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掉“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标签后，他才真正看懂故乡|专访导演久美成列

（图/久美成列）

久美成列想记录那些活生生的、在高原上奔走的个体。他的创作母题是：漂泊与回归、身份认同，以及一个年轻人在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如何找寻自己的叙述方式。

✎记者 | L

✎编辑 | Felicia

在藏地，名字向来不是随便起的。一般情况下，其往往来自佛教经典，孩子出生时，家人会请熟识的活佛进行占卜，尽力寻找生辰的特别意义。“我感觉，名字里蕴藏着指引人生的能量。”

讲话者是导演久美成列。他在话筒那边讲话，声音不大，语调平静。他从童年讲起，一点点勾勒出走过的人生轨迹。那个12岁离开青海来到北京漂泊的孩子，如今已站在“藏地电影新浪潮”导演行列之中。

而从他的讲述中也能听出，藏地于他，不再是遥远的想象和固守的家园，他与故乡正处在一种持续变化、不断被重新理解的关系之中。

（图/ 久美成列 ）

启蒙，都来自痛苦

10岁那年的夏天，久美成列第一次远走，目的地是北京。抵达那日，温度很高，天气不好，雾霾严重。他坐在车内，向外看去，感觉路边的房子有些老，设计也不太新潮，街道的气质似乎“还没有西宁年轻，不是我想象中大城市的样子”。路边，有许多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人与他擦肩而过，他感到些许“拥挤，疲惫和不怎么快乐”。

在那两年之后，这种感受得到延续。彼时，久美成列离开青海，正式到北京上学。随着不适感逐渐加深，他开始怀念家乡轻松愉快的氛围。好在，慢慢地，一些细小的东西，让这座庞大的城市变得不太一样。

或许是因为同学对他藏族人的身份感到好奇，总愿意和他聊一聊，他也时常请同学到家里，庆祝生日，交流感情。这些社交，使得他的生活在灰蒙蒙的城市中生出亮色。不过，在收获温暖的时刻之外，一种难以言说的迷惘也悄然袭来。

他的茫然感与他的父亲不无关联。他的父亲是万玛才旦，那个被公认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开创者的导演。从小到大，久美成列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对他讲同一句话：“你一定要成为你父亲那样的人。”深受激励之余，他陷入另一种情绪之中。“即便在我感觉自己有一些优点的时候，我也觉得它们不值一提，因此会产生很多自我怀疑和对自己的不满。”

他没有和他人分享过那些心绪，只记得，每次从电影学院回来，父亲总是拎着两个大的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全是碟片，有动画片、奇幻电影、香港类型片等，那些成了他的电影启蒙。至于父亲的作品《静静的嘛呢石》《老狗》等，在年岁尚小的久美成列看来，“晦涩难懂”。

比起电影，久美成列更爱绘画，坐在画布前，他得以短暂地与迷茫作别。后来因偶然的契机，他看到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电影剖析的是女儿与钢琴家母亲之间的关系。当中那些深刻的主题，被导演用电影的语言完成了呈现，“台词是高级的，画面是有意味的，看到那部片子时，我开始慢慢明白电影的语言、严肃性以及电影和人的联系”。

（图/ 《秋日奏鸣曲》 ）

自此，他爱上电影，不因父亲的光环，全然来自他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以及那些他深夜独自面对的困惑。他这样总结：“我觉得生命各个阶段的启蒙，其实都来自痛苦。”

去标签化，思考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16岁那年，父亲突然找到久美成列，抛出一句话：“念完高一就别念了。”父亲接着告诉他，果洛有一间学校，叫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想让他去那里学藏文，和藏族的师生们共同生活。久美成列的第一反应是不情愿。但父亲告诉他，如果不去，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大学一毕业，整个人的生活节奏会完全不一样，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他想了想，最终决定前往，也正是那次机缘，让他得以回归藏区。

