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在南京和一女同事搭伙了5年，20年后回去发现她一直没嫁人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五十岁的人了，坐在南京虹桥那家老鸭血粉丝汤店里，眼泪啪嗒就掉碗里了。老板娘吓一跳，问我是不是辣油放多了。我摇头，说不是，是汤太烫。其实烫什么呀，温吞吞的。就那口汤，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也有个姑娘，老嫌我放辣少，说不够来斯，每次都拿她勺给我碗里蒯一大勺，辣得我滋哈乱叫，她就笑得前仰后合。

二十年前。

我放下筷子，望着马路对面那栋灰扑扑的六层老楼。楼还是那栋楼，外墙刷过几回新漆，可那股子老味道没变。一楼墙角那棵歪脖子法桐还在，树冠倒是大了不少，遮住了大半个单元门洞。几个老人坐在单元门口择菜，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尾音往上扬，听得人心里软绵绵的。

你们可能不信，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五年，那五年像烙铁一样，在我心口烫了个印子。98年来的，03年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这次要不是儿子考上南理工，我送他来报到，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鼓起勇气站在这栋楼前。

儿子安顿好了，宿舍几个小伙子闹哄哄的，我一外人插不上嘴，就自己溜达出来了。出发前老伴还叮嘱，说到了南京别乱跑，办完事早点回来。我嘴上答应得痛快，可脚一踩上南京的地面，心就不归我管了。中央门、湖南路、山西路、鼓楼，这些地名在地铁报站器里一响，就跟有人拿小锤敲我骨头上似的，五脏六腑都嗡嗡颤。

从学校出来，我坐了趟公交，到三牌楼下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就顺着记忆里那条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马台街的夜市早没了，以前我和她每天晚上都爱逛，她在前头走，我跟后头提东西，她好吃，看见梅花糕、炸鸡排就走不动道，扭头冲我一笑，我就乖乖掏钱。那会穷，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千块，可给她花起钱来，我眼都不眨。

唉。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我在街上晃荡了快一个钟头，脚底都走热了，正要往回走，抬头就看见了这栋楼。二十年的记忆，跟开闸似的，轰一下全涌上来。我站在马路对面，腿肚子有点发软，愣了好一会儿，怎么都迈不开腿。脑子乱糟糟的，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又觉得冷，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在路边小吃店里，点了碗鸭血粉丝汤，想定定神。

结果这口汤下去，人没定住，反而更慌了。

你们可能觉得我矫情，五十好几的老爷们了，至于嘛。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住这栋楼里的那个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叫苏莹。

98年那会儿，我才二十二，刚从苏北一个中专毕业，学校不包分配，家里急得团团转。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她把能找的关系全找了个遍，最后拐了十八道弯，找到个远房表舅，表舅又托了战友，这才给我在南京找了个工作——下关那边的金宁电子管厂，当技术员学徒。

说是技术员学徒，其实就是车间打杂，什么活都干。但这在那时候已经是天大的好机会了，能进厂，有编制，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我妈高兴得哭了一场，连夜给我收拾铺盖，把她结婚那会儿陪嫁的缎子被面都翻出来，非让我带上。

“到南京不比家里，冷了热了没人管你，自己多当心。”她送我上车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手里还提着一网兜煮鸡蛋。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离愁别绪，满脑子都是对大城市的向往。坐在长途车上，一路颠簸，看窗外稻田变高楼，心里又兴奋又紧张。到中央门汽车站下来，一抬头，嚯，人山人海，满耳朵都是听不懂的南京话，我背着蛇皮袋站在出站口，感觉自己像一粒沙子掉进了长江里，又渺小，又新鲜。

厂子在幕府山那边，挺偏的。我坐了好久的公交才到，门口挂着个大牌子，“金宁电子管厂”几个字金晃晃的。门卫大爷看了我的报到证，往里头一指：“劳资科在二楼，自己找。”

我刚要往里走，大爷又叫住我，上下打量我一眼：“新来的？”

“是，师傅。”

“哪儿的？”

