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四川山村,鸡还没叫,19岁的何君徽已经蹲在灶台前了,锅里的稀粥咕嘟冒泡,他用勺子搅了搅,抬头看了眼炕上挤成一团的弟妹——最小的还在襁褓里,最大的姐姐眼神发直,正对着墙根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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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盛出第一碗粥,递到母亲张杏子手里,对方突然挥手打翻了碗,热粥溅在他手背上,烫得他猛地缩回手。
“宁愿没生下来。”这句话像根刺,总在他累到直不起腰时扎进心里。
1995年的上海工地,安徽姑娘张杏子第一次给四川汉子何洪盛饭时,手抖得差点把菜汤洒出来,张杏子小时候发过高烧,智力跟不上趟,在老家受够了白眼,才跑到上海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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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那时也是孤身一人,父母早亡,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三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两个被生活推到边缘的人,就着工地的柴油味,凑成了家。
回四川老家那天,张杏子看着漏风的土坯房,没哭也没闹,何洪摆了两桌酒,来的人屈指可数,没人知道,这场婚姻里藏着何洪的执念:“人多了,家就稳了,日子就能翻过来。”
第二年,大女儿何川徽出生,接着是何君徽,何洪看着一对儿女,眼睛亮得很,可张杏子怕了,她的身体像个不停运转的机器,刚坐完月子就又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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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村干部来劝她做绝育,她攥着衣角点头,走到半路被何洪拽了回来,“生几个是自家的事!”他红着眼吼,她就再也没提过。
从1996年到2011年,16年里,张杏子的肚子从没空过,11个孩子陆续落地,7个女儿、4个儿子,这还没算生下来就夭折的。
有几次是她自己咬着牙接的生,月子里就得下地割稻子,家里的木板床越挤越满,冬天还好,夏天像个蒸笼,孩子们扒着墙根睡,衣服捡了又捡,分不清谁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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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常说“存钱不如存人,人是活的,能办事”,他幻想孩子们长大后孝顺自己,让他享清福,可现实是,一家十几口人,每天要吃13斤米,加粗粮也要七八斤。
11个小孩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全是捡来的和别人送的,大女儿和大儿子只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其他孩子基本没上过学。
大女儿何川徽成年后去城里打工,头两个月的工资全寄回了家,第三个月,电话打不通了,再回来时,她眼神空茫,见人就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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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骂了句“没用的东西”,却没看见女儿藏在袖子里的伤疤——那是她在工厂被骂“傻子”时,自己掐出来的。
何君徽和姐姐一样,上过两年学就辍学了,弟弟妹妹们更没见过课本,每天跟着大人去捡破烂,塑料瓶、废纸箱堆在屋里,和孩子们的笑声、哭声混在一起。
村里人看他们家像看麻烦,孩子们满村摘果子,常被邻居骂偷东西,何家儿女很少与村里其他小伙伴玩,觉得村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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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6日,庙会上,何洪带着7个孩子去吃免费酒席,酒过三巡,远房叔叔何履海骂他没规矩,他抄起酒瓶就砸了过去,混乱中,对方举着菜刀冲过来,他夺过刀,红着眼砍了下去。
2017年,何洪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上,他望着旁听席上缩成一团的孩子们,突然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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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入狱后,19岁的何君徽被迫扛起了整个家,他白天在镇上打零工,晚上回家给弟妹洗澡、辅导作业。
母亲发病时,他就把弟弟妹妹领到院子里,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等你们长大了,就能走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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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凑了11万修了新房,每月1900块的补助按时到账,三女儿进了职校,小儿子也上了职高,可何君徽心里的那道疤,始终没有愈合。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痛哭流涕:“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早知如此,宁愿没出生,”“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让我们受折磨!”“我生下来就是受折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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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夜里,最小的妹妹拽着何君徽的衣角问:“哥,爸爸还回来吗?”他摸了摸妹妹的头,没说话,月光洒在新刷的墙上,映着他年轻却布满红血丝的眼。
这个19岁的少年,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父亲“存钱不如存人”执念下的第十一个孩子中的一个,却要承担父亲留下的全部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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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用16年生了11个孩子,以为人多了就能改变命运,可最终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是他自己举起的那把刀。
何君徽说宁愿从未出生,这句话里没有矫情,只有一个被生活压垮的年轻人最真实的绝望。
他还要养大剩下的弟弟妹妹,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姐姐和患病的母亲,19岁的肩膀,扛着一个本不该由他来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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