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著”的文学远方

一个“土著”的文学远方

鲁网7月6日讯（记者 王玉龙）在潍坊昌乐，有一位作家自称“土著”。他生于1947年，大半生没有离开过这个60万人口的小县，其中近40年更是生活在一个叫于家庄的百余户人的村子里。他将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命名为《土著作家自白》，坦然接受这份来自土地的馈赠与定位。

“土著”，于他而言，似乎并非全是自谦，同时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身份自觉——他的根，深扎于昌乐的黄土地；他的文，魂系于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随着2026年初《郭建华文集》卷五、卷六的出版，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作家，用累积逾230万字的六卷本文集，为自己的“土著”文学人生立下了一座坚实的丰碑。

他叫郭建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昌乐县文化局副局长、县文艺创作室主任、昌乐县作家协会主席。他的文学回忆录《土著作家自白》系列，在“文学小木屋”公众号连载，收录于《郭建华文集》。这不仅是一位老作家的文学生命史，更是观察基层文学生态变迁的一个样本，尤其为理解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土壤与脉络，提供了深沉而鲜活的注脚。

郭建华在书房内工作

（一）

郭建华的文学之路，始于一颗被师恩与书香浸润的种子。在《土著作家自白》中，他深情回忆了文学引路人：小学时郝书远老师的鼓励，在他心中埋下文学的种子；初中时董道三老师赠予的《中华活页文选》，扉页上“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题字，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正是这些“贵人”的提携，让他在动荡年代，于牲口棚改建的小南屋里，就着煤油灯火盆夜读，甚至险些酿成火灾，完成了最初的文学积累。

这份对文学的虔诚，贯穿了他的一生。从高中毕业生到民办教师，从联中校长到县文化馆的创作员，从潍坊电视台的专题文艺部主任到县文化局的副局长，从26岁发表第一篇作品到51岁加入中国作协，从在职时“工余搞创作”到退休后“专职弄文字”，几十年来，他对文学的热爱从未改变。特别是从2018年起，他分批次将个人近两千件藏书、手稿、书信、奖证等悉数捐赠母校昌乐一中，设立“郭建华书斋”；2023年7月，他创办公众号《文学小木屋》，自任“守门人”，为文友搭建交流平台，从受惠于师，到反哺后学，他完成了文学传承的闭环，也践行了“给文学打工”的终身誓言。

郭建华的《文学小木屋》，是一个纯公益性文学平台，作者涵盖农民（农民工）、一线工人、国企私企管理者、在职及退休教师、大学教授、医务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社会人群，比如农民孙业礼边打工边写作，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创下了单篇3.2万的阅读量记录。

郭建华对这份不拿报酬的“业余编辑”工作非常上心，对稿件逐字逐句修改，文后还附“小木屋守门人语”，对作品做出百字左右的评介，供读者参考、理解；配合推出的重点作者、作品，和特色鲜明或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撰写《编辑手记》，予以特别推介，且配合视频号，效果很好，发掘、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基层作者和作品。

1983年，浩然（右）与郭建华

（二）

郭建华将自己的文学实践概括为“两只翅膀”：一只是个人写作，另一只是文学传播。这后一只翅膀，让他的价值超越了个人创作，成为一方文学生态的耕耘者。

在创作上，他秉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的信条，从身边人物中提炼出鲜活的文学形象。如以村里“二老爷”为原型创造的文学形象“姜守本”，从小说《姜守本进城》到《桥》（均获《山东文学》奖，并被《小说月报》转载），再到亮相央视并上线中宣部主管的“学习强国”的20集电视剧《庄户人是天》，完成了一个中国农民从“唯上是从”到自主意识觉醒的艺术蜕变。而小说《奇树志》则是他主动求变、探寻新思维新路子的转折点，为他打开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大门。

