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仙槎大哥和我的纪念

何思源全家福

当时，我面临着两条路，一条路跟仙槎哥回山东作官，一条路是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读书。仙槎哥是想带我回去的，能力大小不说，回山东总是他一个可靠的助手。他说：“你跟我回去吧!你要念书，我就帮不上忙，顶多送你出国。”

我是实在不会作官的，不会应酬，不愿应酬。表面上笑嘻嘻人很和善，骨子里人很任性固执，认定一个道理很难改变。很欣赏范缜不卖论求荣的风骨。仙槎哥就常常批评我嘲笑我说：“你好，给你介绍个人，一次熟，二次生，三次不认得。”山难移，性难改，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一个人。旧社会，我虽然没有跟他作过事，有他作靠山，我也从来没有失业的恐惧。不求人性格的养成，和有他这靠山大约有关系。

事情到了头上，我还是认真考虑了一番。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跟他走。我对良玉说：“回山东，眼前光明，前途黑暗；去史语所，眼前黑暗，前途光明。”所谓黑暗、光明，也只是从个人说的。跟仙槎哥去，作官的、想作官的都会捧我这个“黄带子”,很红火，很光耀。但总不能跟仙槎哥一辈子，前途茫茫如何是好。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眼前也不好。傅斯年先生告诉我，毕业时叫你来你不来，现在来要先吃点亏，你的同班同学高晓梅、全汉升都是副研究员了，你去，得先作助理研究员。但我有信心，将来会念出名堂的。

就这样决定，送走了仙槎大哥，我也去叙府李庄史语所。

仙槎大哥这次在重庆，因为住在一起，除他外出活动、朋友来看他外，朝夕相处谈话的机会就多了。印象深的，是一次谈到国民党的前途。他说：“你还以为国民党能支持多久，国民党完啦!你看三十岁以下的人还有信国民党的吗?”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他的话，也使我信服，我佩服他的识见。5年以后，北京解放前夕他能留在北京不走，积极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运动，是有思想渊源的。除去别的原因之外，他早已看到国民党的必然失败命运，也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没有跟他去山东，但我仍是他作山东省主席的受益者。我们到李庄后，每月由山东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给我们寄点钱，使我们的收入比同事们都多得多。在物价昂贵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就比同事们轻松多了。我说轻松，一是生活上没有压力，心情舒畅，安心读书。二是我们并没有表现出比别人有钱，生活水平一点不高出同辈。受过苦的人，是知道节约的。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我们回到南京。不久，仙槎哥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北平(京)市长。他到了南京，我只察言观色，知道他心情不愉快，接触不多。

1947年四五月间，我去美国。走以前先送妻儿去北京，依靠仙槎哥嫂过活。

他被免北平市长职时，我在纽约。一次北京大学同学欢迎傅斯年先生，会中间我和傅先生闲谈，傅先生告诉我：“你知道仙槎为什么被免职?魏德迈告的。魏德迈对蒋说：‘你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用了这么一个人物。’”他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我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不能用这样个人物?解放后，我一直也没和仙槎哥谈过这事。我的理解，这和仙槎哥的思想性格及他同蒋家的关系有关。几年以前，他已经看到国民党的天下不会太久了，到1948年形势发展会使他看得更清楚。他不是蒋家死党，他对学生运动内心会同情，这样的人当然用不着了。一脚踢开!

仙槎哥是五四运动出身，了解青年。他懂得青年人的思想、动向是人民思想、动向的讯号。他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他没有和青年人作对的感情。他懂得和青年学生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他告诉过我，1935年济南高中闹学潮，他到高中去对学生讲话，跟去的兵都荷枪实弹，他看见了，对大兵说：“这是干什么?把子弹退下来!”他对我说：“那好!打伤了学生还了得!”我想，他在北京，对青年学生是没有镇压的思想感情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自然是不能用“这样一个人物”的了。

解放前夕，他为北平和平解放呼吁、奔走。国民党特务在他住房里放了定时炸弹，一个可爱的小女儿鲁美牺牲了，全家人受伤。解放后，他又过起了书生生活。他自学了俄语，写了些文章，也作些翻译。宜文嫂先于仙槎哥离世。仙槎哥是1982年去世的。

