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张福泉：做个好医生、好老师

清晨6时，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一个身影已出现在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他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系主任、放射治疗科原科主任张福泉。从1989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医院至今，张福泉带领的北京协和医院放疗团队用几十年的深耕，让一个仅拥有十几个人、一台治疗设备的专业“小角落”，发展成拥有近百人团队、十余台先进加速器、在国内放疗界享有盛誉的重点学科。他用仁心仁术，拂去千万癌症患者的病痛阴霾，让无数濒临绝望的家庭重燃希望。

拿到科室“第一桶金”之后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放射治疗专业发展刚刚步入正轨，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独立不久，设备条件相对简陋。那时，科里只有十余人，每天治疗的患者不过三四十位。与那些忙碌的大科室相比，这里显得有些冷清。更为棘手的是，受当时放疗技术所限，患者治疗效果有限，加上在综合医院里，放疗科是个小科室，设备少、发展受制约，不少人不愿继续从事放疗专业，纷纷离开。

但彼时刚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福泉从未想过转投其他专业。科室弱小，就更需努力；科室人少，也意味着每个人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1997年，34岁的张福泉担任放射治疗科副主任；2000年，37岁的他正式接任科主任。

“压力比较大。”他坦言，“那时候觉得自己成熟了，但实际上回头一看，好多事都不懂。医院开会时坐在其他科室的大主任、大专家身边，诚惶诚恐，感觉差距太大了。”但这份压力并没有压垮张福泉，反而转化为他前行的动力。他暗下决心：放射治疗科一定得追上去。

接棒科主任后，张福泉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把科室带起来？

机遇与挑战并存。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际放疗领域进入快速发展期，新的设备和技术不断涌现。放射治疗科老主任周觉初卸任前，千方百计为科室争取到一套当时在亚洲处于领先水平的放疗设备。这是科室发展的“第一桶金”，也是张福泉和团队奋斗的起点。

如何用好它，成了张福泉和团队的首要任务。“刚开始不太会做。”他回忆道，“但科里同事们团结一致，相互帮助。”就这样，科室的每位同事都“身兼数职”，医生也要学会操作加速器、制作铅模。这样的经历使张福泉和科室成员都成了多面手，对放疗技术的每一个环节了如指掌。

在科室管理方面，张福泉的思路清晰而务实：第一，严把质控关，赢得患者信任；第二，开展新技术，发挥设备的最大效能；第三，做好患者服务，让患者愿意来协和。

这些朴素的理念和措施很快见效，患者逐渐增多：科室配备的器械从最初的1台到如今的11台先进加速器，每天治疗的患者也超过了700名。但这些年不变的，仍是放疗团队对医疗质量的极致追求。从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到日常运转中的晨检、周检、月检、年检，张福泉和同事们对每一个环节都设立了严格的标准、言出法随，每一项数据都要求精准无误。这个习惯，30余年间从未间断。

从“院内落后”到“国际领先”

张福泉知道，在综合医院做放疗，必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妇科肿瘤诊治进入了他的视野。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拥有辉煌的历史，在妇科肿瘤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接受放疗。特别是宫颈癌，恰恰是放疗能治愈的疾病之一。

2003年前后，张福泉开始带领团队主攻妇科肿瘤放疗。当时，国内妇科放疗领域存在一个尴尬现象：综合医院的放疗由放射治疗科负责，但妇科肿瘤患者较少；专科医院的妇科肿瘤患者多，但放疗由妇科负责，妇科医生既要手术又要化疗、放疗，对新技术应用相对有限。

张福泉带领团队下功夫钻研、调查，不断解决治疗中的技术难点。2005年起，张福泉团队开始将国际上最新的放疗技术——调强放疗、图像引导放疗、立体定向放疗等引入宫颈癌及其他妇科肿瘤的治疗中，一点一点磨炼，积累经验。到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的宫颈癌调强放疗技术和近距离放疗技术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地位。此后，科室更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妇科放疗新技术，把全国的妇科放疗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提升我国妇科放疗的专业水平。

2018年，张福泉团队对经手的超1400个宫颈癌病例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局部晚期（不能手术）宫颈癌患者经根治性放化疗后，5年生存率达到77%以上。同期数据显示，我国宫颈癌平均5年生存率为67%，美国为64%。这意味着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的治疗效果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2022年，根据医院统一规划，放射治疗科搬入转化医学综合楼，有了更先进的设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张福泉团队开始探索更前沿的技术——自适应放疗。这是一种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根据患者每天的身体变化（如膀胱充盈程度、肿瘤缩小情况）实时调整治疗方案，更好地保护正常组织和器官，将过去需要3~5天的计划流程，压缩到10~20分钟。

