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许多人误以为，中国融入“全球化”只是近几十年的事。但宽泛地来说，几千年中国文明史，曾有过多次“开眼看世界”的“全球化”探索，可惜的是，这些探索总是在中断与重启中循环往复。历史留下的遗憾和恶果，非常值得当代国人反思和警醒。
首先是汉代的“全球化”。张骞“凿空”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官方记录的大规模商路开拓。
西汉通使中亚、东汉班超经略西域，形成贯穿欧亚的陆上商道，不仅让丝绸、香料互通有无，更带回了胡萝卜、葡萄、苜蓿等作物种子，这些如今常见的植物，正是当时文明交流的鲜活印记。但这一进程，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连年征战中戛然而止，中原分裂导致商路中断，跨境交流陷入停滞。
时间来到唐代，那时的“全球化”相当兴盛。长安成为东亚贸易的枢纽，广州作为海上门户，聚集着大量波斯、大食商人，市舶使征收的“舶脚”，成为朝廷重要财源。
据史料记载，当时广州外商一度高达几万人，“广州通海夷道”可直达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而石榴、胡桃、菠菜等作物，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传入，丰富了国人的饮食与生活。
然而唐末战乱彻底摧毁了这一格局，黄巢军队辗转大半个中国，在广州大肆屠戮外商、焚毁商栈，致使这座国际商港一蹶不振，直至两个半世纪后的南宋，才渐渐恢复其繁荣地位。
到了宋代，由于国土急剧收缩，被迫转向了海上“全球化”。泉州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港口帆樯林立，市舶司统筹海外贸易，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东非建立稳定贸易关系，香料、象牙等商品源源不断涌入，相关税收成为宋朝财政重要支柱。
元朝灭亡南宋后，短暂激活了更广泛的海陆商道——引入色目商人主导贸易，构建横跨欧亚的商业网络，棉花、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技术也随之普及，然而仅仅几十年后，在元末战乱的硝烟中，蓬勃的跨境贸易便再度衰落。
元朝覆灭后，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堪称中国古代“全球化”的巅峰。船队遍历亚非30余国，搭建起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带回了长颈鹿、苏木、香料等异域物产。
但这场盛举仅持续28年便戛然而止，朝廷推行海禁政策，仅留广州等特定口岸，允许有限制的官方贸易，主动收紧了与世界的联系。不过这个时候，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已不可阻挡，红薯、玉米、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经海外辗转传入，悄悄改变了中国的农业格局。
此后的清朝，延续了管控性对外往来政策，贸易活动始终处于严格管制之下。先是康熙设立广州十三行，赋予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性质”；后来乾隆进一步收紧政策，实行“一口通商”，把它当成了全国唯一的合法通商口岸。
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才被迫打开国门，逐渐开启了“被动全球化”进程——工厂、铁路、现代学校制度、企业管理模式等，陆续传入中国，民主、科学等思想浪潮，也冲击着几千年的传统观念。
但这一趋势，在上世纪后半叶的特殊年代，再次被人为中断，直至改革开放，中国才重新主动融入世界体系。
纵观历史，中国的“全球化”中断，或因战乱分裂，或因政策转向，核心都绕不开“共识破裂、利益失衡、规则僵化”三大症结。并且中国古代的“全球化”，由于政治上的“秦制”属性，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倾向，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与今日的全球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世界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规则、法治、自由贸易和契约精神之上的，这与古代那种以“朝贡贸易”为主的模式，存在天壤之别。反观当下，中国今日的全球化进程，也正在遭遇新的挑战。思考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在开放中保持稳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关乎每个公民生计的一件大事。
为此，特别推荐《全球化的未来》这本书。它不重复那些贸易纷争的陈词滥调，而是潜入思想史的深水区，彻底理清全球化的脉络，剖析全球化的本质与演变逻辑。
对于经历过多次“全球化”中断的中国而言，这本书不仅能帮助我们看清历史惯性的影响，更能帮我们正视新时代的挑战，思考如何构建多元文明共存、规则协同的发展路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封闭只会落后，唯有持续、理性地融入世界，才能实现长久发展；而这本书则证明，主动融入世界之后，仍然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全球化体系一旦瓦解，必将重新落入极度有限的贸易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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