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教练一谈到加沙，我就知道埃及队完了。”这是我妻子在埃及队于2026年世界杯16强赛中输给阿根廷后，第一时间说出的话。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海外的阿拉伯人都很清楚，我妻子的这种判断，在我们的社群里既不罕见，也不新鲜。但对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来说，这种说法恐怕会让人相当困惑。加沙和巴勒斯坦，跟埃及队在2026年世界杯出局有什么关系？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看到的，其实是另一场完全不同的比赛。
和所有体育项目一样，足球关乎意志的较量。对大多数球迷来说，足球之所以不同于战争和政治，在于比赛表面上是在一块平等的场地上进行。通常的假设是，尽管全球北方国家拥有巨大的资源、广告影响力、经济杠杆、政治稳定和社会保障，但它们与世界上最贫困、最弱势的人群，仍要在同一套规则下竞争。
阿拉伯人则认为，这种对足球的理解过于天真。在阿拉伯和穆斯林的集体想象中，1982年世界杯上，阿尔及利亚成为德国和奥地利“合谋”的受害者，并非巧合。1986年，伊拉克在世界杯征程中本应打进队史首球，裁判却在角球开出、球员头球攻门得分之际突然吹哨，这同样不被视为偶然。
1998年世界杯，摩洛哥被淘汰，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也不是单纯的运气问题。当时看似不可战胜的巴西竟以1比2输给实力平平的挪威，结果是巴西和挪威携手晋级，“阿特拉斯雄狮”出局。对许多阿拉伯人来说，这些事件都是针对阿拉伯运动员、也是针对阿拉伯人民的阴谋体现。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过是从一连串不幸结果中挑出对自己有利的例子。足球强国和北约盟国同样也会遭遇不公。人们会想到2002年托蒂被罚下，以及2010年兰帕德对德国时那粒未被判有效的“幽灵进球”。此外，意大利已经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英格兰自1966年以来也再未夺冠。围绕这些事件的全国性阴谋论几乎并不存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阿拉伯人来说，足球并不独立于本地区的政治和战争。足球事实上就是这些场域的延伸。阿拉伯人预期会在球场上看到与政治战场和真实战场上相同的不公。的确，在他们看来，国际足联、欧足联、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同样不愿意或无力公平对待他们。阿拉伯人看待足球时抱持的怀疑，与他们看待整个国际秩序时的怀疑并无二致。
虽然也有人认为，腐败、厄运和误判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结论，但2026年世界杯似乎让这种看法发生了变化。
偏见事件和不公待遇似乎接连不断。伊朗队遭遇的羞辱性对待，包括签证限制以及一连串高度可疑的进球被判无效；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时获得的那个极其可疑的点球；特朗普在为一名美国球员红牌申诉时取得的空前成功；以及最近阿根廷3比2击败埃及一战中，一系列离奇且前后不一的判罚——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阿拉伯人的看法：所谓“公平竞赛”的场地，远非真正公平。
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国际足联历来偏好那些符合其既有叙事的高关注度对决，比如“姆巴佩对梅西”“欧洲对南美”等。但巴勒斯坦问题也被视为这种“失范行为”的关键因素。许多阿拉伯人相信，只要你支持巴勒斯坦，你就永远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贯彻自己的意志——无论是在政治上、商业上，甚至在体育领域也是如此。
正是这种思路，让我妻子在看到埃及队教练谈到加沙的那一刻，就认定这支球队“完了”。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这样一支球队、这样一位教练，注定会遭遇不公对待。尤其是在这样一届世界杯上：赛事举办国一边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提供武器，一边又在本国境内压制、监禁和驱逐那些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的人。那么，如果足球如此不公，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看？
答案还是一样：足球关乎意志的较量。它是一国的战术、训练、培养体系、韧性和决心，与另一国的同类要素正面碰撞。即便我们预期会遭遇不公，我们仍然观看，因为我们始终抱着一种希望：也许这一次，我们能够顶着针对我们的阴谋，依然贯彻自己的意志。
至于那些相信支持巴勒斯坦正在让阿拉伯球队在国际赛场上付出代价的人，我们之所以仍然观看，是因为我们宁愿看到自己的球队体面地失利，也不愿在抛弃巴勒斯坦的屈辱中苟存。正如我一位因埃及队出局而心碎的埃及朋友所说：“以真主起誓，巴勒斯坦不自由，我们就不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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