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份关于县级医院工资停发、绩效拖欠的举报信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据反映,有医院职工被拖欠工资至2020年3月,绩效仅发放到同年2月,不少职工家庭陷入困境。举报信还提到,医院领导存在贪腐问题,导致连年亏损、资产流失,此后又因举债搬迁新院区背负沉重利息负担,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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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方回应称,不存在长期恶意拖欠工资,只是阶段性资金紧张,将在限定日期前补发两个月工资;关于新院区建设,称不存在超预算和违规举债,但也承认曾因资金紧张采取过缓期支付措施。这一矛盾点在于:如果资金充足,为何要缓发工资?院方的真实逻辑很直白——新院区的利息要优先偿还,员工工资只能往后排。
这并非孤立个案。过去十几年国内医疗行业快速扩张,2010到2021年间,全国公立医院总负债从5000多亿猛增至1.92万亿,涨幅近4倍。不少医院信奉“规模等于实力、设备等于水平”,靠贷款盖楼、购置大型设备,欠下巨额债务。当时很多医院认为,只要规模上去了,就能吸引更多病人、赚到更多钱,根本没考虑后续的还债压力。
如今行业已进入还债周期。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20个省份的公立医院出现亏损,占比达62.5%;753家三级公立医院中43.5%面临亏损。在湖南溆浦县,中医院新建项目曾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后经政府部门协调才得以解决;江陵县中医院也曾出现工程款欠款问题。
医院薪资承压背后,是三股力量同时作用的结果。
第一,医保支付改革冲击。DRG/DIP按病种付费推行后,若医院无法控制成本,超支部分需自行承担。对基层医院而言,收治的病人越多,亏得可能越多,重症和复杂手术的打包价往往覆盖不了实际成本。
第二,药品零加成政策。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收入转向医疗服务收费,但诊疗费、手术费定价长期滞后于实际成本。集采的推进进一步压缩了药品收入空间。
第三,财政投入不足。2021年,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平均投入仅占总支出的6%-8%,医院需自负盈亏90%以上的支出。地方财政吃紧后,对医院的补贴进一步缩减。
面对这一困局,政策层面已开始调整。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明确表示,将对收支难平衡的医疗机构和薄弱科室给予经费补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防止出现欠薪风险和服务中断现象。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进一步明确“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政策重点从“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转向基层医疗机构的自我造血与可持续发展。
最高检2026年3月宣布,将公立医院等领域欠缴社保费、拖欠薪资等违规行为纳入专项重点监督清单,聚焦“新三公”领域(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公交地铁)推动欠薪欠保问题解决。
地方层面也在行动。晋中市公立医院改革启动会上明确提出,严格落实“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要求,按照“锁定存量、严控增量”原则逐步化解历史债务。
盖新院区之前,有没有算明白这笔账?债务谁来背?还不上怎么办?这不仅是这一家县级医院的难题,也是全国众多医院共同面临的问题。医护人员的薪资是刚需,医院如果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谈何公益、谈何服务?
好消息是,政策层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出手纠偏。但制度落地需要时间,对于那些已经背上债务的基层医院,还款时间、还款方式至今没有明确说法。在彻底解决之前,基层医护人员的薪资安全,仍需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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