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核心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核心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

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从规模优势到价值自觉”的理论透镜与实践解构

王连升 著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Generat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Central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lens and practical deconstruction based on Wang Liansheng's ideological system of "from scale advantage to value consciousness"
Written by Wang Liansheng

摘要：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其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程与高质量的制度体系建设。然而，在ESG全球浪潮与“双碳”战略的深度驱动下，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面临着一个深层悖论——“功能贡献”与“价值表达”之间的结构性断层：央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物质创造功能，却未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中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话语地位与价值认可。本文旨在穿透这一悖论，深层次解构央企社会责任的核心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以王连升思想体系为理论透镜，该体系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以“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为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范式革命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对王连升思想的深度吸收，本文构建了“规模优势—责任资产—治理溢价”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央企如何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资本、信任资本和制度资本，最终实现“核心功能”向“核心竞争力”的价值跃迁。研究发现，中央企业的高质量社会责任治理，本质上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向“社会的治理力量”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一转化不仅实现了“物质创造”（经济贡献、科技创新、战略安全）与“精神滋养”（信任积累、制度输出、话语建构）的辩证统一，更在全球ESG治理框架的竞争性语境中，开辟了一条植根中国制度优势、彰显中国治理智慧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中央企业；企业社会责任（CSR）；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王连升思想；核心竞争力；国民经济地位

一、引言：一个理论问题与实践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央企的“功能贡献”与“价值表达”之悖论

中央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央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资央企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主力军”。

一组数字足以证明这样的分量——“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超90万亿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投资8.6万亿元；累计上交税费超10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股权1.2万亿元；承担了约80%的原油、70%的天然气、60%的电力供应。截至2025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5万亿元，2025年实现利润总额2.5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万亿元，上缴税费2.5万亿元。

然而，一个深层悖论始终萦绕在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探讨之中：在物质创造维度，央企无疑是国家经济力量的集中体现——从能源电力的保供稳价到航天科技的自主突破，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超前布局到乡村振兴的定点帮扶，其功能贡献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关键领域。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体系中，央企的价值表达却未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承认。在ESG评级实践中，央企的技术性绩效得分往往与其社会性认可程度之间存在着令人深思的不对称。有学者将此概括为“发展型国家背后的价值叙事缺位”，其深层根源在于：央企的核心功能——以国家意志为驱动、以制度优势为依托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公共产品——难以被脱嵌于特定制度语境的主流ESG框架所捕捉和认可。

这一悖论的深层追问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央企的规模优势已经毋庸置疑地转化为经济贡献时，为什么这种规模优势未能同等程度地转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中的话语力量？当央企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推动科技创新突破、维护产业链韧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时，为什么这些功能贡献在国际ESG评级和国际资本市场中未能得到充分的价值认可？

（二）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启示：从“合规成本”到“价值自觉”

上述悖论，恰恰与王连升思想体系所指向的核心命题高度契合。王连升——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兼副秘书长，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基于其在中国电子信息行业长达七年的标准化研究与治理实践，构建了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的思想体系。该体系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以“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两千余家企业，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及省部级课题40余个。他精辟地指出了当前ESG实践的异化困境：ESG常被简化为资本市场评级工具，CSR则易流于营销话术，难以与企业价值创造深度融合。他进而提出，要引导企业从被动响应外部压力的“工具理性”逻辑，转向主动构建长期韧性的“价值自觉”逻辑。

这一思想体系，对于理解央企的社会责任核心竞争力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价值。央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被动响应外部压力”的市场行为者，而是“主动构建价值自觉”的国家战略承载者。当王连升指出企业应完成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范式革命时，这一命题在央企语境中获得了更深层的含义——央企的“价值自觉”，不是从“合规”走向“自觉”，而是从“功能存在”走向“价值表达”，从“做得好”走向“被认可地做得好”。

（三）研究框架与核心概念

本文的核心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 “规模优势—责任资产—治理溢价”三重转化机制：

规模优势：中央企业在资产规模、市场份额、产业链辐射面、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的巨大体量，是其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独特资源禀赋。这一优势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它只是“潜在的物质条件”。

