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0万工程竣工6年结算无门，两次发回重审竟现“克隆判决”

6300万工程竣工6年结算无门，两次发回重审竟现“克隆判决”多层转包叠加程序争议，千万垫资款维权陷入死局......

　核心导读

　　一桩横跨八年、涉及四层法律关系、标的总额逾60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历经两次起诉被驳回、两次上诉发回重审之后，竟等来一份与被撤销判决内容高度一致的“克隆判决”。工程竣工至今六年，实际施工人史某丽、强某不仅分文未得，反而因垫资施工背负高息债务。

　　2026年7月14日，该案将在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而在7月3日于北京召开的该案研讨会上，多位法学专家直指本案存在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错位、发回重审程序空转、证据采信标准失范、同案不同判等四大核心争议。

　　这起案件所暴露的程序性瑕疵，不仅关乎两名实际施工人近千万元债权的命运，更触及建设工程多层转包纠纷中“实际施工人权利边界”“发回重审制度的实质功能”“不同法律关系债务抵销的法定条件”等深层司法命题。

　　一、垫资施工的八年：从“借名”承揽到竣工六年结算无门

　　2018年4月，史某丽、强某借用陕西宝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佳公司”）资质，承揽了陕西铜川凤凰建材有限公司（下称“凤凰建材”）的骨料项目。合同暂估价2400余万元，最终鉴定造价达6300余万元。二人与宝佳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缴纳1%管理费和1%税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随后，史、强二人将工程整体转包给张某勤、张某、张某胜三人，约定收取10%管理费。

　　然而，工程推进远非预想中顺利。2018年陕西当地人工、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凤凰公司仅支付部分工程款，且项目工程量相较合同约定大幅增加，张某勤等人很快陷入资金困境。为保障工程推进，史、强二人多次挪用其他项目资金、甚至通过高息借贷筹措款项，先后向张某勤一方提供垫付款，代付人工、材料及机械费用共计459万余元，以及有利息约定的17笔借款本金316.82万余元。

　　2019年10月，张某勤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刑事拘留，项目施工中途停滞。为完成交付，史、强二人自筹1000万余元资金接手，完成全部收尾工作，独立推进剩余项目直至竣工。然而，项目竣工后，宝佳公司忽然撤回了对史、强二人及工作人员与凤凰公司对接案涉工程结算和工程款支付的授权，导致该工程无法顺利结算。

　　二、维权路上的“程序迷宫”：两次起诉被驳回、两次发回重审

　　多次协商无果后，史、强二人于2021年8月、2022年2月两次将宝佳公司、凤凰建材起诉至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两次起诉先后以“存在伪造公章的犯罪嫌疑”“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被裁定驳回。

　　第二次起诉被驳回后，史、强二人上诉至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铜川中院审理后撤销一审驳回裁定，指令耀州区法院重新审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重审的承办法官，仍是此前两次作出驳回起诉裁定的张姓法官。

　　2022年11月18日，承办法官以年底结案率为由动员史、强二人撤诉，史、强二人听话照做撤回起诉，同步启动工程造价鉴定程序。拿到鉴定意见书后，二人于2024年5月，再次提起诉讼。该鉴定将项目划分为两部分：由张某勤等人施工但未完成收尾的68号工程，以及史、强二人独立完成的70号工程。

　　本次审理中，张某勤等三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主张史、强二人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仅参与了部分项目施工；而他们完成了68号鉴定项目、70号鉴定中的两项工程，才是真正的实际施工人。

　　2025年5月13日，耀州区法院作出“1520号”一审判决，确认案涉合同全部无效；确认凤凰建材欠付史、强二人工程等款项2966.64万余元；同时判决史、强二人向第三人“三张”支付工程等款项2161.98万余元。

　　史、强二人不服判决，向铜川中院提起上诉。2025年9月30日，铜川中院二审审理后裁定撤销1520号判决，再次将案件发回耀州区法院重审。这一次，上级法院明确要求重审应重点核实三项事实：双方各自施工的范围、已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及流向、以借条为据支付款项的借款性质及数额。

　　三、“克隆判决”与程序空转：重审制度的尴尬

　　然而，发回重审并未进行实质性审理。

　　据史某丽陈述，本次重审一审仅进行到质证环节，就以“法官身体不适”为由提前结束庭审。2026年4月14日，耀州区法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令人震惊的是，这份判决与此前被撤销的1520号判决内容高度一致——确认案涉合同全部无效，凤凰建材向二原告支付2966.64万余元，二原告向“三张”支付2161.98万余元。