学校在果洛，属于福利学校，由两位僧人一手创办，学生大多来自牧区，一年只消交两三百元的伙食费和书本费，就能从字母拼音学到“大小五明”，学习从文学到数学、英语、计算机等知识。

让久美成列最意外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近乎神圣般的尊重。“当你走在街上，如果看到30米甚至50米之外有老师朝你走来，你要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恭恭敬敬地等着老师，然后向他鞠躬，等他慢慢走过。”

他能断定那是发自真心的，因为他不止一次见过类似的行为。有一次，他参加毕业班的结业典礼。全校师生坐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学生们几乎都在哭，老师们为他们送毕业证书，献上哈达，哭声越来越重，整个会堂都被某种情绪笼罩——“是感动”。后来，他弄清楚了这一情感的来源：“对那些从牧区来的孩子来说，这些老师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人，所以孩子们才会格外动容。”

一年转瞬即逝，离开学校的那晚，他和同学道别，之后回到宿舍收拾行李。他回头时，蓦然发现，全班同学再次出现在他的宿舍门口，站成长长的一排，每人手里还都拿着礼物。其中有个孩子，年岁很小，大概在上三年级，那个孩子赠予他礼物的同时，眼中满是真挚，说：“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久美成列难以抑止地开始哭泣，出了宿舍门，坐上车，直到车子驶离校园，眼泪还在脸上。那一年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更准确地说，是令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藏区的土地之间，有一种他此前从未正视过的联结。

他这样描述那种变化：“以前在北京，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游离在外部的个体，去了藏区学校再回来，好像有了一种被接纳的感觉。现在，我更加认识到，自我的完整性是最重要的，不需要给自己下各种各样标签化的定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去思考自己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松弛感，让电影产生更多可能性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后，久美成列迎来了另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大一那年，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拍一部纪录片。恰巧，他放假时去了拉华加导演的《旺扎的雨靴》剧组。在那里，他看到了父亲的很多合作伙伴，譬如优秀的藏族演员金巴、执行导演达杰丁增。

他几乎是本能地举起了镜头。他先对准金巴。他很好奇，一名演员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剧组里又有何不同？可是在拍完金巴后，他的冲动蔓延开来，想拍下剧组里的其他人，比如那些藏族人在遇到电影之外的事情时，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

他顺利拍完，又很快剪完这部短片，拿给家人看时，父亲为他想了纪录片的名字，“要不就叫《他们在高原拍电影》”。母亲当时也在场，三个人一致认为，“名字太好了”。这成了久美成列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并非什么大制作，只是一名学生举起镜头，去审视他从小熟悉的那群人。

（图/ 《他们在高原拍电影》海报 ）

久美成列说，短片意外长出了应有的结构。它形成四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命名，均来自被采访者自己说的话。话在每一个章节里被放大，意义就随之不同。“我确实没有想到，能在一个小体量的、只是纪录片作业的情况下，创造一些不同层次的讨论。”

做完这部短片，他又暗暗想：“我一定要拍长的纪录片，严肃认真地去采访那些藏族电影人。”尽管这个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可那段经历让他意识到，他该记录的，不该是猎奇的藏地奇观，而是那些活生生的、在高原上奔走的个体。如今回溯，当年的学生作业里已经隐约埋下了他现在所关注的创作母题：漂泊与回归、身份认同，以及一个年轻人在他生长的那片土地上，如何找寻自己的叙述方式。

在正式执导长片之前，久美成列在父亲所在的剧组里做了许多不同的工种。《旺扎的雨靴》中，他是场记；到了《气球》剧组，他做摄影助理。他知道，父亲在有意识地培养他，让他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电影制作。

学技术之外，他在父亲身上感受到了许多“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比如松弛感。“当你具备这点的时候，整个剧组的人对现场和对故事的感受就会变得更加亲切，你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可久美成列明白，父亲看似松弛，实则对细节的把控早就胸有成竹。他会在不经意间说出某些改动，而那来自长久的思考与生活的积淀。这个体悟是久美成列拍首部长片《一个和四个》时发现的。他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己，“跟父亲差得太多了”。

