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批评中医，一边看中医：梁启超、胡适、鲁迅们为什么对中医“既恨又爱”？

如果只读梁启超、胡适、鲁迅公开发表的文章，你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坚定的西医支持者。

但是，这些民国时期的大人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健康问题时仍会寻求中医的帮助。为什么他们在求医问药时会如此“言行不一”？是什么让民国精英对中医“既恨又爱”？

医疗社会史学者皮国立在其著作《大人之疾：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以下简称《大人之疾》）中从近代中国精英们的病人史切入，旨在借此分析近代医疗实践与国族、国家发展的交织。他总结出三类近代中国精英对中西医的看法：第一类是西医派，指坚定地支持西医、在言论和实践上都排斥中医的知识分子们，例如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第二类是典籍派，他们在实践上尽量不看中医，但会研读中医典籍，包括弃医从文的鲁迅和参与废弃中医案的余岩；最后一类是折中派，碍于“新知识分子”身份，只敢“偷偷地”看中医，例如胡适和梁启超。皮国立在书中分别讨论了胡适、孙中山、鲁迅、梁启超等人对中西医的观点和其个人的日常医疗实践。此外，皮国立分析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废止中医案。

皮国立指出，近代中国精英把个体医疗实践和国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作为新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上支持“科学救国”，所以他们支持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并认为中医作为传统会阻碍中国的科学发展。于是，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会看中医又看西医，但担心他们这一医疗选择会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许多精英会隐瞒其中医就医经历，公开支持西医发展。

本文作者认为：第一，皮国立的讨论从精英视角出发，同时过度强调精英的政治身份而忽略了其病患身份，将医疗问题过度政治化；第二，精英为什么看中医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回答，皮国立过度政治化解读精英看西医的行为的同时，忽略了政治、文化、医疗等因素对精英看中医的影响；第三，尽管皮国立提及中西医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的缺陷，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新的解释框架，并实际上仍在延续二元对立分析。《大人之疾》呈现了很多值得讨论的中国近代精英们对中西医的想象，但遗憾的是，这些想象并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医疗实践，并无法让人信服地呈现近代中西医的发展格局。

撰文｜吴琼

《大人之疾》

作者: 皮国立

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

精英视角：

医疗问题过度政治化

1926年，梁启超因长期血尿，在西医的建议下于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右肾切割术。遗憾的是，术后梁启超的病情并未好转。两年后，梁启超离世。有传言称是因为主刀医生刘瑞恒错切了健康的左肾，还有传言称梁启超服用中医唐天如的中药，血尿症状本已停止。梁启超的择医史引发了大量针对中西医疗效的争论。他在右肾切割术后发表了一份支持西医发展的声明：“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份声明容易让人误以为，梁启超是坚定的西医派，不会去看中医。然而事实上，如皮氏《大人之疾》中呈现的许多材料证明，梁启超曾多次、长期请教中医，服用中药。

皮国立认为，许多近代中国精英对中医的“言行不一”，即公众言论上反对但个人实践上采纳的矛盾表现，是因为这些精英将个人身体实践与国家、国族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支持国家改革的“新知识分子”，他们高举“打倒传统”的口号，以期中国能够重获新生，摆脱“东亚病夫”之痛。而中医，被视为旧时代的沉疴，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给中国开的“药方”之一，是废止中医。因此，这些支持改革的近代中国精英在公共知识空间多对中医持反对意见。然而，看似与之矛盾的是，这些精英又会在面对疾病时寻求被其批评的中医的帮助。例如，支持西医的胡适和梁启超在个人健康生活中都会尝试中医来解决陈年旧疾。

那么，为什么批评中医的他们大多又会在实践中接触中医呢？皮国立呈现了精英们在公共言论与个体实践的这些矛盾，但只给矛盾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答案——只尝试解释了近代精英们在言论上对中医的反对，却未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在实践中选择中医。对后一现象解释的缺席，源自皮国立对其精英视角缺乏反思。皮国立认为，分析精英们的医疗观和病人史，具有高于底层民众视角的优势，因为底层民众“对国族、身体与中西医的看法，往往不够深刻，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内在关联性与国家、国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人带家人去看中医或西医，有时不是什么国族、信仰的问题，单纯就是吃了西药没效就换中药，反之亦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右）。

