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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汉唐在文化上开疆拓土,宋朝则在商业上极具代表性,扮演了承先启后的关键角色——彼时各路商人风生水起,演绎出中国商业史上的华彩篇章。
素有“遍地龙游”之称、又以贸易见长的龙游商帮岂会错过。
龙游话里的“朝西朝西”,既是日常口语中的“什么什么”,也是向西而行的方向——龙游人好奇,所以敏锐;龙游人好问,所以通达。他们在故乡之外更广阔的天地间,驼载着龙游的茶叶与珠宝,一路向西。
他们带着龙游特产进入云南,由此再入缅甸,辗转抵达印度等南亚和西亚地区。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也是我国西南联结南亚诸国、西亚、西欧乃至非洲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汉代以来,邛竹杖、丝绸、茶叶、瓷器,皆经此道远销缅甸、印度、罗马帝国与阿拉伯诸邦。
好几个世纪,欧洲人嗜茶,却遗憾无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
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克鲁兹写下《中国茶饮录》起,不少西方探险家垂涎三尺,打起了中国茶的主意。长久以来,清廷不准欧洲商人进入内地,这种生长在东方古国的神秘植物,在西方人眼中充满了诱惑与觊觎,荷尔蒙激增。
1848年,欧洲革命风起云涌,首批满怀着淘金梦想的中国移民抵达旧金山。几乎与此同时,为掠夺中国优质茶叶基因,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苏格兰最成功的“植物盗窃者”——罗伯特·福琼,再次潜入中国。
这年8月的一天,福琼坐在一把印式的椅子上。窗外,骄阳似火。
他换上清代衣裳,让向导为他剃一个清代式样的头。向导的剃头刀功夫,与他认路的本事相去甚远——颤颤抖抖的手掌、笨拙生硬的手法,数次刮破福琼的头皮,鲜血与福琼因疼痛而溢出的眼泪混在一起。
这一次,他嗅着茶香,溯钱塘江而上,经兰溪、龙游抵达衢州。据其记载,龙游当时“有三座美丽的宝塔”。
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园内,福琼发现了一株从未见过的茶树。他本想翻墙而入,忽而醒悟自己已是一身中国人打扮,于是大摇大摆走进客栈,寻一张桌坐下,点了酒菜,吃完又慢条斯理地点上中国烟斗。
福琼对店主说:“这些树真漂亮。我从海边来,在那里看不到这些树,给我一些种子吧。”
好客而善良的龙游人——店主当然满足了他的请求。
这位从容不迫的盗窃者,从龙游商帮故里(今金衢地区)及浙江各地采集了大量茶树种子与标本。据载,他将两万余株茶树幼苗和大量茶种运至印度,并带回8名中国制茶工匠。
福琼,这位国际茶盗的光顾,却也在无意间为今天追索先辈足迹提供了线索——只是,这足迹是逆向的。
福琼的中国之行,还为西方品茗者和植物学家解开了一个谜团。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有绿茶树与红茶树之分,福琼却指出:绿茶与红茶之别,只在制茶工艺不同。这一发现起初遭到嘲笑,但当他请同赴印度的制茶专家在英国亲自验证后,终于获得承认。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线路之一,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与龙游商帮的活跃期大致吻合。
在蒙顶山(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脚下的名山县新店镇,至今仅存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茶马司遗址。那一年,王安石刚刚罢相——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很快如穿堂风般凝固于空寂的院落。那些早已烟消云散的人气血气,此刻幻化如刺,令我感到某种埋藏于深渊的梦与痛。
从茶传入藏区算起,已逾千年。背夫们背负几百斤重的“茶包子”,日复一日,一步一挪,用血肉之躯丈量着横断山脉的艰苦卓绝。
走到一条横卧在田野间的沉寂小道——两旁金黄的谷穗沉压着稻秆,巨大的石块整齐铺在路中央。几个老农蹲在不远的石板上吸烟,静静凝望田园与远方的山峦。
他们身下,那条杂草丛生的小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若时光倒流数百年,大大小小的马帮就在面前穿梭而行,铃铛清脆,一直响过西藏。
西方盗走了中国茶种,却将鸦片输入中国——世界从此大变。
茶叶在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战争,使一个国家走向独立;在亚欧大陆也导致了一场战争,使一个帝国走向衰落。
龙游商帮,渐成绝响。但他们在西南边陲的后裔,流落在古道某处,最终定居、繁衍。
他们,可曾在彩云之南不时向东方遥望?
风雨中,仿佛传来阵阵暖意的龙游腔——
归客,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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