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53）——上海:私家侦探失踪案（一）

摘自《啄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1949年9月5日上午，上海市江宁区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联义坊市民沈存美前往市局江宁分局报案称：

其夫郁焕崇自9月2日下午出门跟客户谈业务后，至今未归。

自昨天下午起，她和亲朋好友四处寻访，均无消息，大家都认为郁焕崇可能已经出事，因此前来向政府报案，要求警方出面调查。

当时，上海解放才三个来月，新旧政权刚刚完成交叠更替，部分阶层、家庭、个人所遭受的剧变前所未有，几乎天天都会发生由各种原因引发的人员失踪。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而各个分局、基层派出所由于警力紧缺，通常对于这种家属报案失踪的情况，接待归接待，并不立刻作出反应，只是做一个登记，履行一下手续，然后让报案人回家等候消息。

但是，这次，对于郁焕崇的失踪报案，分局破例给予重视，当即派人上门调查处理。

郁焕崇，1909 年出生于川沙县城厢镇一个小康之家，十一岁时，遇到一位少林寺出身的游方和尚，自愿随其四方游历并习练武术。

他这一去，就是七年，回乡时已是一条精悍汉子，自述随老僧学武五年，跟师父分离后又入行伍，因武艺高强，担任旅长卫士，故又练的一手好枪法。

其时，郁焕崇父兄已在一次出海游览时，海难身亡，其母也已殁于瘟疫，他成为孤身一人。

川沙县警察局得知他的情况后，发出聘书，请其出任县局警察国术教官，已经闯荡过江湖的郁焕崇嫌川沙码头太小，婉拒之后，欲去沪上报考巡捕房。

其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正在物色“上海保镖”，专门承担宋子文从南京来沪活动时的警卫任务，平时则护卫宋子文在上海的公馆安全。

这类保镖由东家自行支付薪饷，称之为“私人保镖”，宋氏之母系川沙人氏，亲属听说此事后，就向宋子文推荐了郁焕崇。

随后，宋子文当面见识了郁焕崇的功夫和枪法，很是满意，于是，郁焕崇就成了宋子文的保镖。

1931 年夏，宋子文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刺客认错目标，刺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庐），郁焕崇也在现场，他是两个将宋子文按倒在地，挺身掩护的保镖之一。

两年后，宋子文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郁焕崇认为宋子文下野，可能要减少保镖，于是主动提出辞职。

宋子文挽留不成，只好同意，在征询郁焕崇的想法后，他通过沪上闻人杜月笙将其推荐到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做了一名捕探。

郁焕崇在法捕房待了两年，跳槽去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辞职，先是做小生意谋生，稍后做起了私家侦探。

由于郁焕崇在沪上人头熟、关系多，而且精明勇猛，行事风格又很“江湖”，因此把这一行当做得风生水起，没几年就有了名气。

沈存美报案的当天傍晚，派出所民警小赵陪同江宁分局的两个便衣来到联义坊，来到她的家里:

这两位同志分别姓吴、姜，是分局刑警队的刑警，根据领导的指示，前来了解相关情况。

沈存美出身商人家庭，三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在与郁焕崇结合之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十八岁那年，嫁给一个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青年罗成功。

罗成功是香港人，早年留学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后回香港做内科医生，后来赴沪入职工部局，从事公共卫生管理。

婚后，两人过得很幸福，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罗成功奉命前往香港出差，竟然一去不返。

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向香港警务处报案，因罗成功早年在伦敦留学，又向苏格兰场（ 伦敦警察厅）发出公函，要求协查。

此外，工部局和沈存美还各自出资在香港、伦敦和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罗成功却是犹如断线风筝，依然杳无音信。

一年后，沈存美登报宣布解除与罗成功的婚姻关系。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沈存美嫁给了郁焕崇，婚后生下一子，今年十一岁。

沈存美不愧是当老师的，表达能力强，思维条理清晰，分局来的两位刑警吴万清、姜少雄没费什么周折，很快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沈存美告诉上门刑警:

9月2日下午，郁焕崇在家午休后，说要出门去跟客户谈业务。

十五年前，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赴香港出差一去不返，再婚后对郁焕崇的其他事情不过问，但是，只要出门，必定要问个清楚。