　　更令人质疑的是，这份“克隆判决”甚至连原审判决中明显的计算错误都未修正。例如，1520号判决在认定2020年1月19日张某华签字确认的《承诺书》中确认收到的198万余元款项时，遗漏了王某375000元及郭某146251.8元两笔资金，重审判决对此不加甄别地全盘复制。

　　与会法学专家在研讨会上指出，发回重审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纠正一审错误、补充查明事实，而本案重审判决实质上让这一制度“形同虚设”。上级法院明确要求核查的三项核心事实——施工范围、已付款流向、借款性质——均未得到实质审理。这种做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反复强调的“防止程序空转、实质化解纠纷”的司法政策背道而驰。

　　另一位与会法学专家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她在研讨笔记中指出，本案整体案情错综复杂，涉及事实要素多、法律关系交织重叠，案件基础事实尚未完全查清。各方当事人举证内容存在出入或相互矛盾，部分关键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待进一步核验。“只有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的基础上，严格适用法律规定，才能依法作出客观、公正、公允的生效裁判，切实维护司法公信力。”

　　四、争议焦点一：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错位

　　本案最核心的程序争议之一，是张某勤等三人是否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定资格。

　　与会法学专家分析，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需对本案双方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权利。而本案本诉的核心是史、强二人与宝佳公司、凤凰建材之间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关系，张某勤一方作为多层转包中的底层实际施工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类案裁判规则，无权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更为关键的是，张某勤等人的诉请不仅包括工程款，还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260万元、安全措施费5万余元、管理费及税金67万余元。其中，履约保证金的性质是履约担保，不属于工程价款；管理费亦非工程价款组成部分。上述诉请明显超出了本诉“工程价款”的诉讼标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案件中已明确：多层转包关系中的转承包人不能突破多层债的关系请求发包人承担责任，其权利主张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与其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

　　五、争议焦点二：316万借款是“借款”还是“预付工程款”？

　　史、强二人向张某勤一方提供的17笔借款（本金合计316.82万余元），在原审判决中被定性为“预付工程款”，相应利息全部不予支持。这一认定引发了与会专家的普遍质疑。

　　前检察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魏景峰指出，史、强二人不仅未欠付下游工程款，反而通过高息拆借出借316万元、垫付459万元人工材料费用，双方对此有明确的借条、转账凭证及利息约定。原审判决直接将该部分款项认定为预付工程款，无视书面约定的利息，证据采信明显不当。

　　与会法学专家补充说明，该部分资金均来自史、强二人的个人资金与对外拆借，与凤凰建材支付的工程进度款无关，且二人已明确拒绝在本案中进行债务抵销。原审法院强行合并审理借贷纠纷，既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也导致当事人后续无法就借款另行起诉，实质剥夺了其程序权利。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九条，不同种类债务的抵销须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史、强二人明确拒绝抵销，法院无权主动将借款并入工程款进行抵扣。更何况，部分借款的出借人还包含案外人，史、强二人并未取得第三方债权转让授权。

　　在关联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张某勤一方曾当庭认可：“强勇、史嘉丽在将合同分包给我方的情况下，只是垫付了部分资金，与我方之间属于借贷关系，对此垫付资金我方可予以返还。”这一自认直接印证了借贷关系的独立性。

　　六、争议焦点三：管理费裁判的“双重标准”

　　关于管理费的裁判，本案暴露了“同案不同判”的突出问题。

　　与会法学专家指出，宝佳公司仅出借资质未参与任何施工管理，其收取的1%管理费本属违法所得。史、强二人虽存在转包行为，但全程参与了资金筹措、现场协调、施工管理等工作，即便无法按合同约定全额收取10%管理费，也应结合其实际投入酌情支持合理成本。但原审判决既变相支持了宝佳公司的违法管理费，又全额驳回史、强二人的管理费诉请。

　　换言之，对同样属于“出借资质”或“转包”的情形，法院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判：宝佳公司仅出借资质、未参与任何管理，却拿到了36万余元管理费；史、强二人实际投入了大量管理劳动，却分文未得。这种裁量失衡，违背了司法统一原则。