“宿迁的。”

大爷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让我进去。

我拎着行李往楼上走，楼道里一股子机油味混着旧木头味。上了二楼，走廊尽头有间办公室，门虚掩着，里头有说话声。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

那是我第一回听见苏莹的声音。

声音不高，但脆生生的，南京话那个调子，软中带点硬，听着特别舒服。我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在打电话，另一个年轻姑娘正低头写着什么，马尾辫垂在肩头，穿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白净的手腕。

“同志，你好，我是来报到的。”我有点紧张，说话都带了点老家口音。

那姑娘抬起头来。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她脸型小小的，皮肤白，眼睛不算大但很亮，像含着一汪水，鼻梁上架了副细框眼镜，嘴唇薄薄的，抿着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天然带着三分笑。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脚边的蛇皮袋，噗嗤一下笑了：“你哪个学校的？怎么跟逃荒似的。”

我脸刷地红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她可能也觉得有点失礼，赶紧收了笑，正了正神色，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夹，拿出一张表格来：“把这张表填了。你叫周朗对吧？”

“对。”

“我叫苏莹，苏州的苏，莹是玉字旁那个莹。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她把笔递给我，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干干净净。

我接过笔的时候，手有点抖，写字都歪歪扭扭的。填完表，她领我去宿舍，边走边跟我介绍厂里的情况。食堂在哪儿，澡堂在哪儿，车间在哪儿，事无巨细。我跟在她后头，看着她马尾辫一甩一甩的，耳后一小撮碎发毛茸茸的，阳光一照，金灿灿的。

那一路不长，我大概走了五分钟，心里头却像有什么东西发了芽，痒痒的，酥酥的，说不清道不明。

宿舍是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我住上铺。刚去那几天，热得要死，宿舍里就一个吊扇，吱吱呀呀转得像要散架，根本不管用。几个室友都是本地人，周末就回家了，偌大的宿舍常常只剩我一个人。

苏莹家就住南京，但她家在夫子庙那边，离厂子太远，平时也住女工宿舍。食堂饭菜寡淡，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小伙子吃不惯，晚上饿得嗷嗷叫。苏莹心细，有回下班看见我在门口泡方便面，就问：“你天天吃这个啊？”

我说：“食堂吃不下。”

她想了想说：“明天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第二天傍晚，她还真来了。我们俩坐公交去了三牌楼，七拐八绕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口有家不起眼的小店，招牌都没有。她熟门熟路地跟老板打招呼，要了两碗皮肚面，又给我加了份大肉。

那碗面端上来的时候，我眼睛都直了。汤头浓白，面条筋道，皮肚吸饱了汤汁，咬一口满嘴鲜。我呼噜呼噜吃得满头大汗，她就坐在对面看我，自己那碗半天没动，一直笑。

“好吃吧？”

“好吃！好吃！”我嘴里塞着面，含含糊糊地点头。

“以后别吃方便面了，那不叫饭。”她说着把自己碗里那片大肉也夹给了我，“你吃，我不饿。”

那时候我真就信了，呼哧呼哧把她那片大肉也吃了。

现在想想，哪有什么不饿，她就是看我瘦，心疼我。

这事过了大概两个多月，厂里突然说要调整宿舍，好像是准备把部分宿舍改成仓库。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得自己出去找房子住。那会儿南京的租房市场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连中介都没有，全靠熟人介绍。我们几个外地青年急得团团转，苏莹倒是很淡定，说她有个亲戚的同事在虹桥那边有套老房子，两室一厅，正在找租客。

“我一个人负担不起，你们谁要合租？”她问。

我二话不说就举了手。

后来我们一起合租的还有机修车间的小陈，三个人，苏莹住朝南那间大的，我和小陈挤朝北那间小的。小陈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震天响，住了没俩月，他说要回老家结婚，卷铺盖走了。这下可好，两室一厅就剩我和苏莹两个人。

