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战舰遭敌机炸沉，开国中将怒斥：血债必须血还！

“看见海面那团黑烟了吗？那就是咱们自己的舰。”1954年初夏，宁波机场的一间简易指挥棚里，一名年轻飞行员盯着作战图，声音有些发紧。旁边的老飞行员沉了一下：“记住这口气，等上了天再出。”

那时的新中国海军航空兵，还只是刚刚长起翅膀的部队。装备不算先进，雷达更是短板，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硬是在浙东海面，顶着风雨云雾，和手里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空军拼出了制空权。东矶列岛一带的争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一场硬仗。

这一仗里，既有护卫舰“瑞金号”被炸沉后震动全军的一幕，也有飞行员带伤返航、指挥员夜不成眠琢磨战术的细节。血的教训逼着这支新生的海军航空兵，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几乎是被战火倒逼的成长。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斗一开始，并不是在一声号角中，而是在一声爆炸和一股烟火味里，被整个部队记住的。

一、拉一11与米格-15：在差距中起飞的海军航空兵

19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海军航空兵这支兵种还是“新丁”。从装备上看，摆在停机坪上的，多是从空军划拨来的苏制拉一11活塞式战斗机，也有数量不多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

拉一11，速度不算快，航程也有限，更谈不上什么先进雷达。米格-15性能不错，却主要还是承担防空任务，海上远程拦截的经验几乎为零。在浙东这一带海域，要飞出去，往往意味着飞行员要从内陆机场起飞，穿越云层，飞上漫无边际的海面，再去找那几条在海浪里像火柴棍一样的小舰艇。

当时华东军区和海军一道，被交给一个明确任务：尽快收复浙江沿海的东矶列岛。头门山、蒋儿蚕、田岱，名前听着不起眼，却像一串钉子一样钉在浙东海面。只要这些岛还在国民党手里，大陈岛的兵力就能借此遥控这一片海域，对大陆形成威胁。

问题是，陆地部队要登陆，海军要出舰，天上的保护不能缺。海军航空兵得接下这一摊子，可雷达几乎是空白，海上导航系统更谈不上完善。纪亭榭等指挥员一看，硬件条件短时间内补不上，只能从战术上绕开。

这时候，海上渔民和地方干部提出的一个建议，倒成了关键一招：在舰艇上架起对空引导组，让舰上的人给天上的飞机当“眼睛”。

纪亭榭把这个建议记得很清楚。他和参谋们把地图铺在桌上，一边画圈一边说：“雷达不够，咱就拿眼睛补。舰上的观察员看见敌机会，立刻通过无线电报方位，高度，空速，咱们在天上接力。”

这听着简单，做起来不容易。飞行员平时习惯了在陆上飞，地标清楚，现在要对着茫茫海面，根据舰艇报来的“左○右○”“南偏东多少度”去找目标，一不留神就飞偏，而且油量是硬指标。飞远了回不来，后果大家都清楚。

不得不说，这种状况下去打仗，压力是全体飞行员都感到的。有飞行员笑着对同伴说：“咱这活儿，有点像摸黑抓老鼠。”另一个回了一句：“那就练到不怕黑。”

从那时起，海军航空兵不仅在陆地机场训练起飞降落，还开始集中做海上导航课目，记海浪纹路、云层形态，琢磨从云缝里找舰的经验。一支新军，正在一边摸索，一边准备迎接真正的考验。

二、东矶列岛上空的首次远程空战

1954年春，对东矶列岛的行动进入实质准备。张爱萍作为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负责这一带的作战指挥。登陆部队正悄悄在海门一线集结，而宁波机场的拉一11和米格-15，则被要求随时起飞，掩护整个战场。

不久，一次远距离海上拦截的机会来了。

那天，海上风向偏北，云底很低。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的F-47战斗轰炸机，从大陈岛方向起飞，试图穿过云层，摸到我军舰艇上空。这种F-47，是当年美国空军的老牌机型，能挂炸弹，又能低空扫射，国民党空军对它相当倚重。

海面上的对空引导组最先发现了动静。望远镜里，一串黑点从云层下方钻出来，贴着浪尖飞。无线电里立刻紧张起来：“发现敌机，方向东南偏南，距离……高度低。”