“相比一些肿瘤，为宫颈癌做自适应放疗的难度相对更大。”张福泉解释，“因为肿瘤变化太大，膀胱排没排空、直肠大便干不干净都会有影响。”经过2年攻关，北京协和医院率先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临床。2025年7月，《国际放射肿瘤学杂志》两期有关自适应放疗的期刊中，关于妇科肿瘤的文章有2篇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

“这是我们自主的技术创新。”张福泉言语间透出自豪。但在高兴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在质子重离子等高精尖领域，医院较国内外顶尖机构仍有差距，对其他肿瘤的治疗和科研也还在攻关。“在‘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间，我相信我们的放疗技术会迈向更高水平。”张福泉说。

几块花石头，记了30年

在张福泉近40年的从医生涯中，有太多令人动容的瞬间和温暖的故事。其中，30年前一位患者送来的几块普通花石头最是让他难以忘怀。那是一位食道癌晚期患者，经过放疗，他的病情已得到控制，但1年多后再次出现不适，经检查发现癌症已发生肺转移。患者最后一次来找张福泉，随身带来几块自家院子里的花石头说：“没有什么可送您的，这几块普通的石头留作纪念，以后我可能再也来不了了。”

“这几块石头我到现在还留着。”张福泉动情地说，“一看到这些，我就想到我的患者。虽然医生无法保证能挽救所有的患者，但是用心了，就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这种与患者之间的深厚情感，贯穿了张福泉的整个职业生涯。年轻时，他在手写病历的过程中就能把患者的情况全记住。做宫颈癌内照射时，需要在患者体内放置施源器，操作不当会引起疼痛。张福泉要求团队不仅要技术娴熟，还要一边操作一边和患者聊天，分散注意力；动作一定要轻柔，尽量一次到位。很多患者说：“张主任做治疗，我们没有痛苦，不知不觉中治疗就结束了。”

如今，张福泉总是叮嘱后辈，医生要有温度，要把患者当亲人、当朋友。“临床医生，关键就在‘临床’二字，你得走到患者跟前去，听他把话说完。只有这样，才能从千差万别的病情里，找到那条最合适的治疗路径。有时不一定要用昂贵的药、先进的设备，而是要用心。”张福泉说。

把学生当朋友、当孩子

在同事眼中，医院几乎是张福泉的第二个家。年轻时，他住在医院附近米市大街的职工宿舍楼。早上，他通常很早就来了，晚上下班先回家吃饭，然后再回到医院工作。只要在北京，周末他也要来科里看一看。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张福泉依然保持着早到的习惯，晚上回家还要继续学习。“年轻时很喜欢电影、戏曲，但现在的爱好就是在医院看文献、看书、看患者、看病历。”张福泉笑着说。

“临床医生的学习，最关键的是临床磨炼。”作为老师，张福泉带学生的方式很朴素——让学生跟着自己看门诊，一边看一边思考，慢慢独立处理问题。年轻时，他把学生当朋友；年长后，他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对于学生，张福泉有严格的一面：“患者治疗，一是一、二是二，这是绝不能含糊的。”而在专业技术之外，他更注重对学生的品德教育。“首先得做个好人，然后才能做个好医生、好老师。”张福泉说。

在不同的岗位上，张福泉对“好人”有不同的诠释：做医生，就要好好为患者做事；做老师，就要认真教学生；做科主任，就要尽到责任，把学科发展起来；不担任行政职务了，就做个“好老头儿”，不给别人添麻烦。他还鼓励学生多看“杂”书：“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看一些历史的书，对个人成长、对了解患者和社会都有好处。”

回顾几十年的学科带头人的生涯，他最骄傲的，不是自己获得的众多荣誉、取得的各项成果，而是学科的发展和团队的成长。

他永远记得科室搬到转化医学综合楼那天，自己激动不已的心情：“周末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在科里转一大圈，每个地方走一遍、看一看，给自己拍个照，很有成就感。”如今，看着一代代学科的青年人继续踏着自己和更多前辈的脚印前行，他的幸福感又加倍了：“我现在敢讲自己在协和的几十年没有虚度，希望大家也一样。”

文：通讯员 洪成伟 董静格 健康报特约记者 段文利

供图：北京协和医院

编辑：魏婉笛 肖琰（实习）

校对：杨真宇

审核：李明炫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