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人当场倒下,陈友才身上又添了二十多处刀伤。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延安南去西安的山路上,一辆卡车停在甘泉劳山北麓的隘口,车胎被打穿,司机倒在方向盘上。
周恩来就在车上。
他这趟出发,不是去打仗,是去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刚露出一点缝隙,红军改编、共同抗日,都要有人去谈。
可那天,谈判代表还没走出陕北,枪口先等在了山里。
车上有张云逸、孔石泉、陈友才、记者吴涛,还有警卫战士。车开出延安五十多里,进了劳山一处簸箕形山坳。
三面是山。
前方一道坝梁,旁边是树林,路窄,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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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声枪响后,车上的人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子弹已经打到车厢上。司机中弹,轮胎破裂,卡车一下子成了山沟里的活靶子。
危险就在这一下。
周恩来跳下驾驶室,借着车轮和地形隐蔽,指挥还击。警卫们用短枪顶着山上的火力,想把人护出去。
可敌人居高临下,枪声从左右和正面压下来。
陈友才看出了路。
右侧树林没有形成合围,只要周恩来能冲进去,就还有生路。于是他让警卫掩护周恩来往右撤,自己留在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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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陈友才,穿西服,戴礼帽。
这一身装束,是那天最要命的地方。
山上的匪徒并不认识周恩来,他们只看见一个穿着讲究、站在车旁指挥的人。枪口转过去,火力开始集中到陈友才身上。
他没有退。
他腿上中弹,仍在车旁支撑着指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警卫曹鸿都往树林里撤,子弹从身后追来,张云逸手部擦伤,孔石泉衣领被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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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才还在原地。
等敌人冲下山,陈友才已经牺牲。他们从他身上搜出写有周恩来名字的名片,认定“目标”已死,又在遗体上连捅二十多刀。
刀口落下去时,真正的周恩来已经进了树林。
这才是劳山遇险最惊险的一层:救下周恩来的,不是侥幸,是有人把自己站成了目标。
那一天,当场牺牲者有十一位;另一些记载把后续牺牲和战死人员合计为二十余位。无论按哪一种口径,车旁那片山坳,已经被警卫战士的血染透了。
周恩来一行几人翻过土崖,徒步走向三十里铺检查站。曹鸿都曾用绑腿把人往上拉,身后还传来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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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着到了三十里铺。
消息传回延安,城里震动。毛泽东听到周恩来遇袭,立即催促救援,警卫团、保卫机关、骑兵相继出发。
周恩来的毛毯也在现场。
那条毛毯浸了血,还被刀砍破。它不是一件普通行李,它在车旁陪着陈友才走完最后一段路。
多年后,周恩来仍记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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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他回到延安,问起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得知墓址没能完整保存下来,他落了泪。他说,陈友才死得英勇,还嘱咐要把牺牲同志的姓名搞清楚,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碑。
他一生经历过多次危险。
可他后来提到劳山,仍说这是最危险的一次。
凶手是谁?
答案并不只是“山里土匪”四个字。
劳山一带当时活动着惯匪李青伍一股人马,也有地方民团势力。延安周边刚被中共中央接管,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交错,土匪、民团、地方势力和特务活动混在一起。
直接下手的,是李青伍等匪徒。
他们在延安南门安插坐探冯长斗,专门打探过往车队、商旅和消息。周恩来出行前,卡车在南门外停放,动向被传了出去。
李青伍带人埋伏在劳山。
他们未必一开始就准确掌握车上坐的是周恩来,但车一到,他们就把火力压向卡车。等陈友才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他们才认定自己杀到了“大人物”。
这就是最吊诡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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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杀死了周恩来,真正杀死的,是那个主动替周恩来站出来的人。
伏击后,边区保卫机关追查线索。侦察人员化装深入匪区,查到李青伍一伙。后来,李青伍被捕,相关匪徒也陆续受到惩处。
劳山的枪声没有拦住周恩来。
遇险后的第二天,他仍继续前往西安,随后投身国共谈判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他来说,个人生死没有压过那件更大的事。
可陈友才留在了劳山。
四个人活了下来。
车旁的人没有回来。
一九七三年的延安山坡上,周恩来站在那里,问烈士墓在哪里。山风吹过劳山方向,几十年前那辆弹痕累累的卡车,像还停在谷底。
他没有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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