宁波机场的警报随即拉响。保锡明、董世荣等飞行员被叫醒时，鞋子都来不及系紧。有人一边往机上爬，一边问地勤：“油加满了吗？”地勤一摆手：“放心吧，能飞出去也能飞回来。”

米格-15一架架出动，但那时的关键拦截任务，还是交给了拉一11。原因很简单，米格-15速度快，不好在复杂云层中低空盘旋，而拉一11更适合“找人”。

保锡明驾驶的拉一11离开宁波后，很快钻进一片厚云里。仪表盘上指针微微颤动，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他和僚机董世荣的沟通很简短：“保持高度，听指挥。”

舰上的引导员一边听无线电，一边报：“再向南偏一点，敌机在你右前方。”几分钟后，拉一11终于在云缝中看见了前方海面上的黑点，正是F-47机群。

距离不远不近，正好能展开攻击。

有意思的是，这场空战中，双方都是第一次在这么远的海面上对着干。国民党飞行员以为自己靠云层和低空机动就能躲过拦截，没想到在海面上空会撞上拉一11。

一阵俯冲，保锡明抢占高度，把F-47压在下方。机炮的火舌在海与天之间划出一道线。一架F-47冒着烟撇出机队，坠向海面。敌机也不甘示弱，开始反压，双方在海天之间拉起急弯。

就在这个过程中，保锡明的座舱突然传来刺痛，一块弹片穿过机身碎片，划过他的肩头。血一下子浸湿了肩带，机舱里有轻微烟味。他知道，战斗机挨了一下。

“跳不跳伞？”地面有人问。

保锡明咬牙说：“还能操纵，先拉回来。”这句话后来被战友记得很清楚。

他一边压制住逐渐失控的飞机，一边按原路返航。到接近宁波上空的时候，油表的指针已经快到底了。机场指挥员在无线电里一声声提醒：“高度再高一点，别硬砸下来。”

拉一11最终在跑道上蹦跳了几下，停住。地勤爬上去时，看到机翼上有清晰的弹孔，驾驶舱玻璃上也有碎痕。保锡明扶着舱盖下来，肩膀上的血已经结成一块，表情却很平静。

这次空战，我方在海上首次远距离拦截中击落、击伤多架敌机，虽然付出了伤员代价，但对整个部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舞。海上空战不再是抽象的教案，而是眼前真实发生的战斗。

从那天开始，飞行员对海面不再陌生，他们知道，敌人也会从那个方向来。

三、东矶列岛总攻前后的海空协同

东矶列岛的登陆总攻，定在1954年5月15日。这之前几天，宁波机场显得格外安静，飞机不轻易起飞，舰艇在夜间出动，力求保密。张爱萍、顿星云等人都非常清楚，一旦行动暴露，国民党空军必然会疯狂反扑。

东矶列岛附近海域的风云，也在慢慢聚拢。国民党那边，王叔铭指挥的空军部队，一直在观察我方动向。他们从大陈岛起飞的侦察机，不时试图接近浙东沿海，但在多次试探中，遭到了宋国卿等飞行员的迎头痛击。

宋国卿是第六团一大队的大队长，打过解放战争，熟悉敌人的脾气。有一次，指挥所通知有敌侦察机在渔山列岛方向活动，他驾机带队起飞，拉一11从云层边缘伸出机头，就在远处发现了一架试图躲进云里的敌机。

他一句话传给僚机：“别让它带情报回去。”随后压低高度抢到尾后，一轮射击，将那架敌机打得摇摇晃晃。侦察机没能回到大陈岛，其携带的情报，自然也被埋在了海里。

5月15日凌晨，总攻开始。登陆部队从海门一线出发，舰艇队列在黑夜中缓缓前行。海面风不小，浪打在舰身上，甲板上的官兵能清楚听到。

纪亭榭在地面指挥所里，将目光紧紧盯在地图和无线电上。各舰上的对空引导组，成为他的耳朵，而宁波机场的飞行员，则是他的拳头。

那几天，天气并不友好，云层忽高忽低，雨点时有时无。国民党空军也注意到了这点，他们想利用云层为自己遮掩。

15日这天上午，一批F-47从大陈岛方向起飞，打算趁登陆部队逐步靠近时进行空袭。但刚到渔山一带，就被我方值班机群发现。由于我方采取了严密的保密和伪装措施，敌机没能及时发现目标。

