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所谓政府“改革方案”中，还包括对《信息自由法》发起大规模收紧的预告。众多协会和机构正对此强烈反对。德国历届联邦政府曾不止一次借足球世界杯之机，将特别不受欢迎的政策悄然推进，避开公众视线。这一次，引发高度关注的则是围绕“改革”的行动压力，尤其是来自工业资本方面的推动。
不过，在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于7月2日公布的《经济复苏与就业计划》中，不仅有向雇主让利的内容，也有对劳动者的公开冲击。34项内容中的第32项，显然出自联盟党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让国家行为更少暴露在公众审视之下。在“削减官僚主义”这一小标题下，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完善”《信息自由法》。
在政府看来，或许连《信息自由法》第5条也“过于难懂”。该条规定了何时可以公开个人数据，即“当申请人的信息利益高于第三方排除信息公开的正当利益，或者第三方已经同意时”。职业秘密和公务秘密本就受到特别保护，不受《信息自由法》查询影响。
无论如何，如果相关信息仅限于姓名、头衔、学位、职业和职务名称、办公地址及办公通信号码，且该第三方是以评估人、专家或类似身份在某一程序中提交意见，那么这些信息原则上必须披露。对此，联邦政府明确表示，希望“通过遮盖工作人员姓名，保护我们的雇员免受敌意和威胁”。
联名方警告称，联盟党和社民党正试图“事实上废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重要的透明工具之一”。“已宣布的各项措施，没有任何一项能为民众带来增益。”它们还指出，联合执政协议中关于《信息自由法》的承诺，正被“彻底颠倒”。
参与联名的，除了致力于自然与气候保护、“公平”全球贸易或反腐败的组织外，还有《日报》《星期五》周报、德国记者协会，以及服务业工会威尔第旗下的德国女记者和记者联盟。
德国记者协会也表示，如果以“反间谍”为借口，就可能轻易驳回大量《信息自由法》申请。欧洲记者联合会主任施罗德周三对《青年世界报》表示，她赞同德国记者协会的看法：“安全政策不能意味着媒体机构今后连提问都不行。”她强调：“没有媒体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全。”
相比记者组织，出版商游说集团对联盟党的影响显然更大。不过，它们对《信息自由法》计划的批评相对克制。自由新闻媒体协会和德国数字出版商与报业出版商联合会周二发表声明，呼吁“德国联邦议院议员”重新“认真审视”拟议中的《信息自由法》限制。
两家机构表示，“自由民主”依赖透明度。尤其是在公众对国家机构信任下降的时期，联邦议院不应削弱信息权。它们还呼吁，所谓《信息自由法》的“必要现代化”，应当以确保透明、民主监督和行政可操作性三者兼顾的方式推进。
后者很可能正是基民盟希望限制《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因。至少，这有助于今后避免类似前卫生部长延斯·施潘口罩交易风波中的“祖德霍夫报告”，以及菲利普·阿姆托尔持有可疑咨询公司奥古斯都智能股份等公关危机再次发生。两人都来自基民盟。
《明镜》周刊曾于2025年4月8日报道，数名“围绕菲利普·阿姆托尔的基民盟政客”参与了《信息自由法》相关新规的起草。如今，施潘已是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阿姆托尔则担任联邦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部议会国务秘书。
《青年世界报》曾就此以及《信息自由法》改革整体问题，向阿姆托尔的议员办公室和联邦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部新闻处发出问询，但截至该报周五截稿时，均未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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