如果新大众文艺意味着文艺的普及、参与和共享，那么郭建华数十年如一日编辑基层“内刊”的经历，便是这一理念最扎实的实践。

从文化馆的油印刊物《工农兵文艺》，到铅印的《花圃》《昌乐文艺》，再到为筹措经费而“以报养报”的《春华》《蓝宝石》《宝都》，直至获得地方财政支持、走向正规化的《宝石城文艺》和其后的《齐都文苑》，基层文学刊物的编辑几乎贯穿他的大半生。这些刊物的浮沉史，本身也是一部基层文艺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它们或许纸张粗糙、发行量有限，却是无数基层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和起航之地。

郭建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编辑，更是导师、组织者和服务者。他看稿、改稿、回信，甚至为一篇有潜力的稿子“卯足力气，点燃香烟，不厌其烦地动起刀斧”。这种不计回报的“为他人做嫁衣”，也是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服务大众、培育新人精神的生动体现。他坦言“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他通过“身体力行”给予影响，通过创办刊物提供园地，进行了文学成长的“生态营造”，为无数基层作者提供了最初的生长空间。

1999年，郭建华主编的《昌乐文学五十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编辑过程中，他力求不遗漏每一位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代表作，力争使该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部“昌乐文学史”，展现昌乐县五十年来文学事业的发展成就，为每一位昌乐草根作家立传。

在郭建华的影响和引领下，一批人拿起笔，写农村，写农民，创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作品。基于郭建华在写农民、写农村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先后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潍坊十佳文艺工作者”“潍坊市杰出文化工作者”，荣获潍坊市“风筝都文化奖•优秀文化人才奖”。

郭建华与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刘锡诚（左）在刘锡诚寓所

（三）

“草籽再干瘪也是草籽，它也是果实，也有顽强的生命力。”郭建华以此自喻。其作品的生命力，正源于对“泥土”的敬畏与转化。

他的人物塑造，扎根于对农民的深刻理解。无论是“蒲团”的隐忍、姜守本的朴实与困惑，还是“三掌柜”罗田水从攀附到自立的觉醒，都来自他对乡邻数十年的观察与共情。他坦言，长篇小说《胭脂坟》（后改编为电视剧《秋水落霞》）的灵感，仅源于村外一座无名孤坟“胭脂坟”的名字。他说，这种将民间记忆与个人想象熔铸为艺术的能力，是“土著”身份赋予他的独特财富。

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激活与重铸。郭建华在这方面的实践比较明显。他主编《昌乐县民间文学集成》的经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他不是将民间文学仅仅当作需要归档的“遗产”，而是将其视为活的创作源泉，深入接触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无声滋养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在电视剧本《剪花娘娘》和长篇小说《胭脂坟》中，他直接采用积累的民间歌谣，增添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在《奇树志》《山东无死槐》等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里，他更是直接从民间传说中取材，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使他的作品在朴实的底色上，多了一份源自民间的灵动与智慧。有评论者认为，这种从“搜集整理”到“化用创新”的过程，是专业文学与民间文学良性互动的范例，也为新大众文艺如何从丰厚的民族民间传统中汲取养分，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郭建华小说《姜守本进城》刊载于《小说月报》1983年第3期

（四）

郭建华谦称自己是“土著”作家。

何为“土著”？“土著”一词，在郭建华的语境里，可不是贬义，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身份认同。它意味着地理上的扎根——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与昌乐这片土地血脉相连；也意味着精神上的深潜——他的创作与文学活动，始终围绕着他最熟悉的乡村、农民与民间文化展开。

从深处讲，这种“土著”姿态，也恰恰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最坚实的根基。它不是悬浮的、猎奇的“下乡体验”，而是生命经验与创作源泉的合一。在《土著作家自白》中，郭建华将自己的文学活动比作“两只翅膀”：一只是个人写作，另一只是文学传播与辅导。这后一只翅膀，让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创作者，更成为一个文学火种的播撒者，直接连接着最广泛的“大众”——基层的文学爱好者与业余作者。