最初，郁焕崇以为妻子唯恐他在外寻花问柳，颇有抵触情绪。沈存美发现郁焕崇误会，遂把自己的担忧吐露出来。

郁焕崇听后表示理解，以后不待其发问，主动予以说明，时间稍长，这便成了夫妻间的默契。

那天出门时，郁焕崇告诉沈存美:

要去提篮桥区商丘路一家白俄经营的“白天鹅咖啡馆”跟朋友老朱介绍的客户屠先生见面，他与对方并不相识。

原来，屠先生想委托郁焕崇调查亡父遗产情况。

屠先生的父亲生前是个资本家，在沪上三家大公司都有股份，还有分布于市区三个中心城区的七处房产（其中两处是花园洋房），以及其他古玩字画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细软。

七个多月前，其父因心脏病猝死时，屠先生当时在印度尼西亚。

因为出身富家，他属于纨绔子弟一族，少年时迷恋国术，系国术大家王子平先生的弟子，二十年过去，步入中年后的屠先生也成了江南国术界的高手。

抗战胜利后，他经常受邀去港澳和东南亚表演及传授中国武术。1948年3月，受印尼华侨商会聘请，前往雅加达参加为期半年的华侨子弟武术培训班。

到9月结束后，华侨商会设宴欢送一干中国武师。宴会进行中，忽然来了当地警察，说这是非法聚会，予以取缔并罚款。

众人不服，警察便要拘捕为首的策划者。培训班的弟子当时喝了不少酒，就和警察拉扯起来，随即升级为互殴，事情闹大，警方抓捕了二十多人，其中也包括没动过手只是劝阻的屠先生。

华侨商会虽然请了当地著名的律师辩护，仍有七人被法院认为有罪判刑，屠先生被判六个月实刑，上诉无效，送到雅加达监狱服刑。

等到他刑满出狱， 签证已经过期，又扯了一阵，待其上月中旬回国，老父已经殁了半年，一应遗产被几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瓜分，只给他留下位于虹口区海伦路上一套最小最廉价的平房作为住宅。

屠先生心有不甘，便欲讨还公道。这当口儿，纵然空有一身本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问了律师朋友朱某，对方说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

上法院打官司是全凭证据，朱律师试了试后，一脸沮丧地说：

“屠先生，您那几个哥哥，解放前黑白两道兜得转，新社会了没想到还是很有一套……

您要想把官司打下去的话，只有找私家侦探去取证。私家侦探也得是狠人，比如江宁区的郁先生。”

刑警吴万清、姜少雄俩人在沈存美那里得到俩人见面这一讯息后，决定去找屠先生聊聊。

屠先生名叫寻道，是他十三岁开始习武时改的，原先的姓名按屠氏家族的辈分而取叫“相愿”，偷偷改名“寻道”后，父亲大为生气，勒令改回，其坚决不肯。

因此，家里人就视其为另类，再加上他是庶出，其母已病殁，所以在家族里便属于“不待见”分子。

在虹口区海伦路，刑警找到屠先生，向他了解 9 月 2 日下午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之事，屠寻道先说了约见事由，跟沈存美所言相符。

刑警问那天下午郁焕崇去了咖啡馆没，屠寻道说他去了，准点抵达。两人素不相识，不过屠寻道知道郁焕崇。说起来，两人还算是武林同道，因此先聊了会儿沪上武林掌故琐闻，互觉投机。

然后，屠寻道欲把调查遗产的原因跟对方说一下，郁焕崇倒也实在，他说：

“屠先生，我跟客户谈话进入正题后计时收费，您若说到这方面，那就要付费了。

这样吧，我把朱先生给我说过的情况简述一遍，您若有补充，那咱们就开始计时，若没有补充，那咱们就从之后所谈内容开始计时。不知您意下如何？”

屠寻道点头赞同，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郁焕崇问过屠寻道并无补充后说:

接下来就要计费了，现在是十六时五十三分。

就在这时，随着吧台一阵骤然而响的电话铃声响过，一名侍者悄无声息，匆匆而至，欠身轻语：

“二位先生哪位姓郁？”

