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探班《霸王别姬》

作者：汤尼·雷恩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and Sound

（1992年12月刊）

《 霸王 别姬》是最著名的京剧传统剧目之一，由擅长旦角的京剧名角梅兰芳推广普及（ 1930年 赴 美 演出 ）。

多产的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十二年前出版的一部小说中也借用了这个剧目的名字作为书名。该书跨越了中国几十年风云变幻的现代史——从民国初年到十年动乱之后——同时描绘了两名男伶之间紧密的情感纽带。

这段感情始于20年代京剧班子那种斯巴达式的环境中，腼腆的段小楼是柔弱的程蝶衣的保护者。成年后，两人成为了著名的舞台搭档，尤其是在《霸王别姬》中饰演项羽和虞姬而备受瞩目。

在二战、内战和新中国的岁月里，他们的密切关系经历了各种冲击，最终在十年动乱期间破裂。小说以70年代末两人在香港一家同性恋澡堂的怅然重逢结束。

李碧华的小说出版后不久就在香港被改编成了两集电视电影（我曾在《视与听》1984/85年冬季刊上撰文介绍过由罗启锐执导的这一版本），但直到80年代末，台湾制片人徐枫才买下了这一「敏感」题材的电影翻拍版权。

《香港香港之霸王别姬》（罗启锐）

徐枫女士最著名的身份可能是胡金铨影片的女主角：《侠女》（1969）、《忠烈图》（1974）和《空山灵雨》（1979）。

198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她邀请陈凯歌为其公司汤臣翻拍《霸王别姬》。由于担心小说的「肤浅性」，陈凯歌等了近两年才签约拍摄这部电影。

在构思剧本过程中，陈凯歌和编剧芦苇做了大量修改，以至于李碧华又重新撰写了她的小说，最终根据电影剧本出版了一个新版本。

去年夏天，尽管当局对徐枫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她更换导演，但最后还是由陈凯歌负责在北京拍摄了这部影片。陈凯歌目前正在东京进行后期制作，影片预计将于今年一月在香港首映（译注：指1993年）。

《霸王别姬》标志着陈凯歌打破了他在自己前四部作品中采用的精致、唯美的手法；这是一部大制作的时代奇观，三位主角都是大牌明星。程蝶衣由香港偶像张国荣饰演，他因出演关锦鹏的《胭脂扣》（1987）、程小东的《倩女幽魂》（1987）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990）等影片而享誉国际。

《霸王别姬》

段小楼由内地明星张丰毅扮演，他曾被凌子风（《骆驼祥子》，1982）和周晓文（《青春无悔》，1992）等导演塑造为被凝视的男性形象，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更擅长扮演「党员榜样」。而夹在他们中间的妓女菊仙，则由张艺谋长期以来的缪斯女神巩俐扮演。

今年夏天，我去了北京，拜访了陈凯歌的片场，还有幸了解了一些其他电影和正在创作的作品。本文是这次访问的部分日记。

周日

我到达目的地后——这里曾经是一家青楼，现在是前门附近一条小巷里的无星级大众宾馆——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变装男子。他的妆化得很好，但头上别的红纸菊花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结果他是巩俐的替身，一个非专业演员，自告奋勇地表演菊仙从青楼二楼阳台跳到楼下院子里自杀的场景。

这座青楼与《胭脂扣》中的绮红楼十分相似（《胭脂扣》同样改编自李碧华的小说，但关锦鹏导演并不太喜欢这本书）。这场戏要求作为顾客光临青楼的段小楼在菊仙跌落石板之前将她揽入怀中。

巩俐并不喜欢拍摄这个特写镜头，因为这需要她从画外的平台上跌入画面，尽管身手矫健的张丰毅顺利地接住了她。

特技演员的工作要艰巨得多：从25英尺高的地方跌落到一堆纸箱上，这些纸箱上草草盖着三张没有固定的、被虫蛀的床垫。巩俐在后台徘徊，看了第一条拍摄，然后溜走，没再旁观。

第一条拍摄看起来很不错，只不过替身演员因为担心他的黑色旗袍会像降落伞一样膨胀起来，所以屁股先着了地。他的身体位置与特写镜头不符，所以他不得不再来一次。

第二条，他像箭一样直直地落了下来，但角度太大，他差点儿就完全偏离了那堆箱子。片场的所有人都冲上前把他扶起来，奇迹的是，他毫发无伤。

第三条拍摄时，箱子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他消失在箱子堆中间凹陷的一个坑里，连带着床垫也陷了下去。一看到他还活着，现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作者汤尼·雷恩

这是我参观过的最轻松、最有趣的片场之一。拍摄现场没有一个人的年龄大到足以回忆起青楼在北京兴盛的年代，但这个地方的历史给每个人带来了某种快感，并让大家开起了温和的黄色笑话。

剧组的几位成员都戴上了帽子，穿上了30年代的服装，扮演青楼的顾客。黄磊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曾在陈凯歌的《边走边唱》（1991）中扮演一位年轻的盲人乐师，但现在看起来更像《胭脂扣》中的张国荣。黄磊告诉我，他现在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他第一次申请时被学校拒绝了，但当他被选中出演陈凯歌的电影时，学校又重新考虑了他的申请。