　　魏景峰律师进一步指出，司法实践中，转包方确实派驻人员、做了部分现场管理、资料对接、工程款代收代缴、安全质量监管的，虽然不能按合同约定比例全额收取管理费，但法院会结合实际管理投入、行业合理成本，酌情支持少量折价补偿。本案中，原告完成烂尾工程兜底管理，全部管理投入未被认可，与宝佳管理费裁判确认存在双重标准的矛盾。

　　七、争议焦点四：232万元材料调差该不该支持？

　　2018年施工期间，恰逢陕西省人工、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先后发布调价文件，明确要求“在建工程合同对风险范围和幅度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发承包双方应当合理分担风险”“严禁强行约定承包人承担全部风险”。

　　史、强二人70号鉴定意见书的全部施工内容均在2018年12月1日后完成，完全满足调价文件的适用条件。凤凰公司制式签证单中已自认“签证非最终结算文件”，表明双方对结算价格持开放态度。

　　与会法学专家分析，陕西省住建厅人工、材料政策性调价文件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强制性规范，2018年人工、材料暴涨属于超出正常商业风险的情势变更。如果相关证据可以显示原告方施工全部在2018年12月1日之后，且完全符合陕西省住建调价文件适用条件，则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存在情势变更情形下，如当事人请求变更价款，则法官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根据公平原则判决由当事人分担涨价风险。

　　原审将全部涨价风险转嫁给实际施工人，既违反了省级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也违背了情势变更的原则精神。

　　八、先予执行80万元：程序争议再添一笔

　　除上述争议外，本案发回重审阶段还出现了一起程序争议——张姓法官在未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裁定先予执行向第三人张某华划扣80万元工程款。

　　据当事人陈述，该先予执行裁定作出前，法院未通知史、强二人，未组织听证，未送达裁定书，未告知复议权利，即直接实施了强制划款。《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适用范围仅限于追索赡养费、扶养费、劳动报酬等特定类型案件，且要求“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各方对施工范围、已付款数额、借款性质等核心事实均存在重大分歧，根本不满足“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前提条件。

　　在工程款归属尚未确定的背景下，将争议款项先行划付给一方当事人，实质上是提前处分了尚在争议中的财产。

　　九、维权困局：千万债权何处安放？

　　综合全案，多重审理瑕疵叠加，已经形成当事人难以突破的维权困局。

　　第一，债权区分路径彻底模糊。史、强二人已明确划分“本案反诉处理垫付款、管理费”“另案起诉民间借贷”两条维权路径。但一审驳回反诉又强行抵扣借款，既不允许单独审理反诉，也不书面告知另案起诉途径。

　　第二，证据救济渠道被堵塞。10笔争议垫付款、17笔借款均配套完整原始转账、合同、第三方庭审新证据。但一审未逐项审查说理，未列明每一笔款项采信与否的依据。

　　第三，多层转包工程款结算标准失序。本案暴露出建设工程多层转包中普遍存在的裁判尺度难题：实际施工人权利边界、保证金/管理费能否突破合同、发回重审反诉处理规则、不同法律关系债务抵销条件，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一。

　　史某丽在研讨会上表示，该判决最终仅支持己方800余万元，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投入的成本。而据测算，仅17笔借款叠加多年利息后，债权总额已突破千万元。

　　十、二审在即，案件走向值得关注

　　史、强二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三项核心诉求：撤销耀州区法院驳回反诉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反诉中管理费、垫付款本金及利息开展实体审理，或书面明确该部分债权可单独另案诉讼；确认17笔民间借贷本息与工程款不属于可抵销债务，由上诉人另行起诉主张。

　　据最新消息显示，目前该案上诉材料已完整提交上级人民法院，定于7月14日在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本案的审理结果，不仅直接决定史、强二人近千万垫付款、借款债权能否正常维权，更将厘清陕西地区多层转包建设工程纠纷中三大关键司法适用问题：实际施工人可主张款项范围、发回重审反诉审理程序、不同法律关系债务抵销法定条件。同类挂靠、转包工程结算案件或将以此案裁判逻辑作为重要参考。

　　与会法学专家在研讨笔记中强调，法院有必要结合案件整体背景及全部庭审事实，全面梳理案件脉络，对本案全部证据进行严格、全面的实质性审查，甄别证据真伪，剔除存疑、无效证据，补强缺失的关键证据。只有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的基础上，才能依法作出客观、公正、公允的生效裁判。

　　一纸判决，关乎的不只是两名实际施工人的千万债权，更是司法公信力在复杂建设工程纠纷中的一次重要检验。7月14日的二审庭审，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