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交还了中国大片领土，却因此被俄罗斯人视作罪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度。克里姆林宫钟楼的指针还在走动，但那个曾经让半个世界颤抖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商店的橱窗空空荡荡，面包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裹着厚重的呢子大衣，在寒风中踩着脚取暖。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甚至没有人知道今晚还能不能买到一块黄油。

就在这个冬天，六十一岁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他身材高大，一头银发，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大，说话声音洪亮，喜欢在公开场合挥动拳头。这个出生在乌拉尔地区农民家庭的男人，一辈子都在打破规矩。小时候因为偷了一颗手榴弹玩，炸掉了左手的两根手指，但他从来不戴手套遮掩。这种近乎粗野的坦率，后来成了他的政治商标。

但接手一个国家，跟拆掉一颗手榴弹完全是两回事。

俄罗斯联邦继承的摊子有多烂，只有翻看那些泛黄的统计报表才能体会。苏联解体时留下一千亿美元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为零，连驻外使馆的电费都拖欠了好几个月。卢布在国际市场上没人要，国内的工厂成片停工，铁路运输时断时续，远东地区的居民靠从中国倒爷手里买方便面度日。一九九二年一月，叶利钦政府放开了物价管制，试图用市场那只无形的手来调配资源。政策落地那天，莫斯科街头出现了诡异的景象：商店门口的长队消失了，不是因为货架满了，而是因为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五倍十倍，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了。

这就是后来被经济学家反复讨论的休克疗法。主持这个方案的是一个叫盖达尔的年轻人，才三十五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像个大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相信，长痛不如短痛，先把价格放开、把贸易放开、把国企私有化，让旧体制彻底断气，然后市场自然会带来新生。理论本身也许没什么大错，问题是现实中的俄罗斯，还没有准备好承受这种疼痛。

通货膨胀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牛，横冲直撞。一九九二年全年，物价上涨了二十六倍。一九九三年，又涨了九倍多。银行里那些印着列宁头像的存折，存了一辈子的钱，原本够买一辆伏尔加轿车，现在连一箱伏特加都换不回来。退休老人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住在圣彼得堡一间漏水的公寓里，她每个月领到的养老金，按黑市汇率折算，大概是三美元。三美元在当时的俄罗斯能干什么？刚好够买两公斤最便宜的通心粉，或者坐十趟地铁。至于肉和黄油，那已经是奢侈品了。她把自己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都翻了出来，用一块旧手帕包着，去了跳蚤市场。勋章卖了五千卢布，够她活一个星期。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莫斯科河畔的赌场里，香槟开个不停。穿阿玛尼西装的年轻人一掷千金，身边的女伴挎着爱马仕包，手指上戴的钻戒大得像玻璃珠。这些人大多三十出头，精力旺盛，眼神精明，手腕通天。他们的发家路径如出一辙：趁着私有化的浪潮，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把国有的油田、矿山、冶金厂买到自己手里。怎么买的？政府把国有企业折成股份，搞凭证私有化，每个俄罗斯公民都能分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支票。听起来很美，可普通人连明天的面包都买不起，谁还在乎那张纸片？于是那些嗅觉灵敏的人开着车下乡，挨家挨户收购这些支票，花不了几个钱就攒了一大把。几年之后，当初花几千卢布收来的股份，已经价值上亿美元。

这些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原来是个搞数学研究的，后来倒腾汽车发了家，再后来控制了俄罗斯的电视台和石油公司。霍多尔科夫斯基，共青团的干部出身，靠着倒卖电脑和日用品起家，三十岁出头就成了梅纳捷普银行的大老板，后来又吞下了尤科斯石油公司。还有阿布拉莫维奇，孤儿院长大的小伙子，脑子活络，跟对了人，一步步做大了石油生意，最后买下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成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宠儿。

寡头们的奔驰车队在莫斯科大街上呼啸而过时，普通人正在地铁站里卖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这种撕裂感，比寒冬更让人觉得刺骨。

叶利钦的麻烦远不止经济。车臣那个地方，自古以来民风彪悍，苏联刚解体的那几年，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趁乱坐大，宣布独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叶利钦派兵进入车臣，本以为能速战速决，结果一打就是一年多。格罗兹尼变成了绞肉机，俄军的坦克在狭窄的街道里被火箭筒一辆一辆敲掉，阵亡的数字不断攀升，抬回来的棺材越来越多。母亲们在征兵站门口哭嚎，士兵的母亲委员会甚至跑到前线去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家。战争打了一年多，双方死伤数万，最后以俄罗斯事实上撤军告终，车臣问题悬而未决。这场战争让叶利钦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跌到了谷底，人们不光觉得他无能，更觉得他冷血。

