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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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浙江金华义乌人。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

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和泰斗（修辞学之父）、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现代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千秋巨笔，一代宗师”。

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返回故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此后，他以党外身份为党工作，并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10月被毛泽东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1949年10月1日，作为特别邀请代表，与开国领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后，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等职。1957年6月，陈望道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

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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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觉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陈望道

（—）

“五四”后，除北京外，中等学校以长沙和杭州的知识界最活跃。

我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后回国，就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那时，新旧冲突很厉害。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厅查办一师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个国文教员，罪名是： “非孝、非孔、公妻、共产”。（实际上，那时我们只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一师校长经亨颐不接受教育厅的命令，教育厅便撤去经的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到校。一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政府当局派军警包围一师，以刺刀威胁学生，甚至殴伤学生，引起全杭州的师生公愤。 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一师同学。这种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没有的。外界人都以为学生内部有什么组织，实际上当时杭州学生还没有组织。

* * “

五四”前，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受到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 后来，部分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看问题。同时认识到空谈的无用，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建立经过：上海本来有一个《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办起来的，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那个时候，也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文章也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叫他到广州去（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意识到国民党无力，要吸收新的力量），他们就叫我代替戴的位置，参加《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

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系主任。 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不久陈到广州去。一九二0年年底以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个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渔阳里开会（现在已改为纪念馆），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项工作；

1.办了一个平民女校：那时一些觉悟的女子，为反对三从四德，为她们的家庭，学校赶出来，我们办女校接收她们。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2.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3. 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当时叫 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4.宣传工作方面：一九二一年元旦，我们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抄自《共产党宣言》，到处分发。《新青年》自第八卷起，改为党的机关报。改为机关报后有两个特征：（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会主义研究”栏。除《新青年》外，我们争取在其他报纸的副刊上发表文章。当时曾经通过邵力子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因此，《民国日报》的副刊比较进步。

当时，我们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张东荪等的《时事新报》和胡适的《努力》。胡适在《新青年》搬到上海后，曾写信给我，说我们乱喊社会主义，似通非通。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只翻译一些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没有什么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并未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间思想的分岐。 那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可能有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认为青年总是好的，吸收团员时没有严格的审查。

我党对于教育事业，从来很重视，在上海，曾经做过下列几项工作：一九二二年办“上海大学”，这是党培养干部的地方，在这学校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员多数为党员。学校分三系：中文、外文和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系最大。茅盾、郑振铎，瞿秋白和我都是该校教员，丁玲、陈伯达，阴翰笙、匡亚明（现东北人大校长）等都是该校学生。“五卅”运动时，“上大”学生曾起了不少作用。“五卅”时，“上大”被封，从租界搬到中国地区。此外，我们通过“中华艺术大学”，漢话剧，自己演自已看，看的人很少，只有二、三十人。

“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较先进的青年，杭州一师和长沙一师的贩卖部较有名。施复亮就是杭州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政治工作和工运工作，都还是启 蒙性质的，我们边学边宣传。

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 们搞经济斗争。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第三国际有联系，重要的事情找 他们商量。

当时，杭州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

***

《星期评论》是受“五四”运动影响办起来的，与《民国日报》没有什么关系。“五四”时期有三百六十多种刊物，（编者按；一般说，在“五四”这一年间，出版的刊物有四百多种。《星期评论》是比较好的，较有唯物观点。

沈玄庐，“五四”时把自己的土地都送掉，在乡下与群众关系较好。后来听说表现不好。他感情冲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可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

戴季陶，在大革命时非常反动，我们过去和他很熟。“四•一二”时，他主张“不讲感情”，主张大屠杀。和他同样主张的，还有吴稚晖。

周作人，在“五卅”后曾经讽刺我们为“五卅”烈士募捐是 *吃烈士”，主张女子回到厨房去。

（本文经陈望道本人审阅、修改。）

（二）

一、一九二〇年我到上海后，住法租界三益里《星期评论》所在处，邵力子也在这里。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

二、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负责人，一开始就叫书记，陈独秀担任此职。这“书记”的名称，是从苏联来的（过去中国的习惯，“书记”就是抄写员）。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问题的三、四个人，就是： 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

五、那时，我们向往苏联，学苏共，学一点做一点，开始时 做得不够严格。

六、党的筹备工作是在环龙路渔阳里进行的，这屋子是陈独秀租的，《新青年》社就在这里。

七，平民女学的学生，都是被家庭或学校赶出来的女子。 学校课程有语文和社会常识，而以前者为主，语文实际上是社会科学，注意内容，不注意文词。因为学生经济上有困难，半工半读。

八、青年团是党派杨明斋负责的，在青年人中可能有俞秀松，那时张太雷，恽代英都未参加。 俞秀松主要负责应付流氓，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那时上海流氓很多，很凶，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 我们要做工会工作，一定要应付这批人。

九、施复亮说沈仲九是党的发起人之一，是记错了。沈仲九和沈玄庐、刘大白三人都是绍兴人，沈仲九当时在浙江教育会，施复亮写《非孝》一文，受到沈仲九的鼓励。现在沈仲九在复旦大学，可通过他了解沈玄庐的情况。

十、党的发起人，是“五四”时期各地的革命运动领导者。 那时，我们在运动中相互支援，所以知道谁是真正革命的。 “五四”后杭州一师闹学运，北大学生会来电支援，鼓励一师：百折不挠，誓为后盾。其他各校之间也如此。

（王来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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