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他思想里，有民主，有自由，有国家，有民族。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些思想是难发挥的。在国民党官僚、党棍一群中混，他内心却有消极的一面。他对人生看透了。他一生没有离开政治，在政治中混日子。但他并不热衷，他思想深处有老庄的东西，争来争去没意思。他在国民党大头目间的斗争中，对谁都不靠近，不作任何一家的死党。这里面有他的个人主义，主要还是思想、认识和风格问题。他能享福，有福他也会享，但他也能过穷日子，也能吃苦。他没有身份架子。穿西服，坐汽车，住高级洋房，他可以；脱掉衣服，拉车拾粪，住草房，吃窝头，他也可以。他作市长，可以作平民市长；他作宰相，也是个平民宰相。

他在山东20年，换过几任省主席，他都能不倒。山东反对他的人，骂他“圆滑”。那些在政治上有欲望，有野心，有派系关系的人，遇事就要争。仙槎哥没有这野心，他也没有这斗心。他没有归隐的思想，也不愿丢官为民，他要生活，还要生活好。他内心虽有一点老庄的思想，看淡了人生，但他仍是要去应付、保住官位。如果他有政治野心的话，以他出师北伐时的地位和戴季陶的关系，他可以在国民党中央高一层次里混，或者混好，或者混垮，他都不必在山东和地位比他低的人争“厅长级”这饭碗。

他没有架子，说话随便，好冲动。好处是平易近人，坏处是得罪人。1938年他到武汉时候，给我钱也给他的老朋友们钱。后来王子愚老师对我说：“仙槎给我钱，我伸手接。他说：‘奶奶!这钱都是俺拚命的钱。’兹全，你看这钱怎么接?我高低不要，他说死也得给。”我说：“他说了就后悔了。你们是老朋友，了解他的心，就行啦。”赵太侔先生作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的第三处处长。此公少言寡语，一坐就是半天不动。一次仙槎从院子里过，看见他在屋里坐着，就大声喊：“伙计!你就不怕坐得屁股生痔疮?!”我和仙槎哥聊天，曾对他说：“大哥，你说话，先想想再说，有时说话得罪人。”他说：“我说了半截就后悔了，已收不回来。”他一句话得罪了人，往往用十倍百倍的气力来挽救。他为这生活得也不轻松。

以我的了解，仙槎哥的要害问题，仍是他思想深处的老子思想，他看淡了一切。他缺少的是一点儒家的固执精神。

我常常想：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之外，似乎有三股人马。孙中山领导的是一家，康、梁领导的是一家，“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人又是一家。前两家多是留日的。当时的日本，一半是资产阶级文化，一半还是旧文化，自由民主思想还差点。这第三家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多半出过国，留过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熏陶。他们的政治理想是自由、民主。山东的傅斯年先生和仙槎哥都是这第三家中的头面人物。但这家命运最苦。他们中大部分依附于孙中山死后逐渐变质的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居于被呼来唤去的地位。我曾听子愚老师说，张道藩说他一次去见蒋介石，在会客室等候传见时，听见蒋在高声骂人：“混蛋!”跟着，一个人狼狈退出来，一看原来是朱某某。张说：“蒋家的官，不能干!”连张道藩都说不能干。这些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是已死心踏地甘为奴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有自己的世界，却又不得不依附于人，他们内心是苦的。

仙槎大哥是这群人物中的有识的。他看清形势，弃暗投明。他没有去台湾，也没有逃往海外，依附洋人。他留在新中国，活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他的大环境是光明的、美好的。国家强了，精神有寄托，有安慰。但他晚年的经济生活却是困难的。可以说很困难，洋嫂子晚年中风，卧病在床，活着，已不认人，不能动。无钱住院，在家躺着。女儿、女婿是医生，照顾得好。但住不起医院，医疗条件总是差的。我遗恨的是，我不知道他很穷，也不相信他很穷，几十年官宦，总会落下几个钱。50年代我在北师大教书，收入还是可以的，我对他没有什么帮助。解放初期骂共产党的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共产党还是认六亲的，我倒学得有点六亲不认了。我对他没有一点帮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穷。他去世后，我给孩子们去分家，家里家外只有几百块钱。听孩子们说，他去世前在病榻上昏迷中还常常唤着我的名字，乌鸦尚知反哺，我对这个养育我成人的大哥，是还不清的感情债，永生内疚!

他走了!我已无法报答他。我立下心愿：为他写个年谱，写个传，这是我能作的，使后世能从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他的环境、他的心态去了解他，树立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来源：《爱国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