跟国内的一地鸡毛相比，叶利钦在外交上走过的弯路同样令人唏嘘。

他刚上台那会儿，一门心思往西边靠。访问美国，在国会山发表演讲，一口一个民主自由，满堂喝彩。跟克林顿称兄道弟，一起去餐厅吃披萨，私下里聊得很投缘。叶利钦以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就成了西方国家的一员，大家可以平等相处，一起喝酒一起挣钱。但华盛顿的心思跟他完全不一样。冷战是赢了，但赢家要的是彻底的安全，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虽然倒了，可手里还攥着几千枚核弹头，谁知道哪天又爬起来了。所以嘴上说着伙伴，手上一点没停，北约东扩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一九九四年，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开始吸纳原华沙条约组织的中东欧国家。叶利钦当时就急眼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拍了桌子，说他感觉自己被欺骗了。可拍桌子有什么用？国力虚到这个地步，除了在言语上抗争一下，什么都阻止不了。

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痛快。克林顿政府倒是批准了一些贷款，但条件苛刻得要命，而且大部分援助资金根本没到俄罗斯政府手里，而是直接进了美国顾问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账户。这些机构派了一批又一批专家去莫斯科，教俄罗斯人怎么搞市场经济，怎么建股票交易所，怎么写商业计划书。教室里讲得头头是道，一出门看到的是破败的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工厂。俄罗斯人不是傻子，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别人施舍，永远填不饱自己的肚子。

就在叶利钦内外交困、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把目光转向了东方。

一九九二年的中国，跟苏联解体时的混乱判若云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刚刚吹遍全国，深圳的工厂里机器轰鸣，上海的浦东新区塔吊林立，大街上的年轻人穿起了牛仔裤，商店里的商品开始丰富起来。虽然人均GDP仍然不高，但那股向上的势头，谁都看得出来。

叶利钦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邻居的变化。早在他还是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有所耳闻。如今轮到自己当家，面对一堆烂账和一个破败的国家，他意识到跟中国搞好关系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其实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冷了差不多三十年。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两边的马克思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后来干脆发展到了边境武装冲突。一九六九年珍宝岛的枪声响起时，两国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虽然后来慢慢缓和，但那种互不信任的感觉，埋得很深。叶利钦要做的，是把这块坚冰彻底敲碎。

敲碎冰层的第一锤，就是边界问题。

中俄之间的边界线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之一。这些线怎么划的，要从一百五十年前说起。一八五八年的瑷珲条约和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条约，沙俄从清帝国手里割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人心里一道很深的口子。后来苏联时期虽然搞过几次边界谈判，但一直谈不拢，争议地区有几十处，大的如黑瞎子岛，小的只有几公顷的沙洲，但涉及到国家主权，每一寸都很难让步。

叶利钦当然知道这段历史，但他更知道，如果俄罗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下去，跟中国的关系就永远好不了。而一个敌对的、拥有漫长共同边界的中国，是虚弱俄罗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他需要边界安宁，需要把有限的军费省下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好腾出手去处理车臣和经济危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叶利钦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华，那阵势在今天看来都很惊人。代表团成员有二百五十多人，包括了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原子能部长、十几个州的州长，还有上百个企业家。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跑道两侧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叶利钦穿着厚厚的呢大衣，迈着他特有的大步走下舷梯。

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边界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具体地点，每一个都要对照历史文献和实际地形反复敲定。有时候为了一个江心小岛的归属，双方专家能争论一整天。但叶利钦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不想拖。后来的东段边界协定，明确了两国边界百分之九十七的走向，剩下的争议地段也确立了继续谈判的机制。那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岛屿，其中包括抚远三角洲，也就是黑瞎子岛的一部分，其归属问题也在这个框架下逐步得到了解决。总数涉及到的土地面积大约有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后来在俄罗斯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莫斯科的报纸用大号字体打出标题：叶利钦出卖了俄罗斯的土地。国家杜马里的反对派议员，尤其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恨不得当场弹劾总统。他们翻出十九世纪的地图，一条一条比对，指责叶利钦是继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又一个大卖国贼。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念叨这件事，说这是对先辈浴血奋战的背叛。

叶利钦对这些指责的反应很直接。他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些土地一百多年来就没实际控制过，争议持续下去对谁都没好处，用一纸协议换来几千公里边界的永久和平，值得。但民间的情绪没那么容易平息，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居民，有人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街头举着标语游行，上面写着：我们的祖先用血换来土地，你却用笔把它送走。这种声音在九十年代始终没有断过。

不过在中国人看来，叶利钦的做法是务实的、值得尊重的。那些争议了上百年的地段，终于有了一个白纸黑字的结果。边界安定了，互信才有可能。而中俄之间的互信，在之后的几年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建立了起来。