责任资产：规模优势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通过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合规经营、绿色转型、社会关怀、科技创新、定点帮扶等）所转化而成的社会资本、信任资本和制度资本。“责任资产”是王连升所论“精神滋养”的具体化形态，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复制的内在资源。

治理溢价：责任资产的持续积累，最终在市场结构、融资能力、品牌认知、政策环境、制度空间乃至全球话语权中形成的价值增值和市场认可。“治理溢价”是“价值自觉”的最终回报，是核心功能向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跃迁的完成形态。

这“三重转化”机制的运行逻辑，可以用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责任闭环”加以解释：卓越的治理（G）是转化的基石，为责任资产的积累提供制度保障；优异的环境（E）和社会（S）表现是转化的结果和载体，它们共同形成的责任资产反过来又强化了企业的治理能力和制度韧性。

二、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竞争力：从王连升思想体系出发的理论重构

（一）核心竞争力的再定义：“功能优势”与“价值表达”的辩证统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品牌资产、成本控制、组织管理等传统维度。然而，王连升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源于“做得好”，更源于“被认可地做得好”。正如他所说，全球秩序碎片化、地缘政治风险显性化、供应链断链常态化的当下，社会治理能力已不再是企业的“附属道德”，而成为了核心生产要素与新型权力来源。

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被重新定义为 “国家功能优势”与“社会价值表达”的辩证统一体——它既包括央企凭借制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所承担的战略功能（科技创新功能、战略安全保障功能、产业发展牵引功能），也包括这些功能优势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中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和资本市场认可的价值表达。

这一重新定义的核心理论关切在于，央企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单一维度的“做得好”，而是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没有“做得好”，“被认可”便失去了物质基础；没有“被认可”，“做得好”便难以转化为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和全球话语力——这正是央企当前面临的深层困境。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明确指出，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体现在自身质量效益的提升上，而要体现在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上”。“十五五”时期国资国企改革将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是发挥制度优势和国家战略承载者的角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则是在增强核心功能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二者的动态转化，正是价值自觉机制的核心运作过程。

（二）价值自觉的养成机制

王连升思想体系为理解这一机制提供了概念工具。他提出的“价值自觉”，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一方面是企业通过标准化的责任治理体系实现“价值内化”——将外部规范转化为内在实践；另一方面是企业的责任实践通过制度化的表达机制实现“价值外显”——将内在实践转化为外部认可。

在央企语境中，“价值自觉”的养成机制应当沿着三个向度展开：

一是“魂体相融”的内在转化机制。正如王连升所指出的“CSR为魂，ESG为体”，央企的社会责任核心竞争力，首先要求CSR之“魂”——即“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性——“附体”于ESG指标体系和管理框架；同时要求ESG之“体”不断“聚魂”——将量化管理的技术理性始终锚定在价值追求的轨道上。二者的双向奔赴，构成价值自觉生成的内在逻辑。

二是“功能价值向经济价值”的制度转化机制。国务院国资委提出“构建兼具国际接轨性与中国特色的评级体系，打造央企ESG指数体系，推动功能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这一表述精准地抓住了价值自觉从理论命题走向实践路径的关键——央企在国家安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功能贡献”，需要通过系统化、标准化的责任治理机制，转化为资本市场可衡量、可溢价的价值表达。

三是“核心功能向核心竞争力”的跃迁机制。“十五五”规划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双核驱动，将“核心功能”置于与“核心竞争力”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国资委2023年首次系统提出“五个价值”——更加注重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这五个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央企从功能存在走向价值自觉的制度化坐标。

（三）“责任闭环”在央企语境中的特殊意涵

王连升的“责任闭环”模型揭示了E、S、G之间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关系。他认为，卓越的治理（G）是环境（E）与社会（S）绩效的赋能基石，而非并列关系；三者构成一个相互增强的有机系统，追求“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的共生。在央企语境中，这一闭环具有双重特殊意涵。

