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东奕六年升长聘：天才的“反考核”路，北大在开绿灯？

“那要填好多表，不如回去算两道题。”2018年有学生劝韦东奕参评学校的青年学者奖时，他挠着头这样回答。七年之后，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的公示名单里，距离他201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助理教授，不过六年出头。2026年2月起，韦东奕正式获聘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长聘副教授——这意味着他跨过了预聘考核的门槛，与学校签署了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不用再走六年一续的聘任流程。

消息传出来后，网上又热闹了一阵。有人感叹“北大速度”，也有人疑惑：一个连奖都懒得申报、连牙都顾不上种的人，是怎么在考核体系里杀出重围的？这种速度，究竟是制度对天才的“开绿灯”，还是预聘-长聘体系成熟运作的必然结果？

长聘教授的“自由”与“责任”

要理解韦东奕的晋升，得先弄明白北大这套“预聘-长聘”制度是怎么回事。根据《北京大学教研系列职位管理办法（试行）》，学校的教研系列职位由预聘职位和长聘职位组成。预聘职位主要是助理教授，设有六年左右的考核期，期内主要看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和科研成果，考核未通过就不再续聘——就是常说的“非升即走”。而长聘职位包括副教授和教授，获聘后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福利待遇参照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标准执行。

表面上看，长聘意味着“铁饭碗”，但它的另一面是更高的要求。北大的长聘副教授被定位为“国内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不仅要继续产出高水平成果，还要担负教学和科研指导责任。换句话说，长聘给的不仅是稳定，更是一种“学术领导职责”——你不能再只埋头做自己的题目了，你得带团队、建学科、培养人。

可韦东奕是什么人？他是在教研室里一泡就是十二个小时、草稿纸堆得比显示器还高的人。上周组会上他还抱着刚剃完板寸的头，在黑板前给学生讲了四十分钟的中值定理。你让他去填表申报经费、开会讨论学科规划——他大概率会像之前那样挠头：不如回去算两道题。

“反考核”特质与体制的天然张力

韦东奕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考核”气质。2018年他给北大本科生上《数学分析》习题课的时候，学生记得他穿洗得起球的灰卫衣，拎着矿泉水瓶进教室，板书能写满三黑板，推导公式的时候能咬碎两三个粉笔头。有学生下课问他要不要参评学校的青年学者奖，他挠头说那要填好多表，不如回去算两道题。

后来校医院的医生说，他缺少的那颗牙齿是2025年拔掉的，本应该在2026年春天进行种植，但因为要赶一个偏微分方向的课题申报，一直拖到今天还没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种牙要跑三四个来回，加上就诊时间，够他再多做两个小时的题目。

传统考核体系依赖的是量化指标——论文数量、获奖级别、项目经费到账额度。而韦东奕的成果多为长期、高难度的理论突破，比如他与合作者在Oseen涡算子拟谱估计上创造性地引入波算子方法，解决的是流动稳定性理论中悬而未决的公开问题；他还解决了陶哲轩等人在十年前提出的一维情形解逐点衰减的猜想。这些成果的发表周期长、影响力难以用短期指标衡量，而他本人又对申报奖项这种事避之不及。

如果按照常规的预聘考核节奏，一个不申报奖项、不刷论文数量、不搞人际关系的青年教师，极有可能因为“不合规”而被淘汰。但北大偏偏给了他快速晋升——这揭示出这套体制之下，仍然保留着某种弹性空间。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保护性”环境

韦东奕能在这套体系里如鱼得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这个成立于2005年的机构，由北京大学独立设置，办公区位于未名湖北岸的镜春园和朗润园，七座中式仿古建筑安静地藏在湖光树影里。

BICMR与普通院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运作逻辑：它不以行政考核为本位，而是以研究为核心，为数学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允许“不务正业”式的自由探索。在这里，不强制规定论文发表数量、不要求频繁申报奖项、不强调教学工作量——只要你出成果，哪怕节奏慢一点也没关系。

韦东奕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感觉不到行政负担。同教研室的老师被校媒采访时说过，他每天泡在教研室的时间还有十二个小时以上，除了上课就是写推导稿。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里，他手里拎着的蓝色底白色花纹大布包，是妈妈上个月到北京来看他时带回来的，说是用来装板书纸和保温杯比较方便。这种生活状态，放在一个普通院系的考核压力下，恐怕早就被绩效指标逼得喘不过气。

但这种“保护性”环境是否可复制到其他学科？恐怕很难。数学研究尤其是基础数学，其产出周期本就漫长，成果评价也相对客观——一个定理证明没证明，行业内一目了然。换成实验科学或应用学科，没有项目经费和设备支撑，研究根本推不动。BICMR的模式更像是一间“天才温室”，它解决了特殊人才的生存问题，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国内外青年天才晋升机制的不同路径

把目光放到国际上，青年数学天才的晋升路径各有不同。在美国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体系下，助理教授通常需要六到八年才能评终身教职，且必须同时满足教学、科研、服务三项硬指标。即便是陶哲轩这样二十一岁就从普林斯顿拿到博士的天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后，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流程，并未被大幅缩短考核期限。

德国的青年教授制（Juniorprofessur）则相对灵活一些。它设置固定期限的教席，但允许表现突出的青年学者快速晋升为正教授，类似于北大“破格”的逻辑。而国内其他高校也在探索类似的快速通道——清华有“水木学者”计划，上海交大有“长聘教轨”，都在试图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弹性的晋升路径。

但韦东奕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晋升不完全是“制度红利”的结果。北大这套预聘-长聘体系为他提供了框架，而BICMR的保护性环境则为他撑开了空间——两者叠加，才成就了所谓的“北大速度”。这更像是一次为个体定制的通道，而不是可以批量复制的通例。

结语

韦东奕根本不知道网上的这些讨论。他用的是2019年留校时系里统一发放的老式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不能刷短视频也不能看热搜。上一次还是同教研室的同事聚餐时给他看了截图，他才意识到自己又上了热搜，夹了一块排骨问，“这次又是为什么？”听完之后挠着脑袋笑了一下，说板寸是上周为了赶课题熬了三天，头发油腻得打结，楼下的理发店十块钱剪的。

你觉得像韦东奕这样的学者，最适合的管理方式是“完全放任”还是“适度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