宁波机场的拉一11与米格-15，按预定计划轮番起飞，保持空中有机。这种轮番值班看似简单，实际非常考验油料分配和飞行员体力。

夜幕降临时，空中任务交给了夜航大队。王天保率领的夜航飞行员，驾驶着夜航机，在大陈岛上空和东矶列岛周边来回盘旋。

有一次，夜航大队飞到大陈岛附近，雷达和观察都有误差，以为对方正在集结大规模空袭，便传回了偏重的情报。顿星云得知消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慎重调度：“多一种可能，就多一分准备。”

敌方显然被这种夜间盘旋搞得心里不踏实。有飞行员后来回忆，当时国民党空军不少人心里发虚，担心夜里突然从云层上下钻出一群喷气机。

事实上，那几夜的夜航，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施压和对战场节奏的掌控。战场上，谁先紧张，谁就会多犯错。

登陆行动在海空护卫下逐步推进。到5月17日，东矶列岛大部分岛屿已落入我军控制，国民党在这一带的据点被撕开大片口子。对面不服气，决定从海空两个方向找回场子。

四、“瑞金号”护卫舰被炸沉：一声爆炸后的怒火

血的教训，往往不是在得胜时出现，而是来得突然而沉重。

1954年5月18日，东矶列岛附近海面，云层更厚，风浪也大。瑞金号护卫舰和兴国舰承担着在草鞋爬屿一带巡逻与掩护的任务。由于当时天气复杂，飞机起飞条件受到限制，海面舰艇这一天的对空支援并不充足。

国民党空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第11大队派出4架F-47，低空穿过云层，几乎贴着海面飞来。这种飞法，很容易躲过观察，也让雷达更难发现。

舰上的警戒人员隐约听到远处有飞机轰鸣声时，敌机已经近在眼前。F-47以极低高度接近，突然抬头拉起，对着瑞金号和兴国舰投下炸弹，紧接着又俯冲扫射。

海面上瞬间爆起几团巨大的水柱。瑞金号中弹严重，舰身倾斜，甲板上的火光映得周围海水一片通红。舰上的官兵有的试图组织反击，有的奔向灭火装置，但连续几次爆炸，让这艘护卫舰失去了平衡。

仅仅几十分钟，这艘在海军中颇有名头的护卫舰，就在敌机的超低空突击中沉入海中。56名官兵在这一役中牺牲，其中不少人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随舰体一起被海浪吞没。

事后回忆那一天的人，普遍提到两点：一是天气确实恶劣，二是空中掩护没能及时赶到。这种带着内疚的总结，后来被不少人提起。

消息传回指挥部时，气氛一下子压抑下来。顿星云得知瑞金号被炸沉的具体经过后，将手重重拍在桌上，声音冷硬：“这笔账，记在这里，血债要用血来偿。”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愤怒抒发，而是一道明确的作战要求。瑞金号的损失，不只是舰艇被炸沉那么简单，它提醒所有人：只靠陆地和舰艇上的防空火力，是挡不住对方空袭的。必须在空中抢回主动权。

从那天起，有关“复杂气象条件下如何起飞、如何战斗”的训练，被提上了更急迫的日程。夜间、低云、高湿、长航程这些原本被当作困难课目的内容，被成批次地安排给飞行员，甚至有飞行员半开玩笑道：“再这么练，连风浪的味道都快记住了。”

五、复仇出击：复杂天气中的空战调度

瑞金号被炸沉后的第二天，海军航空兵便开始准备一场有针对性的反击。从5月19日到6月初，这段时间内，宁波机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静日”。

顿星云提出的要求很直接：“集中优势兵力，别零零星星跟着敌人后面跑。要打，就打一仗有分量的。”

于是，调度方式也随之调整。飞行员不再是单机、双机小规模值班，而是按批次准备，一旦发现敌机有企图性动作，就集中出动一拨，力争形成空中优势。

6月3日，机会来了。那天，国民党空军派出多架F-47，从大陈岛方向对东矶列岛一线进行侦察。表面上是侦察，实际上带有明显试探性质，想看一下我方的空中反应。

地面引导所迅速作出判断：这可能是一次带有攻击意图的行动。于是下达命令：“第六团，准备出动。”