第一重特殊意涵在于，央企的“物质创造”具有特殊的公共性和国家性——央企创造的不仅仅是市场价值，更是战略价值、公共价值和安全价值。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1.1万亿元、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元。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2.86%，拥有研发人员144万人、占全国1/5，两院院士238人、占全国13%，累计建设了474个国家级研发平台。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央企“责任闭环”中的“物质创造”维度，具有远超一般企业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重特殊意蕴在于，央企的“精神滋养”在内容和路径上也呈现出特殊性。央企所积累的信任资本和声誉资本，不仅来自消费者的产品认可，更来自全社会对央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所作贡献的广泛认可。“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承担了我国256个县的定点帮扶工作，占全国脱贫县的31%，累计投入和引进各类帮扶资金1200多亿元，购买和帮销脱贫地区农产品600多亿元。这些贡献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滋养”——一种与国家发展、人民福祉深度绑定的无形资本，其深厚程度是任何市场导向企业难以比拟的。

三、中央企业国民经济地位：从“压舱石”到“价值引擎”

（一）规模与贡献：国民经济“压舱石”的实证画像

理解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竞争力，不能脱离其国民经济地位的宏观审视。国务院国资委将央企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顶梁柱”，这一表述的精确性在数据维度得到了充分验证。

在经济规模层面，截至2025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5万亿元。而在“十四五”时期，央企资产总额连续跨上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三个台阶，年均增速达6.9%。这个“三级跳”式的资产扩张，折射出央企在国民经济中持续扩大的物质基础。

在贡献与回报层面，央企2025年实现利润总额2.5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万亿元，上交税费2.5万亿元。“十四五”时期累计贡献税收12.9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22.7%——央企的社会责任，首先体现在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来源的基础性功能。

在战略安全领域，央企的“压舱石”作用更为显著——央企承担了约80%的原油、70%的天然气、60%的电力供应。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领域的营收占比超过70%。

在科技创新领域，“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研发投入累计超5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0.27个百分点，科技人才数量增加近50%。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1.1万亿元，新增22位两院院士、创历史最好水平。中央企业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重组入列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新建了2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在社会价值创造维度，“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股权1.2万亿元。2025年，中央企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60.3亿元，引进帮扶资金114.1亿元，培训各类干部人才148.7万人次，采购帮销脱贫地区农产品198.3亿元。央企的战略功能，早已超越了市场利益的范畴，其责任触角延伸至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全领域。

（二）经济功能的社会基础：从“做市场”到“做社会”

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视角审视，央企国民经济地位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压舱石”的经济功能，更在于这些经济功能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即央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殊位置。王连升指出，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央企的社会责任核心竞争力，恰恰源于它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制度优势。

生产力维度，央企承担着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功能。2025年，央企研发投入1.1万亿元，拥有研发人员144万人，两院院士238人，累计建设474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央企不仅是经济生产的主体，更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跃升的引擎。这一特殊的“生产力功能”，使其社会责任内容具备了超越一般企业的深度——央企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履行义务”，更是“创造可能”。2025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5万亿元、占总投资的41.8%。2023—2025年，中央企业累计投入7.4万亿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规模达到12.3万亿元，形成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5个万亿级规模产业。

生产关系维度，央企在调节社会分配、平衡区域发展、促进公平正义方面承担着制度性功能。从定点帮扶到对口支援，从税收贡献到社保划转，央企的经济活动始终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紧密相连。央企承担中央安排的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任务外，还承担了地方党委政府安排的1.5万个县（乡、村）结对帮扶任务。“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累计投入和引进各类帮扶资金1200多亿元。

生产资料维度，央企在能源、矿产、土地等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影响着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2025年，中央企业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可完成“十四五”时期分别下降15%、18%的节能降碳目标任务。央企的资源管理责任，本质上是实现生产力可持续再生产的制度保障。

（三）从“经济功能”到“社会权力”：央企的新型功能定位

王连升在阐释社会治理能力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时，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概念——“企业不仅是商业领袖，更是社会架构师”。对于央企而言，这一判断尤为深刻：央企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载体。

由此，可以提炼出央企经济功能与社会权力的 “三重转化”路径：

第一重转化，央企的“国家战略载体”身份持续积累独特的“治理红利”——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获得来自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和保护。这种“治理红利”不仅表现为政策优先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更体现为在全球供应链剧烈波动的环境下，央企所获得的稳定性保障——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社会治理能力所形塑的权力形态。