这事搁现在，孤男寡女住一屋，别人肯定要说闲话。可那会儿大家都单纯，加上厂里人都知道我们是同事，也没人多想。关键是，我那时候真没往那方面想——或者说，不敢想。

小陈走后，房子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我俩商量了一下，决定搭伙过日子。她管买菜，我管做饭，伙食费一人一半。我那点厨艺都是在家跟我妈学的，简单得很，炒土豆丝、西红柿蛋汤、青椒肉丝，翻来覆去就那几样。苏莹倒是嘴甜，每回都夸，说比她妈做的好吃，哄得我颠勺都更有劲了。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早上我俩一块出门坐公交上班，她在劳资科，我在车间，一整天见不着面。下了班谁先到谁就去菜场买菜，等我回来做饭，她打下手，吃完饭我洗碗，她就窝在客厅那个破沙发上织毛衣。那件毛衣后来我才知道是给我织的，藏蓝色的，领口还笨手笨脚地绣了个“L”——我姓周，她非要绣我名字最后一个字“朗”的首字母，说洋气。

你们看，这些小细节，我过了二十年还记得清清楚楚。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头上的，想忘都忘不掉。

那毛衣我后来穿了整整五个冬天，袖口磨破了都舍不得扔。后来回老家，有一年搬房子，我爱人收拾旧衣物，翻出来问我这件破毛衣还要不要。我愣了一下，说不要了，扔了吧。她随手丢进了垃圾桶，我趁她不注意，又偷偷捡了回来，藏在车库里，装在塑料袋里，到现在还在。

唉，你们又要骂我了。骂吧骂吧，我自己都想骂自己。

其实我和苏莹真正走到一起，是在98年的秋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国庆节，厂里放假三天。本来我俩计划去玄武湖划船，结果早上起来她就说头疼，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我一摸她额头，滚烫滚烫的。

“发烧了，得去医院。”我急了。

她死犟，说没事，喝点热水就好了。我不管她，硬是把她拽起来，背下楼，骑车带她去了鼓楼医院。一量体温，三十九度八。医生说要打点滴，她就乖乖地坐在输液室里，蔫得像只小猫。

我跑前跑后，挂号、交费、拿药，忙了一身汗。输液的时候她迷迷糊糊睡着了，头一歪靠在我肩膀上，我不敢动，就那么硬挺挺地坐着，腰都酸了也不舍得换个姿势。

打完点滴已经下午了，烧退了一些，她精神好点了。我骑车带她回家，路上经过湖南路，她忽然在后座戳了戳我的腰：“周朗，我想吃狮子桥那家的糖炒栗子。”

那家栗子店排老长的队，我排了快一个钟头才买到。捧着热乎乎的栗子递给她，她剥了一个塞我嘴里，又剥了一个自己吃，然后把剩下的搂在怀里，脸埋在纸袋子上，闷闷地说了一句话。

风大，我没听清，问她说什么。

她抬起头，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烧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我哪里傻了？”

“哪里都傻。”她把脸别过去，不看我。

那个晚上，我煮了白粥，喂她吃了药，扶她回房躺下。她忽然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走。床头灯昏黄昏黄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就那么看着我。

“周朗。”

“嗯？”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脑子嗡的一下，像被人点了穴，浑身僵硬。心跳得咚咚咚咚的，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我想说喜欢，又不敢说，嘴角抽了半天，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她看我那怂样，噗嗤笑了，说：“算了，不逼你了。你去睡吧。”

我站起来要走，手还被她拽着，没松。

我回头看她，她眼神黯了一下，慢慢松开了手。就是那个眼神，一下子把我心里的围墙全推倒了。我转过身，俯下去，嘴唇哆哆嗦嗦地碰了一下她的额头。

“喜欢。”我说。

她没说话，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淌到了枕头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房间。

第二天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还没醒，睫毛长长的，呼吸浅浅的，嘴角还噙着一点笑。我侧躺着看她，看了很久很久，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同时又有点慌。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肩膀上沉甸甸的，好像突然就长大了——我这辈子，得对这个女人好。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正式的那种。

