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需要上海大歌剧院？

从上海大剧院到全新上海大歌剧院，一座扇形艺术殿堂的落地，映照出这座城市兼顾艺术高度与市民温度的文化追求。

上海，已经有“大剧院”——上海大剧院自1998年8月27日开幕以来，奠定了中国对于“大剧院”的规制。上海，早就有“歌剧院”——脱胎于新安旅行团的上海歌剧院自1956年成立以来，始终占据中国歌剧界的领先地位并在中外歌剧联合制作的创新机制上一骑绝尘。今天，上海大歌剧院官宣，即将于10月17日，与第二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携手启幕。如今，上海为什么还需要——上海大歌剧院？被业内昵称为“大歌”的大歌剧院会成为歌剧界、剧场界的新“大哥”吗？

答案要分三层。第一层，扎根艺术软硬件，大致回答“大歌”是否是“大哥”的疑问。第二层，立足上海城市、拥抱中国原创。第三层，探讨的是城市建筑如何拥抱市民观众，是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动实践。正如上海大歌剧院的定位，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这三点仿佛是一个同心圆，外延逐渐拓展。上海大歌剧院的创办宗旨，是十分清晰的9个字：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人民性放在第一，不可撼动。至此，可以看出，上海大歌剧院是让艺术走近人民的公共审美空间。

上海大歌剧院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多年前，对于上海是否需要世博文化公园都有专家提出质疑。当时还没进入AI时代，但面对社会发展优先板块的抉择时，经济回报更高的项目总是得到更高票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关键要素，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投入经济回报更高的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建设精神文明。公共审美空间，就是精神文明的“容器”——换言之，就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大歌”隔壁的世博文化公园，就是“人民城市的户外乐园”。

因而，因造型仿佛扇面而被称之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并不仅仅聚焦中外顶级歌剧演出，而是一个超级“大剧院”，在2000座红厅、1200座申厅和1000座镜厅的三个剧场内，将汇聚所有舞台表演艺术形式。8月起的内测阶段，以及跨年、新春等时节，18家市属国有院团将带来各自拿手好戏。京剧院上演《龙凤呈祥》；昆团带来精华版《长生殿》；爱乐乐团呈现音乐会版《风流寡妇》；民乐团创新表演音乐会《云之上》等。而在三个剧场之外更广阔的“大歌”空间内，还将举行以“go Grand Opera”为主题的艺术教育活动“goGo 踏歌行”，寓意“走进大歌剧院、走近歌剧艺术”，包括歌永言（论坛、讲堂等）、放歌游（剧院开放日、导览等）、弦歌外（演前谈、工作坊等）、歌且摇（终身教育、亲子活动等）……仅到年底就将开展100场艺术教育分享活动。“大歌”还欢迎从未听过歌剧的市民游客入场感受艺术的风。

“歌剧”这个词儿，不仅仅是指舞台艺术门类，更因被比喻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而成为顶级舞台艺术品质的代名词。“首演、唯一、全集、驻演”是自10月17日“开幕日”至12月31日“开幕季”闭幕其间的关键词。开幕日，将上演《上海大歌剧院和她的朋友们》，由余隆、张国勇、许忠担纲指挥，集结上交、歌剧院、爱乐三大院团，以歌剧GALA的形式，打造30分钟户外暖场、10分钟仪式开篇、80分钟演出实力展现和15分钟余韵悠长中送客的沉浸式开幕演出。

此后的开幕季演出更是名家名团荟萃，节目光芒耀眼。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歌剧《玫瑰骑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马林斯基剧院新版《阿依达》将以“亚洲首演”之姿亮相。近年来口碑火爆的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一口气带来《奥涅金》《罪与罚》《安娜·卡列尼娜》等3部剧目形成首个顶尖芭蕾舞团的“驻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演绎《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构成“两大全集”。美国芭蕾舞剧院《天鹅湖》、杨丽萍舞剧《三星堆》、沈伟现代舞《心境》等构成“上海首演”……

一座歌剧院的建筑风格及其承载的演出品质，折射的其实是一座城市软硬实力的总和，或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辉的亮度。以上海为入境第一站的海内外游客，在Citywalk过程中通常会选择去看一场歌剧——迅速在两小时的夜色里深谙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艺术的成色。审美，是一个人乃至一座城的终极追求。

审美，到了一定阶段会因其“稀缺”而“昂贵”。网上音乐会可以吸引数百万人次同时在线，剧场乃至体育场座位数再多也不会超过5位数。因此，网上看音乐会可以只花费1元钱，但是剧场票价绝不会低于80元。室内剧场格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初具规模。这也是伴随当时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对于几何原理乃至“透视”的理解，运用到艺术绘画乃至剧院建造的成果。也是因为透视效果，剧场观众席里有了位于中轴线的“国王位”。直至1637年2月，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剧院在威尼斯建成。这座名为圣卡西诺的剧院首演剧目就是歌剧《安德洛美达》，标志着观剧从贵族的独享艺术娱乐，转为面向大众的公共文化活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在其代表作《广场与高塔》一书中，阐释了广场代表的民众与高塔代表的层级，这两大组织形式的互动与博弈。诞生于古希腊城邦中的砖石广场——亦即市民平等交流思想的状态，抑或当前网民身处“扁平化”的“网络”广场，都处在一个横向的平面上。而高塔则代表层级分明的垂直化组织，如西方贵族的爵位。剧场，其实就是高塔组织结构的“平面”体现，直至1637年才开放两个组织的“混搭”。而莎士比亚所在的英国伦敦，则以叙事性戏剧为主，故而剧院以半户外方式搭建，贵族或富豪可以直接买最贵的座位，坐在舞台上看，平民则还有站票可买。换言之，剧院反映的还是社会生态。

综上所述，“大歌”远不止于做“大哥”，而是在构建一种融合高塔与广场的美好生活新生态，是在构建中国式现代文明社会中剧场关系的新常态，是在为上海、为中国、为我们孕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兼具的城市美学新形态。

作者：朱　光

图片：王　凯

编辑：钱　卫

责任编辑：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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