“共通的情感”

《一个和四个》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冰天雪地的森林小屋里，几人对峙，气氛紧张，戏剧张力极强。剧本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读原著时，久美成列被深深吸引，其中的荒诞性、粗粝感和直接的对抗性，令他兴奋。

（图/ 《一个和四个》 ）

兴奋是一回事，将兴奋变成镜头语言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片场，他的紧绷感无处不在，那或许是他从小便背负的东西。再紧绷的状态也会慢慢放松下来，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大家逐渐建立了信任。剧组的同事认可他拍的素材，也看到他与演员沟通，“虽然费劲，却也有效果”。久美成列的总结言简意赅：“全程下来，我发现我这人还挺能扛事儿的。”

《一个和四个》的结尾中，乍现了一只鹿。在藏地文化中，动物往往是宗教或神话的象征载体。但久美成列说，那只鹿和宗教关联不大，“更多的是人对生命和自然的一种感受的体现”。马、鹿本就是林场里经常出现的动物，所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故事里。

（图/ 《一个和四个》 ）

有趣的是，他后来再写剧本，总有动物会莫名其妙地从脑海中冒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藏族人，对于人之外的生命会有感应，也有很深的情感羁绊。”而在电影中，“一旦置入藏区动物的意象，它的表达维度就可能会更高一层，想象空间会变得更多”。

到了第二部长片《藏地情书》，久美成列松弛不少。不过他坦言，最初看到剧本时，“没有太大的兴趣，爱情题材不是当时我想拍的”。但父亲觉得，那是个好机会，希望他能进入更大的市场。

真正打动久美成列的，是父亲新改出的一版剧本。他翻阅时注意到，新版本里添加了一条“亚洲大象迁徙”的线索。“我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变得跟爱情没有那么紧密相关了。反而，它记录的是一些年轻人，一些对生活有向往的人，离开自己的困境，去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平静的过程。”

这回，他没再犹豫，进入剧组，行事风格也截然不同。“和演员沟通，我跟他们说个大概，讲讲调度，剩下的空间留给他们，我只做细微的调整。因为有了之前的拍摄经验，我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些什么。”

（图/ 《藏地情书》 ）

松弛会产生力量。有一场戏，他印象颇深，当日，他们在卡若拉冰川拍摄攀登珠峰的场景。冰川上全无人行道路，整个剧组只得扛着机器，反复上下。等到工作结束，天基本已经黑透，置身藏地的自然里，他打趣：“这才有了拍大片的感觉。”

这两部长片，让久美成列完成了从紧绷到松弛的过渡。在这一进程中，他对故乡也有了深层的体认：“它会随着知识体系的完善而产生改变。从前，我的关注点也许是宏观的，比如人性和社会层面，现在，我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

当被问及自己与父亲那一代导演的区别时，他回答得格外干脆：“拍前两部电影时，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和前辈们有什么差别，更多的是冲动，是职业上的规划和对机遇到来时的把握。”

现在，他有意识地思索这些问题。他有一部已经完成的剧本《成都小子》，主旨是成长在都市里的藏族年轻人的身份迷失，当中结合了藏语说唱；还有一个正在构思的关于女性赛马的故事，那是他今年二月回青海调研时的新收获。他了解到，藏区的女性赛马者正在变多，放在以前，藏区的赛马场上几乎难以见到女性赛马者的身影。

创作这些故事时，他并不担心城市观众对藏地题材有理解隔阂。久美成列说，父亲已经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诀窍传授给了他以及新一代的导演——“即使是讲藏族人的生活，出发点也永远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那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

（ 图/ 久美成列 ）

从藏地到北京，又从北京到藏地，在漫长的、不断折返的路上，久美成列从一个背负着父亲光环的迷茫少年，渐渐长成找到自己声音的导演。而那些表达的核心，也许早就镌刻在他名字的寓意里：“久美，意思是‘无所畏惧’；成列，则代表‘多行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