那段时间真是甜啊。甜到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真实，像一场梦。

我们照样上班下班，照样搭伙做饭，可味道不一样了。以前炒菜放盐，咸了淡了都无所谓，现在她爱吃的菜我都多放一勺糖，她看见了就抿嘴笑，说我学坏了。以前吃完饭我洗碗她看电视，现在她非要搬个小板凳坐厨房门口看着我洗，说怕我把碗摔了。其实就是想跟我多说会儿话。

周末我俩就去逛南京城。她带我去爬明城墙，从玄武门走到解放门，她走前头我跟后头，台城上的风很大，她围巾被吹飞了，我追出去老远才捡回来，她在那头笑得直不起腰。她还带我去中山陵，音乐台那儿好多鸽子，她买了包玉米去喂，鸽子落到她肩膀上啄食，她缩着脖子咯咯笑，我赶紧用她那个傻瓜相机抓拍了一张。那张照片后来洗出来，一直夹在我的笔记本里，跟了我二十年。

有一回傍晚，我们骑车去南京西站那边的江边看日落。老下关的江风带着腥味，江面上轮渡来来往往，汽笛声呜呜的。她靠着栏杆，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我伸手去帮她拨，她忽然转过来，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周朗，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吧？”

我说那当然。

她又问：“那你会一直留在南京吗？”

我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她就笑了，踮起脚亲了我一口。

我那时候是真那么想的。南京这座城市，有我心爱的姑娘，有我不算好但还算稳定的工作，有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那出租屋里弥漫着我们一起做饭的油烟味和洗衣粉的清香。我把它当家了。

可生活这东西吧，从来不会顺着你的心意来。

转过年来，厂子里的气氛就不对了。先是生产任务一减再减，然后开始降工资，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车间里人心惶惶，师傅们都在说，厂子怕是要改制，要裁人。我那时候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改制”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丢饭碗。

我拼命表现，加班、学技术、讨好师傅，能干的都干了。苏莹那边倒是还好，劳资科毕竟算管理岗，一时半会儿动不到她。但她也急，到处托人打听消息，回来就跟我说：“你别怕，大不了我养你。”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一个男人，怎么能让女人养。

2000年春节过完，靴子终于落了地。厂里开始下岗分流。我没能留下，被分流到厂里一个三产小公司，说是公司，其实就是个空壳，发基本生活费，其他的自己看着办。苏莹倒是保住了位置，但工资也降了不少。

那阵子我心情差到了极点，每天唉声叹气，像个霜打的茄子。苏莹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哄我开心，可越哄我越烦。有天晚上她又提了一嘴，说她爸有个战友在什么单位，要不要去问问能不能安排个工作。我一下就炸了，吼了她一嗓子：“我用不着你施舍！”

吼完我就后悔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没哭，也没吵，就那么看着我。过了好半天，她轻轻说了句：“周朗，我没那个意思。”

我蹲在地上，抱着头，恨不得扇自己两嘴巴。她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把我手掰开，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知道你心里苦。可你不能跟我发脾气，我是你女人，不是你的出气筒。你要是还认我，就别这样。”

我那一下眼泪就下来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人，蹲在出租屋的地上，哭得稀里哗啦。她把我脑袋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一下一下拍我的背。

那晚之后，我整个人变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活下去比什么都强。我开始到处找零工做，白天在三产公司混一天，晚上就去湖南路的夜市摆地摊，卖袜子、打火机、盗版磁带，什么赚钱卖什么。

苏莹下了班就过来帮我。她嘴皮子利索，又会来事儿，往摊位前一站，吆喝起来有模有样的，回头客比我自己看摊的时候多多了。有时候城管来了，我俩一人抓一把货，拔腿就跑，跑到小巷子里，气喘吁吁地对看一眼，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笑完了，她忽然叹气：“周朗，你说我们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攥着她的手说：“不会太久的，等我攒够了钱，我们就结婚。我不让你受苦。”

