人就据此证明隋朝粮食充足。问题是含嘉仓虽然于隋朝初期修建，但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一直到隋朝灭亡都没有完工。一个没有完工的粮仓，自然存不了粮食。至于发掘出来的粮食，是唐朝时期继续修建的。而根据检测，含嘉仓储粮的主要时段为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可以说含嘉仓成为天下第一大粮仓的时候，已经是唐玄宗年间了。

再说粮食的存储，众所周知，隋唐时期的粮食主要以粟、米为主。粟、米能够贮存的年份不一样。根据《新唐书》记载“粟藏九年，米藏五年”。能藏五十年的粮食，别说唐朝了，就连现在都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这番话，仅仅是感叹一下。本意是隋朝积累储藏的粮食，够唐初百姓吃个五十年。说白了，就是点出隋炀帝继位的时候家底厚而已。但即便有如此丰足的家业，也让隋炀帝几年折腾没了。以此来警醒自己，绝无隋粮食养贞观朝之意。

结果这段话却被人编为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建立在隋朝基础上的。甚至引出“终唐一世，人口都未恢复到开皇时期”的论点，以此来证明唐朝远不如隋朝。

那么隋朝到底富不富？隋文帝时期富但抠，然后被隋炀帝折腾没了

当然，不是否认隋朝不富。实际上，史书上对于隋朝富裕的记载数不胜数。

《通典》记载：“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天下义仓皆充满。”《文献通考》记载：“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短短三十八年国祚，却富得如此流油，连隋文帝自己都疑惑不解。

开皇十二年（592年），底下人上奏，说今年收上来的钱粮布匹都快没地方放了。此前的府库因为太满，都放在走廊上了，奏请隋文帝新建府库。“九年，陈平，帝亲御硃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国公杨素讨平之，师还，赐物甚广。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本身已经轻徭薄赋了，如今还收上来这么多，哪里来的呢？

不光隋文帝不解，后人也不解。毕竟文景之治近四十年，才攒下如此大的家业，隋文帝立国才十几年，咋就这么富呢？

隋朝灭陈示意图

首先是灭陈得到了陈朝几十年累计的财富。南陈是南朝国力和疆域最弱的朝代，隋朝灭陈轻松无比，没花多少钱，还得到南陈府库财富。

华夏一统后，隋朝并无太多的战事，剩下的时间放在休养生息上。而第一步就是查人口，即大索貌阅、输籍定样。

一直以来，贵族喜欢隐匿人口。比如灭南陈的时候，得南陈人口仅户五十万，人口二百万。

一个割据江南的政权，仅有二百万人，显然这只是南陈能实际控制的纳税人口罢了。

根据《中国人口通史》估算，南陈人口约有六百八十万，而《中国人口史》则估算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之间。但不管是六百万还是两千万，至少说明南陈这边隐匿了太多的人口了。

南陈如此，隋朝这边亦是如此。乱世之中，很多人口其实是隐蔽乡间的。贵族也喜欢隐匿人口，无法被官方统计到。

太建十三年（581年），在册人口仅有九百万，而到了开皇九年（589年）灭陈这一年，人口是四千万，到了仁寿末年（604年），人口达到了五千万。

显然，就算鼓励生育，也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几千万人口。说白了，就是搜出大量的隐匿人口罢了。揪出隐藏在贵族家的人口，需要赋税的人口自然多了，国库收入自然多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隋文帝修建义仓，以备荒年。不过放入义仓的粮食，可不是简单的收上来的粮食，而是几乎把民间能收到的粮食全部收入了仓廪中。

一开始，隋文帝是要求百姓自行捐赠义仓以备荒年，标准是一石以下：“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但百姓余粮本就不多，百姓愿意捐赠的并不多。

那么灾年的时候，隋文帝赈灾了吗？并没有，因为义仓可不是为百姓准备的。

为管理这些粮仓，隋文帝安排了仓官。仓官没有诏令，是不敢私自放粮的，毕竟他们的职责是管理粮仓。另一边，为防止仓官盗粮，隋文帝制定了严苛的律令，并实行连坐：“盗一钱则弃市”，“行署取一钱以上，闻见不告言者，坐竟死”。

在如此严苛的管理下，仓官哪敢私自放粮，只能做好本质的储粮工作。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按理说应该放粮了。但隋文帝不仅没有开仓赈济，反而让百姓自己逃亡，自寻出路：“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可想而知，义仓究竟为何设立，百姓更加不乐意捐赠了。

因而到了开皇十五年（595年）的时候，隋文帝下令，强制百姓上缴粮食，甚至计户征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至此，自愿缴纳成了税收。

隋文帝口口声声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到头来，却都是为了私计。

另一边，隋文帝还搞度量衡敛财。

南北朝几百年，南北度量不一样。北周一尺约为26.75厘米，北齐一尺约为34.67厘米，南朝则一直用刘宋定下的24.58厘米。周武帝灭了北齐后，打算用刘宋定下的24.58厘米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可惜灭北齐不久后驾崩，北周皇位没几年又被篡了。直到到了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才开始统一度量衡。不过隋文帝没有用周武帝打算用的24.58厘米，而是定29.59厘米为一尺，即开皇宫尺。本来之前按照北周的26.75厘米一尺，百姓缴纳赋税也就2丈绢，但在开皇宫尺下，则需要缴纳2丈4尺。

开皇宫尺是量制，还有衡制，即重量。杨坚规定的一斤重量，是汉朝的三倍，东西魏的一点五倍。

度量衡‍

虽说统一了度量衡，但也意味着百姓要缴纳的赋税更多了。一来一去，这收上来的岂不是更多？而且光进不出，也难怪到了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隋文帝给隋炀帝留下如此厚的家底，隋炀帝还变本加厉。在老父亲强制的基础上，再次规定：“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

可惜，累计了如此多的财富，很快就被隋炀帝败光了。《隋书》记载：“大业十二年，百姓疲劳，府藏空竭。”《旧唐书》也记载：“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

短短十几年，隋文帝积攒的家业都去哪了？隋炀帝折腾没了呗。

三次征讨辽东，又是征讨吐谷浑，又是营建东都洛阳，又是修大运河，又是巡游的......这些可需要征用徭役，消耗大量粮食的。

百姓几乎不事生产，却消耗粮食。

隋末起义‍示意图

而到了隋末起义的时候，粮仓粮食又成了义军拉拢百姓的助力。李密、罗艺、刘武周、郭子和、薛举等人多次开仓放粮。到了武德三年（620年），占据洛阳却没了粮食的王世充手下就已经饿得人吃人了。

可以说经隋炀帝的折腾和隋末打乱，隋朝积累的粮食早被各地义军瓜分得干干净净了。

捉襟见肘的贞观初年

唐太宗即位初年，天灾不断，长安百姓都饿得卖儿女了。要是有隋粮，唐太宗早就拿出来赈济他们了。

贞观元年（627年）：“春，河北大旱，夏，关中地区因霖雨成涝......万姓嗷然，悬磬已甚。”“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贞观二年（628年）：“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贞观三年（629年）：“关内诸州又旱，自春及夏，亢阳为虐，膏雨愆应，田畴废业。”唐太宗只能恢复自东晋以后废弃藉田仪式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亲祭先农，躬御耒稆，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李世民‍

贞观四年（630年）再度大旱，“许、戴、集三州大水。”这一年，唐太宗在园苑种了几亩庄稼，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劳累，感叹“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此后，唐太宗多次劝农耕，直到贞观八年（634年）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所以，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自己治理出来的，并不是依靠隋朝积累的财富，更不是继承了隋朝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