边界问题一铺平，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就像开了闸的河水，汹涌而来。

说到这个，得先交代一个背景。苏联解体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顶尖的军工体系。苏霍伊设计局的战斗机、米里设计局的直升机、金刚石设计局的防空导弹，这些都是跟美国不相上下的王牌产品。但问题是，俄罗斯政府没钱了。军费一砍再砍，军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哪还有钱买新装备。那些设计局和兵工厂成排的车间停着工，工程师和技师半年领不到薪水，很多人被迫去街边摆摊或者给外国公司打零工。俄罗斯的军工精英们心里清楚，再这么下去，人才流失殆尽，整个体系就彻底烂掉了。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俄罗斯的南边，中国军队正处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美军用精确制导武器和隐形战机打了一场让人目瞪口呆的高科技战争，伊拉克的苏式装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场战争也深深震撼了北京的军事决策层。中国的装备体系，很大程度上是苏式的底子，如果不想在未来的战争中重蹈伊拉克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升级换代。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能买到的先进装备极其有限。放眼全球，唯一可能的大门，就是俄罗斯。

两边一接触，简直是一拍即合。

中国最急需的是先进战斗机。当时解放军空军的主力还是歼六、歼七这些基于米格-19和米格-21改进的机型，跟美国的F-15、F-16差了至少一代。而俄罗斯的苏霍伊设计局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苏-27战斗机。这款飞机在八十年代末才服役，双发重型，航程远，机动性强，能做出让西方飞行员瞠目结舌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它的雷达和武器系统也远远超出了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

一九九零年，苏联还没解体的最后时刻，中国就派人去莫斯科谈买苏-27的事。苏方一开始不大相信中国人真买得起，但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团拿出了详细的采购计划。协议在苏联解体之前就草签了，叶利钦上台后，不但没有推翻前任的军售承诺，反而进一步放开了口子。

第一批苏-27在九十年代初交付中国空军，飞行员们在芜湖的基地里第一次坐进这种双垂尾重型战斗机的座舱时，那种震撼难以形容。更让西方观察家吃惊的是，俄罗斯不光卖飞机，还同意转让生产线。一九九六年，双方签署协议，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引进苏-27的生产许可，开始在国内组装生产。这就是后来的歼-11。一个完整的战斗机生产线，从机身装配到雷达调试，全套工艺和图纸转让，这种深度在冷战时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防空导弹是另一个重头戏。S-300系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能同时跟踪上百个目标，打击几十公里外的飞机和导弹。这套系统后来成为中国的区域防空主力，部署在台湾海峡沿岸和京畿重地，让任何潜在对手在考虑空中打击时都要掂量掂量。中国在消化吸收S-300技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的红旗-9系统，这个故事已经是后话了。

除了飞机和导弹，俄罗斯还卖了很多其他东西。基洛级常规潜艇，静音性能极好，被北约称为大洋黑洞，中国一次就买了好几艘。现代级驱逐舰，装备了号称航母杀手的日炙超音速反舰导弹，对于当时反航母手段有限的中国海军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还有直升机、坦克夜视设备、战斗机发动机，零零总总，几乎涵盖了海陆空各个领域。

这种合作在当时的俄罗斯也引来不少非议。有人说叶利钦在贱卖看家宝贝，有人担心养虎为患，技术转让太彻底，将来中国学会了就一脚把你踢开。但现实的选择是，你不卖，这些工厂就倒闭了，那些顶尖的工程师就跑到美国或者欧洲去了，到时候连卖的机会都没有。叶利钦本人是军工企业的大客户部长，每次有大单子，他都亲自过问，拍板放行。他知道这不光是生意，更是政治。

政治层面的关系升温得也很快。一九九六年，叶利钦和江泽民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用词，不是联盟，不是同盟，而是协作伙伴，既有合作的诚意，又留有各自的独立空间。这种关系的核心基础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方来平衡西方的压力，中国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来集中精力处理东南沿海的问题，两边各取所需。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那次访问中，发生了一个细节，后来被中俄双方的当事人多次提及。当时叶利钦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感冒发烧接近四十度，医生建议他取消会见。但他摆摆手，硬是吃了退烧药穿上正装出来见面。他跟身边的人解释，中国朋友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人家觉得怠慢。在那个会面里，叶利钦重申了一个原则性立场：俄罗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容讨论。对于当时正在经历台海危机的中国来说，这种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明确表态，分量不言而喻。