她点点头，眼睛红红的。

其实我那会儿真攒不住什么钱。摆地摊的收入也就勉强维持生活，加上要给苏北老家寄钱——我妈身体开始不好了，三天两头吃药，全指着我寄回去那点钱。苏莹知道这个情况，从来不跟我提要求，连过生日都不要礼物，我偷偷给她买条丝巾，她还说我乱花钱。

可偏偏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2001年刚入夏，苏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告诉我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在房间里坐到半夜，谁都没说话。电风扇呜呜地转，窗户外头知了声一浪高过一浪，搅得人心烦意乱。她坐在床沿上，低头揪着床单上的线头，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一地的烟头，像我心里的窟窿眼一样密密麻麻。

最后是她先开的口：“这孩子，要不……先不要了？”

她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谁。我抬起头看她，她脸上有两道干涸的泪痕，眼睛肿肿的。我知道她哭过了，一个人偷偷哭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好，可那个“好”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就像一坨铅堵在嗓子眼里。

她看我那样子，苦笑了一下，反过来安慰我：“没事的，我们都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现在咱们养不起孩子，生下来也是苦了他。”

我没说话，站起来走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她终于哭出声来，压抑着，压抑着，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那些眼泪浸透了我的T恤，热辣辣的，烫得我胸口疼。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医院。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看着她一个人走进去，走廊惨白的灯光照在她背上，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那道门关上的一瞬间，我抬起手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旁边一个候诊的大姐吓了一跳，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

我顾不上别人怎么看了，我把脸埋在手心里，无声地嚎。

苏莹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脸白得像纸，走路都飘。我扶着她往外走，她一路没跟我说话。直到回了家，我扶她躺下，给她倒了杯红糖水，她接过杯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里面有委屈，有难过，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原谅，又像失望。

“周朗。”她叫了我一声。

“嗯。”

“以后……别再让我进那种地方了。”

我咬着牙，用力点头。

那天晚上她睡着了，我坐在床边守了她一整夜。看着她苍白的脸，我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风风光光地娶她，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可老天爷没给我这个机会。

2002年入秋，我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我妈病重，住了院，查出来是肺癌，晚期。

我整个人都懵了。

挂了电话，我在客厅里坐了老半天，手脚冰凉。苏莹下班回来，一看我那脸色就知道出事了。她把包放下，蹲到我面前问我怎么了。我抬头看她，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把那句话说出来：“我妈……快不行了。”

她二话没说，起身就去屋里帮我收拾行李。一边收拾一边说：“你先回去，假我帮你请，钱我明天取了给你送过去。”

我说不用，你自己也不宽裕。她回过头来瞪我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

第二天一早她就取了三千块钱给我，那是她存了好久的积蓄，本来打算留着买嫁妆的。我攥着那厚厚一沓钱，心里五味杂陈。她送我上车，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车窗望出去，她还站在路边，秋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拢了拢，冲我挥了挥手。

那次回家，我在医院守了我妈整整两个多月。老太太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化疗掉光了头发，瘦成了一把骨头，可一看到我还是强撑着笑，说没事，妈好着呢。我心里跟刀割似的。

苏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长途电话贵，她每次都掐着时间，长话短说，问问我妈情况，让我别急，说厂里的事她帮我盯着。有一次末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轻声说了句：“周朗，我想你了。”

我握着话筒，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也想你。”我说。

2003年刚过完年，我妈走了。

办完丧事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天寒地冻的，星星特别亮。我仰着头看天，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我妈这一走，老家就真的没什么牵挂了，可偏偏我妈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朗啊，南京是人家姑娘的家，不是你的。你爸走得早，你是咱家唯一的根了，妈不逼你，但你自己要想清楚……”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苏莹是独生女，她爸妈身体都不好，她爸心脏有问题，她妈有严重的风湿，根本离不开人照顾。让她丢下父母跟我回苏北？她开不了那个口，我也开不了。让我留在南京？可我妈这一走，家里就没人了，老家那边的亲戚都在看着，村里人有闲话，说老周家绝了后。我扛着这些压力，苏莹不知道，我也不敢跟她说。