第二重转化，央企的“社会价值创造”功能正在从“外挂职能”（如定点帮扶、应急救灾）转向“核心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本身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2025年，以中国安能为代表的中央企业累计投入抢险人员50余万人次、装备20余万台套，完成了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四川筠连县山体滑坡等抢险救援任务。正如王连升所强调的，“顶尖的企业家不仅是商业领袖，更是社会架构师。谁能在动荡中构建秩序，谁能在碎片中建立信任，谁就能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产业链规则”。

第三重转化，央企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正从“经济参与者”向“标准制定者”和“规则影响者”的身份转变。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央企要“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三重转化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中央企业正在从“经济力量”走向“治理力量”，其核心竞争力正在从“规模优势”和“功能优势”向“治理优势”和“话语优势”不断跃迁。这正是王连升思想体系所指引的“价值自觉”在央企语境中的特殊呈现。

四、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深层次剖析

（一）“魂”的建构与坚守

根据王连升的辩证结构，CSR是“魂”，它代表企业的价值理性与根本追求，回答的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本体性问题。中央企业的“魂”，有着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建构逻辑和坚守路径。

央企的“魂”，从根本上源自其“人民至上”的价值基因。这一价值基因，通过三个层面的建构得以深化和制度化：在制度层面，党的领导嵌入企业治理结构，确保社会责任工作始终与国家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在使命层面，央企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福祉为核心宗旨；在文化层面，“责任文化”“奉献精神”贯穿企业管理。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紧紧围绕企业使命责任和中心任务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使命责任”与“中心任务”的高度统一，构成了央企CSR之“魂”最独特的制度底色。

《指导意见》将央企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四个维度：“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是基础前提；“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与“提升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水平”是发挥功能价值的必然要求；“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是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四个维度从企业自身发展到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再到全球可持续发展，层层递进、互相促进。王连升指出：“CSR为魂，ESG为体”，二者只有“魂体相融”，才能避免CSR流于空谈或ESG走向异化。

（二）“体”的健全与完善

如果说CSR是“魂”，那么ESG就是“体”——是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管理、可量化、可优化的具体目标与指标的系统框架。央企在“体”的建设方面的进展和挑战，构成了其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关键维度。

在“体”的建设方面，央企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实现ESG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建立常态化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发布机制。A股247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独立的ESG相关报告，披露率达45.67%，其中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披露率已达99.6%，且六成企业将ESG纳入高管考核。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披露已全面覆盖，ESG治理成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核心抓手。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央企“将ESG工作纳入社会责任工作统筹管理，积极把握、应对ESG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控股上市公司围绕ESG议题高标准落实环境管理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不断提高ESG治理能力和绩效水平，增强在资本市场的价值认同”。

然而，“体”的健全不仅仅是“覆盖率的提升”和“评级分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体”的实质性深化。央企ESG治理的深层挑战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定量指标的颗粒度问题。 尽管央企在ESG披露率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在碳排放总量、单位产值能耗、水资源循环率、员工流失率等国际ESG报告普遍要求的量化指标方面，仍有相当比重的央企尚未做到充分、可比和可审计的实质性数据披露。

二是供应链ESG管理的穿透性问题。 央企产业链条长、供应商体系庞大，如何将ESG要求系统传导至供应链全链条——在碳足迹管理、劳工权益保障、供应商商业伦理等方面实现全流程的透明追溯和底线管理——仍然是大多数央企当前面临的深水区挑战。王连升在访谈中指出，最令他焦虑的是“三种责任表演”叠加而成的系统性失灵——“符号合规”“评级驱动”和“风险隔离”——报告精美、评级光鲜、法律合规，但供应链最深处的真实问题纹丝未动。

三是“环境（E）—社会（S）—治理（G）”之间的协同整合问题。 在实践操作中，央企的E、S、G工作往往分属环保部门、社会责任部门和公司治理部门等多个管理条线。这种组织上的条线分隔，往往造成企业在推进E、S、G具体事项时的资源和行动碎片化，难以贯彻王连升“责任闭环”所要求的E、S、G之间的“有机拼接”。