黄磊（左二）

唯一让片场气氛略显沉闷的是摄影指导顾长卫坚持在每次拍摄前在院子里吞云吐雾。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掩盖其中的笑声。当有人大声回忆起某组织也是在上海一家青楼里成立时，整个剧组都笑了起来，而笑得最大声的莫过于导演本人。

周二

当局的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对陈凯歌和张艺谋等第五代电影人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他们应该试着偷听一下第六代电影人关于中国电影的谈话。

中国的老一辈电影人并不相信第六代电影人已经存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与张艺谋共进午餐时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些年轻人却毫不怀疑自己与众不同——他们大都是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现在都只有二十多岁，比第五代导演中的任何一位都要年轻十岁以上。

他们对第五代电影的看法，就像《新音乐快递》（New Musical Express）的年轻作者对Yes乐队或Genesis乐队的音乐的看法一样：深思熟虑而宏大空洞，与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们尤其不耐烦的是，这些作品对于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问题纠缠不休。

昨晚，当我参观张元导演《北京杂种》的片场时，每个人都问起了陈凯歌新片的拍摄情况。表面上，大家感兴趣的焦点是张国荣的角色，但我感觉到大家对陈凯歌创作方向的转变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北京杂种》

和《妈妈》（1991）一样，张元的新片也是一部独立电影，资金来自北京和香港的私人投资者，鹿特丹的休伯特·巴尔斯基金也提供了资金支持。该片以中国唯一的世界级摇滚明星崔健（张元已为他拍摄了三支优秀的音乐录影带）为中心人物，昨晚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大型录音棚拍摄了崔健和他的乐队为该片创作的一首歌曲的表演。

这首歌听起来很棒，但没人能告诉我音乐与剧情之间的关系，或者，事实上，没人能确认这部分剧情是否会留在成片里。

张元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的89届毕业生，而他导演专业的同学中至今只有一个人拍过电影：一个叫胡雪杨的年轻人，他凭借颇佳的人际关系说服了极度保守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让他执导了《留守女士》。

《留守女士》

我前几天看了这部电影，差点提前离场；这是一部以豪华公寓、时髦的咖啡馆、轻松的国际长途电话和随处可见的出租车为背景的幻想世界中发生的华丽情节剧。影片旨在解决丈夫被派往海外工作或学习的年轻女性所面临的「新社会问题」，但最终却只表达了对移民的盲目渴望。

目前，能被视作第六代电影的先声的作品，或许仍然只有张元的《妈妈》和崔健的那些音乐录影带。

《妈妈》

不过，正如张元和他的同仁所猜想的那样，第五代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巨大的「敌人」，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张艺谋在午餐时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都必须改变，就像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一样。我们不能再一直拍那类电影了。」

周三

在走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时，我不得不穿过一群张国荣的影迷（大多是十几岁的男孩），他们不知怎么地绕过了制片厂门口的警卫，在那里闲逛，希望得到偶像的签名。当张国荣答应给他们签名时，他们却困惑地发现张国荣是签的是英文名。

继续往里走，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巨大的布景再现了一座仿佛存续到30年代的旧戏院的内部结构：一个洞穴式的空间，一端是低矮的舞台，其余三面环绕着阳台，烟雾缭绕，充斥着500多名身着戏服的临时演员的喧闹声。

高贵的观众坐在阳台上，戏院跑腿会把毛巾递给他们。普通观众则坐在长凳上，茶水、点心和香烟小贩穿梭其中。到处都是待在笼中的鸣鸟。舞台上，一个三流戏班子开始表演《九里山》一本中的武打场面：服装华丽的将军们（每人代表一个排的士兵）在响亮的打击乐中模拟着战斗场面。

今天下午，陈凯歌正在拍摄影片较早的一场戏，当时主角们还是小孩。程蝶衣和另一个男孩逃离了戏班的残酷管束，偷偷溜进戏院，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戏曲表演；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而回到戏班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师傅的惩罚。

现实生活显然与这一虚构的故事如影随形。张丰毅告诉我，他们在戏曲舞台上重拍一场特别艰苦的戏时，张国荣对他耳语道：「我们必须吃苦，因为我们最终会因此得到回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演员和剧组人员都自信地认为，他们正在拍摄的将是一部重要的电影，甚至可能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在这里，就像在拍摄青楼那场戏一样，顾长卫一直要等到烟雾弥漫整个空间才会开始拍摄，无论这可能会对每个人的肺部造成多大的伤害。一逮到机会，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烟雾是整部影片不可或缺的视觉元素。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它会让光线变得更加柔和，还会让整个氛围更『戏剧化』；穿过烟雾的光线不同于普通光线。陈凯歌和我决定使用大量的烟雾，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室内拍摄的；烟雾与布景相辅相成，有助于真实再现那个时代的感觉。

毕竟，二三十年代的娱乐场所烟雾缭绕，通风不良。除此之外，我们有时还利用烟雾的象征意义——比如在监狱场景中，它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最后，烟雾还强化了影片中『人生如梦』的整体感觉。凯歌的父亲（已退休的导演陈怀皑）就这部影片中的幻想主题也指点了一二。」

