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庞振寰：用控辩双重思维拆解案件，找到比“正确”更好的“最优解”

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张伟英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拆得开案卷里的证据链，也看得见案卷之外的人与局——这是庞振寰的办案方式。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庞振寰，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中央民族大学刑法学双硕士学位，并持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同时具备心理咨询师资质。他在检察机关承担刑事案件批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职责多年，参与办理各种类型刑事案件数百件；转型为律师后，为30余家大型国企、央企、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在金融犯罪、职务犯罪、刑民交叉领域蹚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案之路。

2026年3月，“律新社年度风云榜：2025年度菁英律师40佳（40岁以内）”发布，庞振寰入选。近日，律新社对话庞振寰，共同探讨其专业发展及品牌建设之道。

刑事辩护已进入对司法运行逻辑深度理解与精准运用的专业竞争阶段。辩护效果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能否预判控方思维、拆解证据链条、在程序与实体之间找到发力支点。这对律师的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六年的检察机关工作经历，让庞振寰能够多一个视角看案子——侦查思维与审判视角的双重内化，使他既能从源头还原事实真相、捕捉关键证据，又能站在裁判者角度审慎衡量程序正当性与案件证明标准。他也逐渐认识到，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条文因对每一个个体权利、尊严的关照而拥有温度。正是这种双重身份的融通，让他在捍卫法理严谨的同时，始终保有对人性的体察。

律新社：您曾在北京市检察机关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业务多年。这一经历给您的律师执业带来哪些优势？

庞振寰：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侦查思维”与“审判视角”的双重内化。

首先，我习惯从侦查建构证据的角度去反向拆解控方证据体系。职务犯罪侦查经历让我深知一个案件是如何“从零到一”组建的，哪里是证据链最薄弱的环节，哪些口供可能存在取证瑕疵，这比单纯从案卷审查出发的辩护，维度更立体。

其次，我清楚检察官在法庭上的指控逻辑、举证节奏和论证重点。这让我在制定辩护方案时，能精准找到控方最薄弱的证据矛盾点，实现有效对抗，而非自说自话。

简单说，我能做到知彼知己，在检察机关的办案逻辑和律师的辩护思维之间，建立起一套高效的转换机制。

律新社：经历了身份的转变，您对律师这份职业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改变？

庞振寰：过去，我信奉的是“法律真实通过证据呈现”。站在指控立场，目标是精准打击，视角是单向的。成为律师后，我最大的认知转变是：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条文因对每一个个体权利、尊严的关照而拥有温度。律师不仅要看到案件，更要看到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单向的审查和指控，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寻找“最优解”，而非仅仅是“正确解”。

通过这几年的律师生涯，我越发觉得，律师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法庭上的雄辩，更在于让当事人理解司法逻辑，重塑对法治的信任，回归正常生活。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关乎命运的责任，远比单纯的“胜诉”更复杂、更立体。

律新社：您认为律师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

庞振寰：即便监察调查权高度集中，律师的作用依旧不可替代。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做程序正当性的“守护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激活，虽难但必须为。对疲劳审讯、指供诱供所得口供的精准质疑，是确保实体公正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做实体争议的“专业建构者”。监察调查侧重有罪证据，律师则需围绕犯罪构成，重构主体身份（重新论证当事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利用、谋利事项认定等核心争议的防线。比如论证系“正常履职行为”还是“为他人谋利”，是“礼尚往来”还是“权钱交易”。

第三，做认罪认罚中的“谈判专家”与“心理抚慰者”。在案卷材料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对《起诉意见书》的精细研读，推演证据体系，为当事人提供最理性的利弊分析，配合或争取认罪认罚，换取最轻刑罚。同时，给予当事人及其家属最后的心理支持，维护其尊严。

金融经济犯罪与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交织，证据界限极为模糊，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构成极大考验。庞振寰的经济学与刑法学双重学术背景，加之其在证券、期货等金融领域的从业资格储备，使他在面对这类复杂案件时具备了天然的专业穿透力。执业以来，他办理了大量涉嫌诈骗、金融经济犯罪及职务犯罪等疑难案件，在金融、经济、职务犯罪领域积淀颇深，能针对个案精准提炼辩护思路，扎实组织证据，为案件赢得转机。

