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陈登科坚决反对：新歌词缺乏激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一首国歌的歌词被改了。

曲子还是聂耳的曲子，可田汉那几句人人会唱的词，被换成了另一套新词。

人民大会堂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时，程序庄重，掌声也有。可会场外，不少人心里却别着一根刺。

这根刺，后来被一个作家挑了出来。

他叫陈登科。

陈登科不是坐在书斋里谈音乐的人。一九一九年，他生在江苏涟水的贫苦农家，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写出《活人塘》《风雷》等作品，做过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听《义勇军进行曲》，听的不是一首歌。

是枪声。

是队伍。

是青年人背着行装往前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主持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协商座谈。有人担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胜利以后再唱，会不会不合适。

毛主席没有同意改。

他讲得很明白：胜利了，但斗争还没有完，不能忘记曾经受过的压迫，“还是原词好。”

两天后，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那时它还带着一个“代”字。

可这个“代”字，一代就是很多年。

到了“文革”期间，田汉受到错误批判，《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在许多庄严场合不能唱了，只剩下旋律。人们听见前奏，嘴唇动了动，却不能把那几句熟到骨子里的词唱出来。

那才是真正别扭。

一九七八年，国家秩序开始恢复，国歌问题又摆到桌面上。有人认为，时代变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原歌词应当换一换。

于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

新歌词开头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后面还有“高举毛泽东旗帜”“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句子。

词很新。

可歌一唱，味道不对。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是往前冲的，短促、急切、像号角。田汉原词里的“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每一句都顶着旋律走。

新词也庄严，却像把口号塞进了号角里。

陈登科听得出来。

他没有马上把话说成文学评论。他先看人们唱不唱。

一年过去，答案摆在眼前。

会场能通过，群众未必接得住；文件能发布，嘴巴未必唱得顺。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陈登科作为文艺界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他不是一个人写这份意见。肖马、韩瀚等代表也支持。

议案里有几条理由，很硬。

第一，原词原曲当年经过毛主席、周总理等参与选定，早已深入人心。

第二，现行新歌词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显得粗糙，经过一年多实践，群众反映冷淡，“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

第三，田汉已经平反，他的作品不应再被搁置。

这几句话，不漂亮，却扎实。

陈登科后来回忆，他们这一代人，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每唱起来，就想到民族危亡，想到山河被践踏，想到要为祖国和人民献出热血。

他反对的，不只是几句新词。

他怕那股劲断掉。

国歌最要紧的地方，不在于每个时代都能重新包装，而在于它能把一个民族最紧要的记忆留住。

可议案递上去，并没有立刻改变结果。

国歌问题不是一篇文章，也不是一个人的情绪。它牵着法律程序，牵着国家象征，也牵着那几年尚未完全理顺的历史问题。

陈登科没有停。

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他继续推动恢复原词。支持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代表和各界人士也提出同样意见。

那句“过时”的争论，又回来了。

和平年代，还要不要唱“最危险的时候”？

答案其实藏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那番话里。它不是说眼前每天都有炮火，而是提醒一个民族：站起来以后，也不能丢掉居安思危的骨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人民大会堂再次响起掌声。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关于国歌的决定。

田汉的词，聂耳的曲，又合在了一起。

这一次，不再只是“代国歌”。

后来，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同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国歌的奏唱场合、礼仪和保护，都有了明确法律规定。

一首歌走到这一步，用了几十年。

陈登科没有给国歌作曲，也没有给国歌填词。他做的事，是在一个容易顺着风向走的时刻，把一份议案递了上去。

纸页不厚。

分量很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后，熟悉的歌词重新回到升旗仪式、会场和校园里。前奏一起，人们不用再迟疑该唱哪一版。

第一句还是那一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