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9年荣毅仁赴京开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希望他能适当减少一些非主要工作的压力
1947年岁末，苏南寒意正盛，无锡运河两岸却灯火通明，二十余位本地工商界代表围坐商会小厅。有人低声感叹：“再这样下去，生意可就真干不下去了。”说话的是荣德生，年逾七十却仍神情犀利。绑架、索赎、断电、断煤，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让在座众人心里直打鼓。
同席的地下党员陈丕显端起茶盏，轻轻一句：“共产党承诺‘保护民族工商业’，各位若有疑问，尽可当面问。”几个回合的交锋后，荣氏父子得出判断——与其随国民党仓皇南撤，不如留在原地把机器轰起来。荣毅仁当时三十三岁，他对父亲说的那句话后来常被友人提起：“厂子是几代人心血，不到万不得已，谁也别抽转身。”
1949年5月27日清晨，解放军步入上海时，荣毅仁带着基层工头守在仓库门口。枪声渐息，纱包一捆捆吊上卡车运往车间，码头重新响起蒸汽汽笛，市场信心被一点点拉了回来。短短数月，华东供应体系初见雏形。那一年秋天，荣德生进入第一届全国政协；次年，荣毅仁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拍拍他的肩：“年轻人，多干实事。”
上海进入恢复期后，棉纱紧俏。陈毅要求新任副市长荣毅仁盯住纺织口粮。荣毅仁跑遍沪杭片区，把原先分散的小厂并为联营，工人薪资按时发放，原料实行统购统销。局面稳住，布票制度才能推行。有人不解他为何如此卖力，他笑答：“衣裳是老百姓的脸面，断不得。”
1956年，中央号召公私合营。荣氏家族将厂房、商号及银行股权悉数划归国家。捐献仪式那天，车间工人自发敲锣打鼓。旁人说他“把家底全交了”，可荣毅仁心里清楚，自己得到的，是在新体制里继续掌舵产业的机会。
1959年，他调至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彼时全国每人年均布票不过十几尺。他飞赴郑州、天津、武汉勘厂，一趟趟夜车、一身油污成家常便饭。张琴秋部长打趣：“荣副，别再穿白衬衣出差了，回来都是灰的。”那些年，他习惯把办公桌搬到车间，先听轧机的轰鸣，再批文件。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隔离审查，两鬓斑白仍坚持研读国际贸易资料。1977年，邓小平复出，把“经济建设”四字写进议程。第二年初冬，荣毅仁接到电话被请到北京西长安街。邓小平开门见山：“老荣，国家要往外看，你得出山。”荣毅仁沉默片刻，答得干脆：“只要对经济有利，我就试。”
1979年1月17日，中南海紫光阁再度会晤。邓小平递过一页批示：“中央原则同意，你全权负责。”短短十四个字，为后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铺路。荣毅仁随即提出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目标是吸引外资并试水现代企业制度。有人担心意识形态冲突，他摆摆手：“生意先算账，制度跟着改。”
同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挂牌。办公地只有四间旧房，第一批干部平均年龄六十开外。流动资金短缺，他掏腰包买了辆旧面包车，车身贴了“CITIC”三个洋字母，一辆车跑遍各部委。筹资最棘手，他与闵一民飞日本两趟，敲开数家银行大门，终在1980年为仪征化纤厂发行4亿美元债券。市场对中国信用的首次公开投票，结果超额认购。
1985年春，他率队访美。华尔街记者问：“中国真准备好了吗？”他轻描淡写：“资本喜欢秤砣不偏，我们在修秤。”基辛格会后对友人说，这位中国人兼具银行家的精算与政治家的定力，“谈判桌上，他总把后门想得比你早半步。”
回望四十余年轨迹，荣毅仁并非简单的“红色资本家”。从运河边的夜谈，到紫光阁的一纸授权，他经历了三次大考：政权更迭、体制转轨、市场开放。每一次，他都把“把机器轰起来”当成底线；每一次，又在政策缝隙里找到新的操作空间。正是这种务实与敏锐，使他在新中国经济版图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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