对于郁焕崇来说，这种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会有电话的情况屡见不鲜，他并不吃惊，点头示意，然后起身前往吧台接听电话，俩人坐的位置距离吧台很远。

一分钟过后，郁焕崇回到座头，对屠寻道说:

很抱歉，有件急事要去办，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联系。

说完，郁焕崇欠身跟屠寻道握手，道声“拜拜”，出门而去。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虽然没有谈妥委托调查取证事宜，但是屠寻道对郁焕崇的印象甚好，当晚见到朱先生时，连说郁先生是一位君子。

然后，他就等着这位君子跟他联系，可是一连等了三天，始终没有等到电话。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前突然出现警察，屠寻道感到很吃惊，便问道：

“请教二位同志，郁焕崇是不是已经被政府拘押了？”

待到听说郁焕崇失踪了，更是大吃一惊。

随后，吴、姜二人又去了咖啡馆，向侍者调查9月2日下午郁焕崇接的那个电话的情况。

对于当时有点儿档次的咖啡馆、舞厅、饭馆来说，这种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传呼客人的现象每天都有。

“白天鹅咖啡馆”吧台的那个白俄女收银员很客气，语气却十分坚决，电话肯定是有的，但很抱歉，她记不清了，无可奉告。

以上，就是9月5日两位刑警得到的情况，没有任何线索。次日俩人继续调查，他们分析认为:

郁焕崇接到那个神秘电话后，匆匆离去就此不见影踪，也无任何音信，失踪应该跟那个电话有关。

他们原本想查到主叫电话号码后，追査下去，不料没门儿，只好另辟蹊径。

从屠寻道所述情况来看，他那三个兄长对他准备取证打官司要求合理分割遗产大为恼火，必欲拒之。

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捕捉到屠寻道在“白天鹅咖啡馆”约见郁焕崇的信息，决定出手阻止这件事进行下去。

于是，就在郁焕崇跟屠寻道在咖啡馆会见的时候，打电话过去，以一个郁焕崇能够接受的理由使其中断跟屠寻道的这次会见，将其约往某处。

郁焕崇过去后，双方没谈拢，然后，屠氏三兄弟就对郁焕崇采取措施，可能囚禁，可能杀害，也可能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争执，双方动起手来，尽管郁焕崇是保镖出身，难免寡不敌众，没准儿在冲突中身亡。

因此，下一步，吴、姜二人决定着手对屠氏三兄弟进行调查。

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的名字分别是相如、相我、相所，屠老爷子当初给四个儿子取名时，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如我所愿”。

后来，庶出小儿子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为寻道，“如我所愿”就变成了“如我所道”，从字面上看，两者八九不离十，最后老爷子没有坚持要小儿子改回原名。

屠寻道的这三个兄长也都是纨绔子弟，不学经营之道，这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可以接班延续产业，这也是老爷子一直没立下遗嘱对遗产分割作出安排的原因。

屠寻道决定跟这三个兄长“法庭相见，一决高下”。这三人肯定得挖空心思阻止这场官司，卡住源头不立案，就跟法院没有关系，遗产分割纠纷只限于家庭内部，官府就管不了。

如此想来，郁焕崇9月2日在咖啡馆跟屠寻道会面时所接听的那个电话，是屠氏三兄弟所打的可能性还真的存在，紧急约见劝阻其参与这个纠纷。

9月7日，已经是郁焕崇失踪的第五天，仍无任何信息。当天下午两点多，吴、姜二人在完成外围调查后，决定跟屠氏三兄弟见面，问下来，这几位竟与此事无关！

诚如之前外界调查时所了解到的那样，屠氏三兄弟对小老弟屠寻道“公堂相见”的主张实在感到犯难。

届时，官司必败，丟了面子之羞暂且勿论，实质性的难题在于他们擅自分割的遗产中的流动资产已经消耗大半，手头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产可以执行。