王万林、宗德峰、尹宗茂、周克林等飞行员迅速登机。拉一11和米格-15组成混编队伍，向指定空域飞去。

当机群接近东矶列岛上空时，海面上隐约可见几条白线，那是浪花被螺旋桨风吹起的痕迹。F-47机群并没有料到我军会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大规模起飞，以为云层和风浪会成为保护伞。

这一次，保护伞成了陷阱。

地面引导组根据多个观察点的报告，算出敌机的大致航向和高度，指给空中：“向前方偏右，敌机在云下。”

飞行员们压低高度，从云层下沿滑出，突然出现在F-47前方。周克林在无线电里低声说了一句：“看见了。”随后拉杆，抢占位置。

接下来的空战，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一次战术与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飞行员们不再只顾各自攻击，而是在空中形成分组协同：有人负责吸引，有人负责绕到尾后，有人盯着防止敌机突围。

一架F-47试图拉高躲入云层，被米格-15紧追不舍，在云边被打了下来。另一架试图低空逃离，结果被拉一11截住，在海面上被火舌追上。

这一天的战果，在军史资料中有清晰记录：我方在空战中击落、击伤多架F-47，彻底打乱了国民党空军企图重返东矶列岛上空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斗中，复杂气象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成为单方面的困难，而是被海军航空兵利用起来。飞行员在云上云下灵活穿插，利用云层遮蔽接近敌机。原本的短板，经过训练和实践，被逐步变成手里的工具。

战斗结束后，回到宁波的飞行员在停机坪上短暂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马上走。有人拍拍身上的飞行服，说：“总算是把那口气出了。”但谁都明白，这不只是为瑞金号讨回公道，更是把浙东这一带的天空，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

六、制空权的奠定与一支部队的定型

从1954年4月到6月，围绕东矶列岛的一系列空战和海空协同作战，看似只是一段区域性战事，但其意义远不止夺下几座小岛。

东矶列岛的解放，使大陈岛一带的国民党海空力量再难直接威胁浙东沿海。航路与补给线得到了更稳固的保障，后续对沿海岛屿的作战，也有了更安全的腹地。

更关键的是，新中国海军航空兵在这段时间内，实打实地完成了几项关键能力的验证和提升。

其一，是在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摸索出一整套适应海上作战的战术方式。从对空引导组，到云层利用，再到混编机群协同，这些都不是一纸命令能定出来的，而是被战火逼出来的。拉一11、米格-15与F-47之间的性能差距，并未被放大成致命问题，反而促使飞行员在战术上多动脑筋。

其二，是指挥体系开始形成成熟的海空协同机制。华东军区、海军、海军航空兵、夜航大队之间的配合，不再是简单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是通过统一的情报、统一的调度实现互动。纪亭榭等人坐在地面，却能通过无线电，把天上的飞机和海上的舰艇拧成一股绳。

其三，是在复杂气象下进行作战的能力，迈出了重要一步。瑞金号的损失，是一次沉痛的提醒，但反击中的成功，则证明了训练方向的有效性。飞行员在云层之间穿插，在低能见度下起降，在海面上寻找微弱线索，这些经验在之后的多年里，继续被总结和传承。

至于那句“血债要用血来偿”，在当时也有其明确含义。它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整支部队的态度：在遭受损失后，不是简单停在“痛惜”二字上，而是通过严密组织和有力反击，把教训变成力量，把怒火变成战斗力。

东矶列岛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空军在浙东这一带的活动明显减少。大规模侦察和空袭不再频繁，偶尔出现的机群，也多是在远处试探，不敢贸然深入。这种变化，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用一架架飞机、一艘艘舰艇和一批批官兵的牺牲堆出来的。

当时不少海军航空兵官兵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往往会提到一句话：“那几年，飞行员上天，心里明白，下面是我们的舰，我们的岛。”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内化成海军航空兵的一种传统——在海上，在天空，为舰队和海岸撑起一块屏幕。

东矶列岛的滚滚浪声至今依旧，那段岁月里的雷霆火光，已经被尘封在军史档案中。但1954年那几个月，一支新生部队如何在劣势中找平衡，在挫折中求突破，在血的代价后重整旗鼓，已经清晰地刻在那一页上，成了一段不能忽略的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