那阵子我在老家待了一个多月，中间苏莹来电话，我俩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起因是她说她爸最近又住院了，她两头跑，累得够呛。我听得心疼，就嘴贱说了句：“要不你跟我到这边来吧，起码我能搭把手。”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沉默像一堵墙，隔着千山万水。

过了很久，她才说：“周朗，我爸不能没人管。我妈也不行。”

我说我知道，我就是随口一说。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有点发抖：“你是不是不打算回南京了？”

我没有回答。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我怕回了南京，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了。可现实摆在那里：我要是留在南京，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三产公司早黄了，我再回去等于重新开始，而她爸妈又需要她，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家？万一她爸病情加重，她怎么能安心嫁给我这个连稳定收入都没有的外地人？

我想了太多太多，嘴上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我说：“苏莹，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她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

那通电话之后，我们又拖了几个月。2003年春天，我终于回了趟南京。那趟回去，我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苏莹瘦了很多，下巴尖了，眼窝也陷下去了。她来车站接我，站在出站口，穿着那件我们一起逛金桥市场买的米色风衣，头发剪短了些，看起来成熟了不少。看见我的一瞬间，她笑了一下，可那笑容里有太多东西——欢喜、委屈、不安、试探，所有的情绪揉在一起，让人看着心疼。

我们回了虹桥那间小屋。屋子还是老样子，她收拾得干干净净，饭桌上还摆了一碟我喜欢的盐水鸭。我放下行李，她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两只手绞在一起，像个等老师批卷子的小学生。

我走过去想抱她，她却退了一步，靠在门框上，眼圈先红了。

“周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准备的千言万语，到嘴边全化成了灰。我点了点头。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也不擦，就那么任它淌，淌了满脸。

“我想过跟你去苏北，”她抽噎着说，“我跟我爸提了一嘴，他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宿……周朗，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

我上前抱住她，死死地抱着。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像一片风中的叶子。我吻她的头发，吻她的额头，吻她的眼睛，咸咸的，全是眼泪。

“不怪你，”我说，“谁都不怪。怪我没本事，怪我命不好。”

“你别这么说。”她拼命摇头。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把这几年的点点滴滴翻出来数落了一遍。她说第一次见到我，觉得我特土，拎个蛇皮袋跟逃难似的，又觉得我眼神干净，像山里来的小鹿。她说她早就喜欢我了，在医院发高烧那回就想好了，非我不嫁。她说她妈其实挺喜欢我，就是她爸有点看不上，嫌我是外地的，没房子。她说她不怕吃苦，可她不能不管爸妈……

我静静地听着，时不时插两句，说到逗的地方我们还笑，笑完了一看对方的脸，又都沉默了。

第二天是个雨天，南京的春雨细蒙蒙的，像雾一样。我收拾好了行李，比三年前那个蛇皮袋多了一个箱子，可心里比什么都沉。她在厨房里给我煮鸡蛋，跟当年我妈一样，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放进网兜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的背影，看她抬手擦眼泪的动作，心碎了一地。

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我俩坐在最后一排，她靠着我的肩膀，一路没说话，眼泪安安静静地流，滴在我的手背上。到了火车站，雨下得大了，我们站在屋檐下，站了好久，广播里一遍遍地催着检票。

“我该进去了。”我说。

她点点头。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喊住我：“周朗。”

“嗯？”

“我等你。”

我愣住了，回过头看她。雨水被风吹到她脸上，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泪。她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我说，我等你。”

“别等，”我心里难受得要炸开，嘴上却硬着，“遇上合适的就嫁了吧。”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笑了一下。那个笑容特别淡，淡得像要被雨冲走似的。

我咬咬牙，转身走进检票口。背后传来她最后一声：“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没回头。我没出息地不敢回头。我怕回头看见她的样子，我就再也走不了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靠着窗往外看，站台上的人渐渐远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米色影子。她还站在那儿，雨中的站台上，一动不动的，像一颗扎了根的树。

那个画面，后来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有时候是彩色的，有时候是黑白的，有时候我跑下火车奔向她，有时候火车倒着开回去。可不管梦怎么做，醒来都是一脸眼泪。