听说新政权法院对于这种对象要绳之以法，这个法不是民事惩罚，而是刑事惩罚，要吃官司，他们眼前只有一条路：

不让屠寻道提起诉讼。

于是，他们派地痞混混儿小王和阿毛对屠寻道进行跟踪，发现屠寻道和老朱拨打传呼电话约郁焕崇于9月2日下午在提篮桥区商丘路“白天鹅咖啡馆”见面之事。

老朱的嗓门儿大，打电话时也没考虑到要注意保密，对方的身份即为小王和阿毛所知。

屠氏三兄弟闻报，倒也没觉有甚犯难，因为他们对于老爸遗产的处置做得很干净，凡是来路不明疑似非法所获，都把相关账目焚烧。

他们担心的倒是郁焕崇这人厉害，不但本事了得，在上海滩的黑白两道人脉也很广，如果要对抗的话，他们自付弄不过对方，于是产生了笼络之心。

9月2日，屠寻道约见郁焕崇时，“白天鹅咖啡馆”店堂里的顾客中有一个举止斯文的六十来岁的老头儿，是屠老大请来的沪上小有名气的“南市金先生”。

沪上华界租界三教九流，凡是遇到不便找官府解决的民事、刑事纠纷，都来向金先生求助。

屠氏三兄弟花了十八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 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请金先生出场，目的是在郁焕崇跟屠寻道会见分手后，跟郁焕崇洽谈，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这位沪上有名的私家侦探，放弃这项委托，他的损失自然会得到屠氏三兄弟的加倍补偿。

金先生这天还真是铆足了一股劲儿，鼓起必胜信心，一心要攻克这座堡垒。他坐在咖啡馆靠近门口的一副座头，面前摆着咖啡、西点，拿着一份报纸浏览，用以消磨时间。

中间，金先生去了趟洗手间，没想到，就是这么短短数分钟时间，等到他回到店堂时，角落里那副座头已经空了！

金先生一看，大吃一惊，立刻快步过去问正在收拾桌子的侍者刚才那两位先生的去向。得知郁焕崇在接听一个电话后立刻离开，转身拔腿就往外跑，想向门口的小贩打听离去的方向后追赶。

可是，还没出门就，就被另一侍者扯住，说他还没会钞呢！待其付了钞票出门，门口那两个小贩已经不在，只好踩脚感叹运气不佳。

9月8日，吴万清、姜少雄去南市找到金先生，了解下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对方还说:

因为办事不成，所以已经把钱全部退了回去。

中午，两人返回江宁分局接到领导通知：

鉴于郁焕崇已经失踪六天没有消息，经分局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项调查。

专案组成员除吴万清和姜少雄外，增加一名老刑警孔大虎，另外，安排三个警校速成培训班的实习生小邢、小何、小曹作为助手，由吴万清担任专案组组长。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说来也巧，专案组刚刚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就转来一封由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江宁分局的匿名检举信。

这封检举信竟是从香港发来的一封电报，检举对象就是9月5日向分局报案称其丈夫失踪的沈存美的前夫，内容大意是：

郁焕崇已经遇害，凶手很有可能是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日前，罗氏已潜来上海，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5月1日改称上海大厦）。

专案组众人一看，禁不住心中大喜，这位检举者总不见得闲着没事，特地花钱从香港发一封加急电报，来跟他们开玩笑吧？

再说，郁焕崇失踪之事还没有立案，外界也并无传言，可这人在香港已经知道，而且知晓郁焕崇的住址甚至妻子的姓名。

更令人觉得具有真实性的是，这封电报里甚至还扯上了沈存美已经失联整整十五年的前夫，清楚无误地说出他在8月底从香港赴沪，下榻在百老汇大厦。

这简直就是扯住了被检举人的耳朵，直接扭送公安局的节奏啊，不用说，这封检举电报有料且有戏！

随后，吴万清先向市局打了个报告，请求外事科警察出面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了解相关情况， 他们则去梵皇渡路派出所，通知沈存美到所里，了解相关情况。

沈存美来到派出所后，刑警孔大虎跟她先拉了会儿家常，很快把话题转到了罗成功身上，开门见山：

“有人向我们反映说，罗先生失联多年，最近有消息了。”

大家原以为沈存美会矢口否认，甚至惊慌失措，没想到，她却平静地点头说道：

“是有这么一回事。这消息有些滞后，老罗不是最近有消息，两年前他就已经来过上海，我们见过面，我家先生也知道，还跟老罗一起喝过酒。”