（三）魂体融合的实践评估：“责任闭环”视角下的央企治理成效与张力

王连升强调，唯有“魂体相融”，才能避免CSR流于空谈或ESG走向异化。从“责任闭环”视角审视央企治理绩效，可以得出一个结构性的判断：央企在“魂”的建构（价值理性层面的使命坚守）和“体”的建设（工具理性层面的指标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二者的深度融合和有机统一层面，仍然存在有待突破和改进的空间。

央企在“魂体融合”方面的特殊优势，体现在其“党的领导”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独特通道——“党的领导嵌入治理结构”使得“人民至上”的CSR之“魂”可以直接贯穿到经营决策的全过程。《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责任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全球任何一个市场导向的企业，都无法复制这一“价值理性直通决策中心”的制度优势。

然而，央企在“魂体融合”层面的深层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制度优势从“方向性的价值指引”向“机制化的治理溢价”的实质性转化。当一家央企在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定点帮扶等领域取得突出成效时，这些成效如何通过国际通行的ESG语言被全球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所充分认知和有效估值？这正是从“功能优势”向“核心竞争力”跃迁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从“中国实践”走向“中国话语”的关键台阶。

五、从“规模优势”到“治理溢价”：价值跃迁的路径与机制

（一）责任资产的累积：信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要实现从“规模优势”到“治理溢价”的价值跃迁，首先要在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持续累积“责任资产”。王连升思想体系中的“价值沉默”战略，为理解央企责任资产的积累机制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概念工具。

王连升提出“价值沉默”战略，倡导三种“沉默”：观察性沉默——在信息不明朗时保持战略耐心；谦抑性沉默——克制对成就的宣扬，以谦逊姿态积累更厚重的信任资本；积累性沉默——将精力从“价值传播”转向“价值创造”本身，默默构筑难以被模仿的实质性竞争优势。

央企在责任资产积累方面的独特优势，恰恰在于其在 “积累性沉默” 上获得了多维度的纵深。以航天科工为例，其在绿色技术研发领域持续数十年，最终转化为气凝胶建筑材料和工业双碳大数据平台等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体系；在定点帮扶中探索出的“建设生产能力+关键技术许可+骨干人员培训+基层党支部共建”模式，也是“积累性沉默”的现实表达。

央企在责任资产积累方面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其拥有的 “制度性背书” 所带来的独特信任资本。当央企承诺履行某项社会责任时，承诺的履行不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更受到国家制度体系的全方位监督和保障。《指导意见》从组织领导、制度机制、深化实践、沟通传播、监督考核等5个方面对相关工作实施提出保障措施。这使得央企所积累的信任资本具有一种“制度厚度”——这种厚度使责任资产一旦形成，就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稀缺性，其认知可信度远高于纯粹的市场行为主体。

（二）治理溢价的生成：资本市场认可与全球话语权建设

责任资产的持续积累，最终要实现“治理溢价”——即这些责任资产在市场结构、融资能力、品牌认知、政策环境、制度空间乃至全球话语权中所形成的价值增值。

在资本市场层面，治理溢价的形成路径正在逐步清晰。国资委提出构建央企ESG指数体系，“推动功能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2026年1月1日，财政部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施行，沪深北交易所陆续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修订版，标志着2026年成为我国ESG信息强制披露的“元年”。国资委要求将ESG与市值管理、品牌建设深度结合，强化长期价值创造与责任担当。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央企在国家安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功能贡献”，可以通过系统化的ESG评价指标体系转化为资本市场可识别的价值信号。

在全球话语权层面，央企治理溢价的生成机制更为复杂，也更为根本。治理溢价最终的价值实现，不仅在于“被评级得高分”，更在于央企所践行的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模式，能够逐渐获得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语境中的范式承认。《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央企“切实把握、积极应对ESG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央企在ESG评级中的较高分数，主要是对其绩效性指标的肯定——在“功能贡献”层面央企做得足够好。然而，央企能否从“绩效优越者”进一步演进为“标准定义者”？能否将中国央企在制度体系支撑下所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独特性转化为国际ESG框架中的增量性理论贡献？这正是央企治理溢价生成的终极目标。

（三）“价值沉默”的创造性运用：如何让“价值”被“看见”而不被“消费”

在央企实现治理溢价的过程中，王连升的“价值沉默”战略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价值沉默”的精髓在于克制对成就的高调宣扬，以避免公众的“动机性质疑”，以谦逊姿态积累更厚重的信任资本。