律新社：您擅长处理金融经济犯罪、民事与刑事交叉领域的复杂案件。在您看来，这类“交叉案件”的辩护难点和突破口通常在哪里？

庞振寰：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法律关系的界定混沌”与“证据的专业化壁垒”。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同一行为或同一笔资金流动往往同时触发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

所谓“法律关系的界定混沌”，是指难以清晰划分该行为究竟属于民事违约/侵权，还是构成刑事犯罪，或者两者并存时如何确定审理顺序、责任范围等。所谓“证据的专业化壁垒”，是指这类案件的证据往往超出传统刑事案件的物证、书证、口供范围，深入金融、会计、税务、证券、支付结算等专业领域，非专业人士（包括律师、法官甚至侦查人员）难以正确理解、提取、分析或质证这些证据。这类案件往往借合法商业外衣行非法之实，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违规与犯罪的界限极为模糊。同时，海量的电子数据、财务账册、交易流水形成证据壁垒，对律师的复合知识结构要求极高。

但难点往往也是突破点，这类案件的突破口通常也在于此：

第一，用金融逻辑解构刑事指控。比如在内幕交易案中，需运用金融学知识证明信息未达“重大性”标准，或交易基于既定的量化模型，以阻断“利用”和“知悉”的推定。

第二，用民事合法性锚定刑事违法性判断。许多刑案以行政违法或民事违约为基础。若前置法许可，刑事违法性就不复存在。我会重点审视涉案行为在合同法、公司法层面是否被允许，从源头上釜底抽薪。对赌协议履行不论是商业风险还是合同诈骗，往往就是一线之隔。

律新社：您曾办理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合同诈骗等白领犯罪类案件，多次帮助当事人争取到有利处理结果。对于此类案件，您有哪些可分享的经验？

庞振寰：这类案件中，当事人普遍文化素质高、社会身份敏感，核心诉求不仅是无罪或轻判，更是最大限度地保全其人格尊严与商业声誉。我的核心经验是：

辩护前置，攻防一体：最佳时机是在立案前。一旦接到咨询或获悉初查，我会立即组建专业团队，从控辩双方角度进行“法律体检”。曾有多起案件在监察调查或公安初查阶段，我们就通过提交翔实的法律意见书和证据材料，证明无犯罪事实或情节显著轻微，最终让当事人未被移送起诉。

精准定位，快速切割：涉案金额认定是此类案件的核心。我会在第一时间全力梳理资金流向、会计账目，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个人消费与职务消费做清晰切割，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大幅削减指控数额。

情理法交融，争取刑事政策红利：结合当事人初犯、偶犯、积极退赃退赔、修复社会关系等情节，在认罪认罚框架下与检察官进行充分协商，为当事人争取最轻的量刑建议。

律新社：有人认为刑事辩护的核心是“证据之辩”，有人则强调“程序之辩”，您更倾向于哪种打法？

庞振寰：我认为这两者并非割裂，而是互补的：要以“证据之辩”为实体目标，以“程序之辩”为进攻利刃的组合拳。

纯粹的“程序之辩”，如果无法撼动核心证据，只是程序性胜利。而脱离程序的“证据之辩”，往往难以触及控方证据根基。最关键的策略，是通过精准的“程序之辩”打掉关键控方证据，从而实现釜底抽薪的“证据之辩”。

我办理过一起受贿案，就是通过申请排非（非法证据排除）并调取同步录音录像，发现笔录与录像严重不符，成功排非后，整个指控链条断裂，最终实现了良好的辩护效果。所以，没有固定打法，只有根据个案定制的“组合拳”。

从刑事律师通常是“事后”角色，案子来了才进场。但庞振寰则蹚出了另一条路：在企业风平浪静时就开始介入。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3.7万人，同比上升13%；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起诉3298人，同比也在增长。[1]A股上市公司涉刑案件连续3年上升，2025年全年共有93家A股上市公司卷入刑事风波。[2]企业刑事风险的高发态势之下，庞振寰也早早意识到，律师不仅要能救火，更要能帮助企业设计出不易起火的治理结构。凭借多年的实务积累，庞振寰将合规思维前置嵌入企业运营的关键节点，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不阻断交易、又能隔离风险”的法律方案。