接着，沈存美将两年前跟罗成功首次见面时听说的情况一一告诉刑警。

1934年，罗成功奉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之命去香港出差，在那里跟几个老同学见面时说起往事，多喝了几杯，几人离开酒家后，在马路上跟人发生争吵，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双方势均力敌，正打得热闹，警务处的巡逻马队过来，见状不对，二话不说吹起警哨让双方住手，不管有理无理，违不违法，统统进捕房再说。

这下，殴斗双方罢斗，目标对准骑警，那个为首的英国骑警没有动枪，只是借助高头大马和警棍以及专业训练过的优势，把这十来个公然抗法的主儿打伤三个、抓获四人，其余得以逃脱。

罗成功被警棍击头，当场昏厥，醒来时已在医院，出院后被押解警务处看守所。他唯恐被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知晓后开除，没敢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佯称伦敦华侨，他有英国护照，又在英国生活多年，一口伦敦土语说得很顺溜，对方也就信以为真。

原以为这是一桩小案子，最后罚款训诫蒙混过去，最后的处理结果，对于其他涉事人员来说确实如此，只有对罗成功是另一种方式。

警务处对其伦敦华侨身份深信不疑，按照处罚英国公民在港涉案规定处理：

英国公民在港犯事，可以从宽处理，罚款训诫全免，递解伦敦。

罗成功以为到了伦敦可以一放了之，哪知苏格兰场把他拘押后，竟然忘了， 一直到三个多月后方才想起，然后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将其起诉。

当时的英国法律中有“管辖延伸”的规定，罗成功既然持英国护照，就是英国公民，适宜如此办理。

这当口儿，他也只好“相信法律”。指望法院判自己无罪释放，至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那份工作，至此已经不作他想。

即使伦敦这边判他无罪，法律文书中也会有事由，回头如果要向沪上工部局说清楚的话，就得出示判决书为凭证。

后来的判决果然如他所料，无罪释放，但之前被关押的时间没有什么说法。

罗成功出身富家，自幼养尊处优，虚荣心强，自尊心甚，受此一劫，觉得如果再回上海，工部局肯定已经把他除名，即便不除名也得经历“说清楚”这一关，丢不起这个面子，干脆待在英国算了。

苏格兰场给他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伦敦不想待，遂去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过大学同学的关系，在医院谋得了一份外科医师的工作。

之后，罗成功娶了个英国妻子，生儿育女。 二战结束后，罗成功原在印度经商的叔父罗竞勋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移居香港，不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其的一部分财产赠予罗氏家族唯一的男丁罗成功，条件是必须定居香港。

于是，罗成功携家带口迁至香港定居，顺利继承了叔父的遗产——位于旺角的中药店铺“福源堂”。

他是 西医出身，因为做了 “福源堂”老板，开始研习中医中药，拜在港岛知名国医杨友兰门下，学了将近两年。

1947年春天，“福源堂”执行掌柜洪老先生病殁，罗成功顶替上去。于是，就有了阔别内地十三年的沪上之行。

抵达上海后，罗成功办理完采购中药材的业务后，差下榻饭店的茶房前往沈存美以前执教的小学去找人，送去一封信函，约其前往“绿杨村酒家“见面。

沈存美收到信后，即告其夫郁焕崇，征求意见。郁焕崇大度地说:

罗先生失联多年，原以为凶多吉少，现在有了消息，自是好事，既然相约，应该前往。

沈存美要求郁焕崇陪她同往，郁焕崇说他去不妥。

于是，沈存美应约见面，罗成功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番前来见，主要是想办一下离婚手续。

沈存美表示同意，于是就让郁焕崇请了律师，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且登报声明。

罗成功离沪前，郁焕崇、沈存美夫妇在国际饭店为其饯行，此后一年多里，罗成功两次来沪，均与他们夫妇见面。

至于此刻专案组要了解的罗成功最近是否来过的情况，沈存美不清楚。刑警话题一转说道：

“罗成功是否与你有过单独联系——除了见面外，还包括书信电话联系，以及邮寄物品。”