他还主编《昌乐文学五十年》《昌乐县志》《昌乐一中校志》等重要文献，并促成“刘锡诚文库”“邱勋书斋”落户昌乐一中，为乡土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倾注了巨大心血。他说，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土著”作家应尽的责任。

在媒介巨变、文艺形态日新月异的今天，回望郭建华的“土著”实践，其对“新大众文艺”的构建至少有几点启示。

扎根的重要性。真正的“大众文艺”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深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和人民生活。郭建华的“昌乐书写”和“昌乐实践”，证明了在地性是文艺获得生命力与独特性的基石。

培育生态比培养个体更重要。相比于直接“培养”作家，郭建华倾力于创办刊物、辅导作者、营造氛围，这实际上是在培育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文学生态系统。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平台意识与园丁精神。

民间资源的现代转化。郭建华对民间文学“进得去、出得来”的实践，表明新大众文艺完全可以、也应该从民间传统中寻找灵感，用现代审美和手法进行再创造，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业余”与“专业”的辩证。郭建华大半生都自称“业余作者”和“业余编辑”，但成果颇丰，他的小说获省级文学奖，剧本被拍成电视剧登上央视……这也恰恰揭示了大文艺的活力所在——它超越职业藩篱，是人民自我表达、自我创造的内在需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立身之本，目前真正反映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优秀作品还是太少……”谈起当前三农主题文学创作，这位“土著”老作家心情灼灼，“应该有农村版的《人世间》，应该有新时代的《创业史》！”

浩然为郭建华题词

（五）

郭建华的文学之路明显受到了著名作家浩然的影响。

浩然，1932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60年到山东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并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忍着饥饿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熬夜写作，甚至把粪篓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短短8个月的时间，他写出了20多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依托扎实的农村生活，浩然后来创作出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誉满全国。

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农民，为农民写”是浩然的基本创作宗旨。晚年，他力推“文艺绿化工程”，定居河北三河县，为居室取名“泥土巢”，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为周边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义务“做嫁衣裳”当“铺路石”。

郭建华在昌乐一中读初中时，通过语文老师了解到浩然在昌乐下放劳动并创作的故事。身边真实存在且并非遥不可及的作家榜样，让他的“作家梦”由抽象变得具体。浩然1987年对郭建华作品《乡俗三题》给予肯定，称“我对你的创作有了信心”，这直接坚定了他走乡土文学道路的信念。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浩然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大家风范，令郭建华深深折服，成为其文学道路上恒久的榜样与力量。2017年，郭建华主编的《浩然与昌乐档案资料》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36万字，并附四百余幅图片，蔚为大观，五百余页，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浩然与昌乐交往的资料集成。

今年年初，郭建华将两人历年往来的57封书信辑入《郭建华文集（卷六）》。这批手稿，被他视为文学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与精神坐标。

纵观郭建华的文学之路，是一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路。他没有占据过“高枝”，却以“小草”的姿态，守护着一方文学的沃土。从个人创作到培育新人，从编修方志到保存文脉，他的一生与昌乐的文学事业血脉相连。

郭建华在回忆自己主编《昌乐文学五十年》时，曾引用浩然为《潍坊泥土文学丛书》所作序言的题目——《泥土的芳香》。这或许也是他文学信念的最佳写照。他就像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根系深扎泥土，汲取民间养分，同时又伸展出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两只翅膀”，在乡土与大众之间，在继承与创新之间，飞出了一道属于“土著作家”的独特轨迹。

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如今，随着新文集的出版，“郭建华书斋”的藏书日益丰富，他的文学耕耘正通过《文学小木屋》等平台，播撒向更远的远方。这位“土著作家”用半个多世纪的笔耕在不断证明：有生命力的文艺，从来都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文学，无关乎地理位置，而关乎心灵与土地的深度连接；一个甘于寂寞的“土著”，也能构筑出属于时代的纸上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