回老家之后，日子就跟摁了快进键一样。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处了不到一年就结了婚。不是有多喜欢，就是觉得该成家了。结婚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抽了半包烟，把那个夹着中山陵鸽子照片的笔记本翻出来看了又看，然后锁进了箱子最底层。

之后儿子出生，日子一天天过，柴米油盐鸡毛蒜皮，我老老实实地当起了丈夫和父亲，把南京那五年深埋在心底，轻易不碰。只是偶尔听人说起南京，心里会咯噔一下，面上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我老婆是个好人，大大咧咧的，没什么心眼，跟她过日子不累。她隐约知道我年轻时候在南京有过一段，但从不多问，我也不提。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今年儿子考上南理工，送他报到那天，我毫无准备地重新踏上了南京的土地。

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南京变化太大了，地铁修了那么多条，高楼大厦一栋挨一栋，有些地方我完全认不出来了。可骨子里的那股味道没变，梧桐树还在，明城墙还在，街边那口南京话还是那个味儿。我在学校安顿好儿子，整个人就魂不守舍起来，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念叨：去看看吧，就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看完了就死心了。

于是我鬼使神差地坐上了那趟熟悉的公交，鬼使神差地在三牌楼下了车，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那栋老楼前。

小吃店里，我喝完了最后一口汤，把眼泪擦干净，站起来结了账。老板找钱的时候，我趁势问了一嘴：“老板，对面那栋楼里，以前住过一个姓苏的姑娘，你晓得不晓得？”

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听我这么一问，上下打量我几眼：“你说的苏莹啊？”

我的心猛地缩紧了。

“她、她还住这儿吗？”

“住啊，”老板一边擦桌子一边说，“一直在，二十年了都没搬过家。就在三单元五楼，五零二。”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炸开了。刚才在马路对面光顾着感慨，不敢确认。现在这一句话，像一把钥匙，咔嚓一下把所有尘封的门全打开了。

“她……”我嗓子发紧，声音都在抖，“她现在还好吗？”

老板停了手，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怪：“你是什么人啊？”

“老……老同事，以前一个厂的。”

“哦。”老板点点头，叹了口气，“她啊，一直没结婚，一个人带个女娃过日子。也不容易。”

“没结婚？”

老板像是觉得我大惊小怪，白了我一眼：“你真是她老同事？这都不知道？她有个女儿，现在该念高中了吧，长得跟她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么多年多少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死活不松口，也不知道在等谁。”

我站在小吃店门口，八月末的南京热得人发晕，可我浑身冰凉。日头明晃晃地照在头顶，我却觉得天旋地转。我等了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等腿不软了，才迈开步子，一步一步穿过马路，走向那栋楼。

三单元。五楼。五零二。

楼道还是老样子，楼梯间堆着杂物，墙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一层层的，旧了又贴新。那股熟悉的水泥味混着潮气扑面而来，一呼一吸间，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

脚步在四楼通往五楼的拐角处停住了。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轰隆轰隆的，太阳穴突突地跳。我甚至能感觉到后背的汗已经把T恤浸透了，不知道是热汗还是冷汗。

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上走。

五零二的门是老式的防盗铁门，绿色的漆面磨得斑斑驳驳，门把手上拴着一根红绳，上面挂着个小小的中国结。这个中国结我认识，二十年前苏莹亲手编的，说是辟邪的，非要挂一个在门上。这么多年了，还在。

我抬起手，悬在半空中，胳膊好像有千斤重。

敲门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万种可能。她会不会已经搬走了？那个老板娘会不会认错了人？她要是真在，见了我第一句话会说什么？恨我？骂我？还是像当初火车站那样，淡淡地笑一下？

最后我什么都不想了，屈起手指，用指关节在那扇冰凉的铁门上轻轻敲了三下。

笃。笃。笃。

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南京话特有的软糯：“哪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嘴唇发干，声音卡在喉咙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挤出了两个字。

“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