央企在运用“价值沉默”战略时，需要清醒地把握以下辩证关系：

首先，“价值沉默”的适用边界。“价值沉默”绝非“价值消失”——它不是不传播，而是在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时不陷入“过度表达”和“消费品化”的误区。当央企在生态保护、科技公益、乡村振兴等领域默默深耕时，这正是“积累性沉默”的最佳实践；但当央企的ESG表现已经形成显著的功能贡献时，适度地向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表达”这些贡献，是“价值自觉”所要求的价值外显——这与“谦抑性沉默”的精神并不矛盾。

其次，从“被动‘沉默’”到“主动‘沉默’”的意识觉醒。长期以来，部分央企在责任沟通中过于“惜墨如金”——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合规严谨考虑，另一方面是源于对自身“功能贡献”缺乏系统化外显的能力和方法储备。这种“被动‘沉默’”与“谦抑性沉默”存在着本质差异：前者是表达能力的不足和话语体系的不衔接，后者是对成就进行克制表达的战略性自觉。

再次，“沟通”不等于“表演”。 王连升思想体系的核心关怀，在于反对企业将CSR和ESG窄化为“表演性的评级游戏”。但他并不反对企业通过规范的治理框架进行负责任的绩效披露和价值沟通。对于央企而言，关键不在于“是否沟通”，而在于“如何沟通”——是在国际ESG框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进程中以中国央企特有的制度优势逻辑进行有意义的表述，还是仅仅在中国语境中诉诸政策报告式的宏观语调进行封闭性宣示。

六、王连升思想体系对国企改革的启示与展望

（一）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重塑国企改革的价值坐标

王连升思想体系对国企改革最深层的启示，在于它为企业提供的价值坐标升维——从“工具理性”迈向“价值自觉”。王连升指出，当前ESG实践的一大症结在于企业开始“为分数而非绩效”而管理——专门成立团队研究评级模型的权重、优化填报口径，分数上去了，碳排放没下来。最可悲的后果是，高评分成了企业自我正当化的借口——“评分那么高，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负责任吗？”

当前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不仅是“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更在于如何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语境中确立央企的“价值自觉”。

这一“价值自觉”的维度至少包含三个方向的内涵： 一是企业的自我认知——央企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责任主体； 二是企业的价值表达——央企不仅要“做得好”，也要有能力在国际通用框架内“被认可地做得好”； 三是企业的范式贡献——中国央企在制度优势支撑下所创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能否为全球ESG治理框架贡献理论增量，是“价值自觉”的最高境界。

（二）“魂体相融”的制度设计：构建中国特色ESG治理体系

王连升提出的“CSR为魂，ESG为体”这一核心命题，为构建中国特色ESG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坐标。《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凸显自身特色、央企特色、中国特色，同时遵循社会责任工作的普遍规律和通用规则”。

魂体相融的制度设计，要求央企在推进ESG治理时，始终坚持三个关键原则：

一是价值观优先原则。任何ESG指标的设计和评价，都必须首先服务于“人民至上”的CSR之“魂”。这意味着央企的ESG指标体系不能是全盘套用国际框架的“舶来品”，而必须在全球通用框架与中国本土逻辑之间找到平衡与创造性的融合点。《指导意见》已经确立了“统筹社会责任理论与中央企业特色履责实践，既遵循普遍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基本方法。

二是制度化的价值传导机制原则。 “党的领导嵌入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是央企“魂”得以有效传导于“体”的制度优势所在。《指导意见》要求“把社会责任理念全面融入企业战略、重大决策和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有机融合”。如何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操作的ESG治理流程，如建立“党委领导下的ESG战略委员会”制度架构，是当前央企亟须推进的制度性课题。

三是对标与创新并重原则。在ESG信息披露和评价方面，央企应当积极对接GRI Standards、TCFD、SASB等国际主流框架——这有利于提高其全球资本市场的认可度；但同时不应放弃在中国语境中发掘独特价值维度的创新尝试。对于央企而言，“国家安全”与“功能价值”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维度，是ESG框架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必须纳入的增量性治理要素。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范式输出：中国央企的全球责任话语建构