皮国立将精英视为完全理性的政治个体，在贬低底层民众的智识和选择的同时，没有反思精英在面对健康问题时也不过是普通病患而已。如果精英总是能够深刻地意识到个人身体、中西医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医疗选择是完全出于国族、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支持西医发展的中国近代精英既会看西医，也会看中医，呈现出对中医“言行不一”的矛盾？皮国立把精英们在医疗选择上的矛盾表现简单归因成政治选择，医疗问题完全变成了政治问题。精英只是精英，丧失了病人身份。与政治选择不匹配的医疗选择于是变成了无法被解释的随机噪声，是由于精英在择医时的“主观性”，而不是受医疗、文化等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

与此同时，在皮国立的分析框架中，精英们与西医有关的言论、行为都被上升至国家发展这一宏大解释框架中，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他写道：“要为国家民族来择良医，这才是知识分子最高的择医标准”。笔者在此并非想要否定诸如“科学救国”之类将科学发展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的存在，而是想进一步追问：近代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们所发表的有关国家发展的宏大言论，在对于其个人生活的择医行为上，有多少的解释力？换言之，新知识分子们的政治身份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作为病患时的就医史？在梁启超的经历中，他的支持西医的声明只能证明，梁启超意识到关于他就医经历争论中有许多关于西医的负面讨论，并尝试通过声明来支持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但不能证明在他发表声明之前的择医行为是出于国家发展的政治考量。如果他完全以国家发展作为自己的择医标准的话，为什么他会同时四处寻求中医的医学建议？

皮国立在提出精英择医是出于其国族发展考量的观点的同时，却没有给出足够的材料来揭示什么影响了精英的择医过程。在梁启超的案例中，皮国立只呈现了大量他人关于梁启超病情发展与就医经历的讨论，却缺乏梁启超本人对其择医行为的解释。并且，大量的解释都是事后解释，是基于梁启超就医之后病情发展的，无法展现其择医的动机。最后，许多材料的可靠性存疑。例如，皮国立在《大人之疾》中试图证明有关梁启超右肾切割术存在重大医疗事故的传言为真，然而其援引的材料是《中医百话》。第一，这一经验观点缺乏足够多的其他材料来交叉验证；第二，皮国立没有说明其援引材料是否比其他材料更为可靠，更能揭示历史真相，特别是在这一材料出自中医而非西医或亲历者的情况下。

梁启超。

错位的解释：

精英们为什么看中医？

和梁启超相似，胡适在其个人择医史中，也是既看西医，又看中医。皮国立认为，胡适属于典型的折中派，即他在支持中医还是西医之间摇摆不定。胡适常年受双腿肿痛的旧疾折磨，西医怀疑肾脏炎或心脏病，但胡适仅经西医治疗后未能康复，后求医于当时著名中医陆仲安。有传闻陆仲安用黄芪为主的药方治好了胡适的水肿，但胡适晚年否认了陆仲安治愈其病症一说。皮国立在书中提出，胡适的病症缓解确实得益于中医许多，然而胡适刻意隐瞒中医对其病情的帮助，因为其碍于其自恃新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在皮国立的笔下，胡适是被自己的政治身份“绑架”，认为自己应当支持科学，担心公开自身看中医经历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胡适的案例中，皮国立同样过度解读了胡适的政治身份对其择医史的影响。进一步地可以看到，皮国立对胡适中、西医的择医史的解释是错位的，即他将看西医解读为政治行为，但把看中医视为医疗行为。而这一错位的解释在其对梁启超择医史的分析中也存在。皮国立没有明确解释胡适看中医的行为。其“中医疗效好于西医”这一未被证明的观点呈现了一种错觉，即胡适看中医是一种理性的、纯粹的医疗选择。皮国立没有给出胡适病症缓解得益于中医的证据：中医和西医对胡适的治疗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中医的疗效。可以证明的只有胡适同时求医于中、西医，并且刻意模糊自身的中医求诊经历。进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医被许多新知识分子污名化的现象，但实际上并非皮国立声称的那样可以证明新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决定了其择医行为。