叶利钦这种雷厉风行甚至可以说有点冲动的个人风格，在中俄关系上表现得很明显。他这个人不善于复杂的算计和精密的布局，更擅长凭借直觉做出重大决定，然后赌上全部筹码。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这种赌博式做派常常搞砸，休克疗法搞出超级通胀，车臣战争打得灰头土脸，对付寡头也显得犹豫不决。但在对华关系上，他的果断和直接却起到了正面的效果。大方向一旦定下来，就不犹豫，不摇摆，执行力极强。边界条约说签就签，军售大单说批就批，政治关系说升级就升级。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老教授，在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叶利钦在国内的失败和对华政策的成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内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掏空的旧体制和一群毫无规则意识的玩家，在那种环境里，直来直去的性格反而容易被利用。但在外交层面，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在经历转型但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时，他的直接和守信反而赢得了尊重。

当然，在中国民间，对叶利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对苏联的印象还停留在修正主义和北极熊的阶段。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很多人抱着复杂的感情，既庆幸身边这个大块头邻居终于倒下了，又对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陨落感到某种说不清的滋味。但随着中俄关系的迅速升温，叶利钦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一个爱喝酒的、性格冲动但本质上不坏的俄罗斯老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轶事。有人说他访问中国时喜欢喝茅台，对那种酱香型的味道十分着迷，一顿饭能喝半斤。有人说他在参观景泰蓝工厂时，对一件工艺复杂的瓶子爱不释手，拿起来对着阳光反复端详，还开玩笑说这个得带回克里姆林宫去。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它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形象，跟后来普京那种冷峻克制的风格完全不同。

但在俄罗斯，叶利钦始终没有摆脱卖国贼的骂名。

这种评价跟他交还给中国的领土直接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那八年执政的整体失败。老百姓不太会区分外交和内政，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糟糕境遇。如果你让一个人丢了工作、丢了一辈子积蓄、儿子莫名其妙死在战场、每天排队买面包都排不到，那么他对外交上的任何让步都会更加愤怒。领土问题只不过是所有不满情绪的一个出口，一个最容易被鼓动的民族情绪的着火点。

九十年代末，莫斯科的一个独立民调机构做过调查，叶利钦的支持率跌到了个位数，比戈尔巴乔夫还低。人们给他起了各种外号，酒鬼总统、克里姆林宫的幽灵、西部大傻瓜。一九九六年总统选举，他本来几乎输给了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后来靠着寡头们的媒体机器和大量资金支持，加上一系列见不得光的操作，才以微弱的优势翻盘。那场选举的公正性至今还存在争议。

到了第二个任期末尾，他的健康彻底垮了。心脏做过搭桥手术，肝脏因为长期酗酒也出了问题，走路开始不稳，说话偶尔含糊。他频频在公众面前出状况，有一次在阅兵仪式上差点晕倒，被旁边的助理架住。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真空越来越大，内部斗争激烈，大家都在猜测谁会接班。

一九九九年八月，叶利钦做了一件事，改变了一切走向。他任命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前克格勃官员做总理。这个人叫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后来调进莫斯科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在公众视野里几乎是个陌生人。叶利钦在电视讲话里说，普京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俄罗斯人民支持他。四个月后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叶利钦发表辞职演说，把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核按钮手提箱交给了普京。他对着镜头，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语气说，他请求俄罗斯人民的原谅，他没有带领大家走进他曾许诺的天堂，他为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道歉。

这个银发老头在克里姆林宫最后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坐进了黑色轿车，驶离了这片他统治了八年的权力中心。

退休后的叶利钦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里，很少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偶尔会去国外的疗养院住一阵。普京对他的前任给予了极高的尊重，下令保证他晚年生活的舒适和安全，还对叶利钦的家人下了特赦令，确保他们在法律上的平安。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至少比当年的赫鲁晓夫要体面得多。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叶利钦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俄罗斯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遗体安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供人吊唁。灵堂里摆满了白色的百合和红玫瑰，普京和各国政要轮流上前致哀。中国发去了措辞诚恳的唁电，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但他的墓碑前，一直没有太多鲜花。

新圣女公墓里，叶利钦的墓很特别。不是传统的东正教十字架，也不是苏联式的半身铜像，而是一面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和蓝色红色斑岩雕刻而成的俄罗斯三色旗。这面石头做的旗帜微微起伏，好像正在风中飘动。三色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也是他留给俄罗斯最复杂的遗产。他亲手把这面旗升起来，让它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取代了镰刀锤子红旗，但他没有让这面旗帜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路过的参观者有时候会在墓前驻足片刻。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大多面无表情，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偶尔有来自中国的游客，会特意停下来，放上一支花，或者拍张照片。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人也许算不上伟人，但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安全了一些。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的事情，在伏尔加河畔被人唾骂，在长江边被人感念。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许没法用一句话说清楚，能说清楚的只有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不同角落里普通人的不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