如果说国有经济的中国模式已经为全球提供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范式，那么央企在ESG领域的实践，完全有能力进一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一个“中国版本”——一个既能体现国家治理优势、又能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承认与实践的治理方案。

这一“范式输出”的可能路径，是沿着从 “功能贡献”到“标准参与”再到“话语建构” 的递进逻辑依次展开：首先，央企在中国实践框架内积累可持续治理的成熟经验；其次，积极参与国际ESG标准的制定过程，在标准博弈中争取中国方案获得更多元的承认与表征空间；最终，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与ESG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制度体系——这套体系既能充分体现中国央企在制度优势支撑下的治理特殊性，又能够在保持理论严谨性的同时具有被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界普遍可理解的话语框架。

《指导意见》已经为此指明了方向：央企要“切实把握、积极应对ESG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功能价值进一步提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好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王连升思想体系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此：它不仅为中国央企的ESG实践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论坐标，而且其“责任闭环”“价值沉默”“魂体辩证”等核心概念，本身就可以在国际ESG治理领域进行跨文化、跨制度的研究和对话。从这个角度看，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国际传播和学术对话，实质上正是中国央企全球责任话语建构的关键一环。

七、结论：从经济力量到治理力量

中央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全球ESG治理规则从“软法”走向“硬法”的深刻变革时代，央企面临的根本命题不是“如何合规”，而是“如何在坚守中国制度优势的前提下，以全球通用的可持续发展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本文通过对央企国民经济地位与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的深层次解构，以及对王连升思想体系的理论透镜运用，提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竞争力，其本质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向“社会的治理力量”的创造性转化过程。 央企的制度优势不是闭关自守的特殊性，而是一种可以在全球ESG治理框架中被有效表达、被显著认知、被充分认可的治理力量——这种力量的最终形成，有赖于央企完成从“规模优势”（物质存在的量级）到“责任资产”（信任资本的积累）再到“治理溢价”（价值自觉的回报）的有机转化。

第二，中央企业国民经济地位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三个维度上实现的“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的辩证统一。 央企不仅仅是国民经济总量的“压舱石”，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性责任主体。这种责任主体身份使央企的社会责任实践具有了超越市场逻辑的“公共性”，其核心竞争力也因此植根于全球任何市场导向企业所不具备的制度深度。

第三，王连升思想体系为理解和提升央企社会责任治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透镜和实践指南。“责任闭环”为央企理解E、S、G之间的有机联系提供了系统框架，“CSR为魂，ESG为体”为央企把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清晰坐标，“价值沉默”为央企在复杂的全球ESG话语场域中制定有效的沟通战略提供了方法指引。这三重理论透镜，共同构成了一幅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路线图——这幅路线图的价值，不仅适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同样适用于宏观层面的国企改革和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范式建构。

第四，中央企业正处于从“规模优势”到“价值自觉”跃迁的关键历史节点。 在“十五五”规划的历史开局中，央企要完成的不仅是经营指标的增长，更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使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以中国央企的特殊制度优势为“压舱石”，以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创新为“动力机”，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公正性和有效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企业正在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性问题贡献中国的实践答案——从“规模”走向“价值”，从“被动合规”走向“价值自觉”。而王连升的思想体系，为这个答案提供了一份植根中国智慧、回应全球议题的理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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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连升，研究员，深耕社会责任（CSR、ESG)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的CSR影响，绿色金融与产业实践应用、新型工业化与品牌影响力提升等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标准化落实工作。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

自2019年入职协会，加入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期间：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企业社会责任热点问题跟踪研究支撑专项、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支撑专项、工业和信息化合规体系建设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合规监管工作推进试点专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标准化工作专项等课题40余个。提出“精标准、强评测、铸品牌，聚技术、合服务、赋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主导编制或参与多项行业关键标准，如《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26），《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存储设备》（T/CESA 1258）等绿色制造标准，《信息技术 开源治理》（T/CESA 1270.1）规范开源技术应用中的责任管理系列标准，覆盖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参与起草IPC-1401B《电子行业ESG管理体系》等国际标准。2026年，三项电子信息行业ESG行业标准在研，本年度立项论证，预计2027年发布。