沈存美稍一迟疑，缓缓摇头：

“不曾有过。”

停顿片刻后又说，

“老罗有一次跟我们在馆子吃饭的时候，老郁去卫生间，老罗问过我一件事情，他说他在香港准备投资入股跟朋友一起办一所私立小学，完全是按照内地的方式和课程安排运作的，收入应该比较高，问我是否有意赴港出任校长或者教导主任，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他叮嘱我此事不要跟别人说起，包括老郁。这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当时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

他来上海的目的，是找中药材上家询问，中共执掌政权后这种生意合作是否还能继续进行下去。”

这个情况引起了刑警的关注，吴万清马上追问：

“他跟你说这事时，说到过老郁和你儿子没有？”

沈存美摇头。刑警又问:

“后来呢？”

对方答道:

“后来我没跟他联系，也没对老郁说起过——我答应过老罗，他也没再跟我联系过。”

专案组刑警返回江宁分局后，接到了市局外事警察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去过百老汇大厦，罗成功确实在8月30日持英国护照前往百老汇大厦登记入住，9月3日退房离去，而且未要宾馆帮其预订火车票或者机票，去向不明。

意外情况简直算得上接二连三，刚挂断电话，市局又来电话告知:

接到来自香港的第二封检举电报，称罗成功的英国妻子在今年2月间被其发现外遇，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断然离婚，一双子女归女方，女方已经带着子女回英国去了。

这个情况，简直就是为了印证沈存美之前吞吞吐吐所透露的今年6月间罗成功来沪时，向她发出赴港工作邀请的潜在动机：

罗氏此举，似是想跟沈存美破镜重圆啊！

这在时间节点上可以吻合，罗成功2月在香港跟英籍妻子离婚，6月来沪偷偷跟沈存美说起邀其赴港工作的话头，而且要求她保密。

第二封检举信所言内容如果属实，那就揭开了第一封举报信中所说的“罗成功杀害郁焕崇”的作案动机。

——由于沈存美对于罗成功发岀的赴港工作邀请迟迟不作表态，罗成功等不及，分析下来可能是由于郁焕崇存在的关系，决定除掉这块绊脚石。

于是，专案组决定对此线索进行调查。一番研究后，定下了调查方向：

一是向百老汇大厦调查罗成功8月30日至9月3日在该宾馆下榻期间，是否有访客及访客身份信息；

二是罗成功9月2日下午和晚上的活动情况；

三是追查罗成功离开百老汇大厦后的去向。

调查所获得的一个情况，就使刑警暗吃一惊：

罗成功入住百老汇大厦次日，即8月31日中午，沈存美曾经前去拜访，两人在大厦三楼餐厅共进午餐。

可是，沈存美在接受调查时没说过此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沈存美显然是故意隐瞒了这个情节，其用意是什么？是否跟郁焕崇失踪有关联？

第二个方向的调查结果次日收到：

罗成功9月2日下午至晚上并未离开过百老汇大厦，下午有两拨朋友前来拜访，这表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能作为其与郁焕崇失踪无涉的证据。

如果他真有干掉郁焕崇的想法并付诸实施，自己绝对不会上场。

9月9日下午，第三个方向的调查也有了结果：

罗成功已于9月3日下午从虹桥机场登机飞往香港。

沈存美隐瞒其在8月31日去百老汇大厦跟罗成功见面的情况，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其丈夫郁焕崇失踪的案情。

另外，郁焕崇9月2日失踪，沈存美自称:

她知道当天下午丈夫出门事由的，可是她对于郁焕崇当天没回家并未作出反应，一直到9月4日下午才联系亲友四处寻找。

对于一对和睦夫妻来说，她的这种反应似乎过于淡定，不符合常规。

鉴于这两个原因，专案组认为沈存美有涉案嫌疑．决定将其传讯来分局予以讯问。

可是，当刑警赶到沈存美家时，儿子郁光耀却说:

妈妈自下午四点多出去后，还没回来。

刑警问孩子她去哪里跟你说起过吗？郁光耀说没有。

正说着的时候，沈存美回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是一脸兴奋：

“他有消息了！”

刑警一怔：

“郁焕崇有消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