周六

很多人会说，中国观众对第五代导演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今天下午遇到的一位年轻按摩师一听说我是为了电影来出差的，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和吴子牛的名字，简直让我插不上话。

而当他知道我是专程来参观陈凯歌的片场时，他就开始重复他所听说的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切，只有在涉及很强的同性恋元素时，他才会略显尴尬。总而言之，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这部电影了。

我想起了大约五年前，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了一堂关于英国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的课，当时有人问我是淹死还是电死同性恋者好。

《我美丽的洗衣店》

现代以来，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似乎不容乐观。上海在战前曾是中国的同性恋之都，而从我在上海的经历来看，这种压抑政策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不过，与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也有所松动。

广州曾有几家公开的同性恋迪斯科舞厅，直到香港《南华早报》的某个白痴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它们的报道，才促使当局关闭了它们。北京的一些迪斯科舞厅和俱乐部也因允许语焉不详的「不道德活动」而被关闭，但北京的一位外国居民告诉我，街头猎艳无处不在，已经达到了他所谓的「可怕程度」。

那么，《霸王别姬》与这种迫害和偏执的社会氛围有何呼应呢？当我在徐枫位于香港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买下这本书的版权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并不了解同性恋，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趣。」

在北京工作的陈凯歌明显更谨慎：「这本书其实根本不是讲同性恋的。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两个男孩会变得如此亲密：他们一起生活、训练，吃同样的食物，睡在同一张床上。虽然这个年幼的男孩把虞姬这样的戏曲人物当作自己的榜样，但他对性其实一无所知。」

抛开必要的回避不谈，这部电影显然会触犯中国长期以来的禁忌。那么，为什么有关部门一开始批准了这个项目？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影片在全球上映时，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张国荣的男扮女装）将成为商业上的一大热点？

或许他们批准拍摄的一个原因是，徐枫和她的丈夫是两岸贸易中的重要人物，彼此需要打好关系。

但我个人认为，最终是京剧的背景使得审查人员对故事中的「变态」视而不见。

对此，张丰毅给了我一个非常朴实的说法：「普通中国百姓都知道戏曲界的同性元素。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并不特殊。官方可能不赞成，但普通人喜欢这些故事，也不难接受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

此言不虚，这让我想起中国内地上一部有明确同性恋内容的电影也是以京剧为背景的：马徐维邦的《秋海棠》（1943）。

周日

与陈凯歌共进了早餐。陈凯歌很疲惫，但很放松，心情很好，谈兴很浓。

「选巩俐和张丰毅来演是我的主意。菊仙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只是一个影子，所以我们必须充分扩展这个角色，然后才能认真地去邀请巩俐。徐枫在见到张丰毅并看了他在其他电影中的表现后，对张丰毅的选角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张国荣是徐枫的建议。在她介绍我们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程蝶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悲伤使得他更美。没有人能比张国荣演得更好：他的相貌和动作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我很喜欢与明星合作，但谁知道呢？也许下次我还会和谢园（《孩子王》的男主演）合作！」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强调了忠于自己的理想是多么困难。以及当你受到来自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压力时，保持完整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困难。我喜欢小说中个人和情感主题的融合，以及贯穿故事的社会和历史指涉的线索。对我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显然是十年动乱期间的个人背叛问题。」

在拍《边走边唱》之前，陈凯歌在纽约度过了一段沉寂的岁月，应日本讲谈社的邀请，他写了一本简短的回忆录，讲述了自己在十年动乱期间的经历。中文原著已于去年在台湾出版。书中有一节讲述了他向当局揭发自己父亲的痛苦经历。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但我必须重申，十年动乱给我留下的印记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它仍然困扰着我。我至今还在想，在那个年代，建立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多么困难，你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和私下的想法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以及保护自己是第一要务。十年动乱的主要『成就』是摧毁人们的优良品质。」

「在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试图对人有更多的了解。在我之前的电影中，总有一个角色是我认同的，或者是我喜欢的。这次则不同。我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我不在乎。这些人比我之前表现的那些更复杂。这一次，我不会强迫任何角色做任何事来取悦（或激怒）我。这是我最大的改变。」

周一

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观看了三个多小时版本的样片。由于时间安排上的意外，我没能看到张国荣在戏曲舞台上的表演，但他们向我保证，这些样片将为他的表演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

在放映开始之前，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他对用普通话演戏应付自如；他为只需要九十分钟（而不是预期的四个小时）来为那些舞台上的戏份化妆而松了一口气；他喜欢和巩俐一起演戏，但觉得张丰毅的表演方法有点生硬。

最重要的是，他确信他们正在拍摄一部伟大的电影。

三个小时的观影结束后，我得出结论，他可能是对的。除了一场后台戏的烟雾效果有些过火，让人觉得房间好像着火了一样，其他镜头都非常棒。

陈凯歌和顾长卫对摄影棚室内拍摄的潜力把握得恰到好处，而内容似乎也在情感动态和华美画面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放映结束后，张国荣旁敲侧击地问：「我看起来怎么样？漂亮吗？」我脑海里只有一个词：「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