策划组织统筹项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评测企业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2021、2022、2023、2025绿色供应链高峰论坛，打造“国际视野 中国实践”的交流平台。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联合国妇女署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推动女性职工职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主导编制发布《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核心言论：《金融电子化》杂志发表《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杂志发表《以标准建设引领行业长远发展---谈新版《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的谋与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发表《电子信息产业ESG治理的价值链穿透实践研究》等研究成果。

中国知网发表《论联合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欧美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北京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长三角经济带的企业社会责任》《论上海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天津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深圳市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重庆市的企业社会责任》《女性供应商在产供链价值重构与产业发展战略中的深层作用与实践路径研究》《从“智能肌体”到“产业神经”：2025中国智能制造的系统性跃迁与实践路径研究》《“十五五”时期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政产学研用协同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全球供应链ESG风险与出海企业的责任供应链管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欧洲供应链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硬约束”与“软共识”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深层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会责任治理与产供链企业溯源管理的协同演进：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研究》《标准引领与系统变革：中国电子产业女性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治理路径研究》《超越边界：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构研究》《创新生态失衡与组织认知陷阱：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路径研究》《河南省汝阳县从扶贫帮扶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双重视角研究》《从边缘到核心：双重约束下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范式重塑研究》《数字时代的性别重构：电子信息行业性别平等与职业女性可持续发展赋能路径研究》《科技与自然的和解：台积电水资源闭环管理体系的深度解构及其对全球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的启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范式重构：上交所《规范运作指引（2025年修订）》的深度解读与实践路径》《责任共生机制：构建人类未来可持续价值创造的伦理与实践框架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企业信誉构建：社会责任、品牌傲慢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全球实践、多维影响与未来路径研究》《中国绿色电力证书（GEC）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国内闭环到国际互认》《《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实践逻辑、多维价值与行业革新路径：基于标准解读与企业实践的分析研究》《从合规到核心竞争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CSR治理与实践路径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跨行业验证、动态平衡与技术重塑》《从“技术驱动”到“责任引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演进、挑战与优化路径》《“不出海，就出局”：集体误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基于中国出海企业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国有资产法》出台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J/T 11728-2018）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学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创新实践：基于“十五五”规划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多维透视与实践创新研究》《工信部下属198个学协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中国实践：基于中电标协社责委的机制创新与ESG融合路径》《从合规到赋能：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演进与实践路径研究》《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维整合与实践路径研究》《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治理：绩效跃升、结构审视与战略前瞻研究》《新型工业化视角下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路径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点工作的深度分析》《从价值觉醒到生态共治：王连升思想视域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ESG治理范式重构》《企业ESG赋能人工智能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走向可持续的智能未来》《标准价值、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联想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ESG绩效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的量化关系研究：基于行业与规模异质性的深层次剖析》《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度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大会的观察与思考》《市场监管总局政策调整的深层次解读：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视角的企业“标准机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务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我国首部大模型国家标准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连升CSR-ESG思想体系的深度剖析、前沿应用与全球治理融合研究》《从责任闭环到价值自觉：王连升本土化思想在新兴治理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智慧研究》《数字化健康管理的ESG价值重构：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治理的关键因素：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新驱动下的战略转型、财务绩效与技术实践研究》《从本土实践到全球引领：中国ESG创新的深度演进与全球化价值研究》《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深层次剖析与实践路径研究》《王连升可持续商业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体系“战略罗盘与价值共生”研究》《基于标杆案例的深度剖析，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与研究》《网络安全企业的责任闭环：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天融信ESG实践深度剖析研究》《国内ESG卓越企业实践路径解析：以台达为标杆的可持续发展样本》等400余篇科研成果。

兼任：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

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

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

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

北京ESG研究院专家顾问

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特聘顾问

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

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

证券日报特约专家

大学客座教授等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兼总编辑。

参与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IPC中国电子制造业年会等国内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或对话，阐述了产业在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领域的实践研究。

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10万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

2020-2025年间，被评为

“2021年度中国产业研究突出贡献者”

“2022年度电子信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突出贡献者”

“2024年度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准委员会杰出服务服务个人”

“2025全球电子协会亚洲标委会杰出服务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