律新社：您曾为多家国、央企提供法律服务，深度参与多起资产证券化、私募基金相关非诉项目。这些经历让您对企业客户的真实诉求形成了怎样的理解？

庞振寰：刑事律师看企业，往往只看到一个“风险点”。而非诉经历让我能看懂商业模式的“生命线”与“血管脉络”。我更能理解企业家的商业逻辑，从而提供“不阻断交易，又能隔离风险”的法律方案，而非简单地说“不”。

比如，为企业设计私募基金架构时，我会从前端避免“资金池”和“自融”的刑事红线；做反向尽调时，我能精准识别类案中常被追诉的虚假记载行为。这种“上医治未病”的思维，让我能真正融入企业战略，成为其信赖的幕僚，而非仅是会打官司的“救火队长”。

律新社：在当前行、受贿惩处趋严、金融监管持续强化的背景下，企业构建合规体系，最需要在哪些关键环节发力？

庞振寰：核心是构建“全流程、嵌入式的合规体系”。事前预防成本远低于事后“灭火”代价。

一是专项合规聚焦高危领域。针对商业贿赂、金融证券等红线领域，建立详细的执法实践手册，明确红包、礼品、咨询费等边界。特别是融资阶段，务必对“资金池”“自融”等设定硬隔离。

二是关键节点进行“压力测试”。在重大投资、税务筹划、商业模式创新、公司政治斗争激化前，主动聘请外部律师进行沙盘推演，模拟极端情况下可能的刑事控告点，并提前部署证据、调整行为模式。

三是建立常态化“吹哨人”机制与应对预案。危机发生时，核心是保全证据。尤其是有利证据，能证明决策合法性、对赌风险已披露等。同时第一时间组建含律师在内的应急团队统一对外发声，在专业律师指导下谨慎应对，避免因慌乱留下不利证据。

律新社：展望未来三到五年，您个人计划在专业领域实现哪些突破？

庞振寰：我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深耕“刑民行”交叉领域，形成方法论。我希望能体系化地解决刑民交叉的实体和程序难题，形成可复制的方法论，让律师办案更有章可循。

第二，研发“企业合规前端产品”。运用大数据和类案检索技术，将合规服务产品化、模块化。如，针对特定行业“穿透式监管”的专项合规，让中小型企业也能享受到高端的风控服务。

第三，锤炼“法庭技艺”，参与法治进程。希望通过办理有影响力的标杆性案件，激活正当防卫、非法证据排除等沉睡条款，为个人执业树丰碑，也为法治的点滴进步提供鲜活的实践样本。

刑事辩护的价值，从来不只在法庭之内。每一个成功排除的非法证据、每一份被重新审视的瑕疵笔录，都在以看似微小却扎实的方式，校准着司法运行的精度。

庞振寰的执业路径提供了一种有参考意义的样本：当侦查思维与商业视野在同一人身上交汇，刑事律师便不再只是法律条文的熟练操作者。他能从案卷中看到证据链条的薄弱之处，也能从商业逻辑中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在程序与实体、控方与辩方、规则与现实之间搭建起多维对话的通道。专业能力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对客户的理解是在一个又一个案件中磨出来的。每一场准备充分的辩护，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细节，最终都会沉淀为这个职业真正的分量。

参考资料：

[1] 经济观察报：《民企反腐进行时》，
https://mp.weixin.qq.com/s/rZx1x7KbGlQj70oIKMDEbA

[2] 金杜研究：上市公司刑事犯罪报告（2025年度），
https://mp.weixin.qq.com/s/w0gsnvYm8mbr9TaUQNfZTw

庞振寰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刑法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金融方向）硕士学位。拥有多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工作经历，律师执业以来，为三十余家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单位、民营企业等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工作，对公司治理、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白领犯罪均有丰富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