胡适像（制图/新京报）。

皮国立用“折中”“摇摆”来形容胡适的择医史，但没有清楚地叙述出胡适个人的变化，求医行为与知识态度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转变的。在皮国立的叙事中，胡适早年激烈地批评中医，曾公开赞扬丁文江百分百听从西医、不信中医的态度，但在晚年却关心中医发展。皮国立用胡适日记中粘贴的“蒋主席维护本国医药”的简报来尝试证明胡适对中医发展的关心。但是，这一简报中虽存在着“蒋主席”和“本国医药”两个要素，没有其他的材料佐证，是无法得知胡适粘贴这一简报的原因。皮国立没有清楚地论述出胡适的摇摆性，仅简单地用其新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解读他的摇摆性。

笔者认为，看中医和看西医一样，既是政治行为，也是医疗行为。胡适不仅在就医行为上是折中派——他既看中医又看西医，同时他在医疗观念上也是折中派，赞成中医与反对中医的言论都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胡适尝试用“国故”（National Past）这一中性词汇来指代一国过去的文化，而非“国粹”或“国民劣根性”。胡适“希望能够整理国故，但又认为科学观非常重要，他不希望年轻人变成老派学者，但也不希望走得太过新潮激进，而去走一个废除国故、废除中医的极端”。胡适摇摆的政治观点和他摇摆的择医行为是契合的。但是，笔者不认为政治观点能够完全解释精英的择医行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疾病本身的严重性、医药的价格等医疗因素，就像影响普通病患一样，会影响精英的择医。因此，不论精英是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其择医行为既是政治的，也是医疗的。

什么是中医、西医：

二元分析问题

在近代中国，中医和西医并非互相对立。皮国立在《大人之疾》中提到了这一点。中医从未全然排斥西医，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中、融合的姿态，例如中医唐宗海提出“中西医汇通”观。基于此，皮国立对中医近代转型的讨论，提出了新的关于1929 年“废止中医案”的历史叙事——中医没有因此被废止，而是走向了转型。皮国立认为，褚民谊是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关键行动者，而不是余岩。褚民谊将卫生部下属机构“中央卫生委员会”的权力解读为高于卫生部的立法机关，卫生部被限制为执行法案规定的行政机关。但这些突然提出的议案，并未经过严密的协商与周全的准备，是个“软弱的共识”。“废止中医案”被迅速撤销，影响范围有限，局限于首都附近，其他各省仍是中医为主。一年后，在1930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中医没有因此被废止，而是以“国医”的名义存续下来，试图“科学化”，提出要学习使用西医的器械，学习西医的循证理念。讨论中医近代转型的第三章是本书最可圈可点的章节。

行走中的鲁迅。

不过遗憾的是，皮国立只谈论了西医对中医的影响，即中医的科学化运动，但没有提及中医对西医的影响，也没有讨论西医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改变。书中列举了许多质疑西医科学性的言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西医院和中国西医，与西医是在这些公共言论中分开讨论的。例如，陈西滢认为中国西医的专业技能不如国外的西医：“近代的医学虽然没有成完美的科学，但协和医院实在还不足以做它的代表。协和的医生在美国，也许最多是二三流的西医罢了。”

鲁迅也曾直白地批评中国西医的“腐败”：“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糊糊，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丽日分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这些新知识分子不仅仅批评中医，同时不满西医传入中国后的改变。或认为中国西医的专业性不足，或认为中国西医被中医迂腐做派腐蚀。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改变是否为真？西医传入近代中国后发生了哪些转变？这些转变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医疗选择？《大人之疾》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没有呈现近代中西医并存且互相影响的医疗结构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医疗实践。

《觉醒年代》剧照。

因此，书中虽然多次提及对中西医二分法的批评，但没有明确提出新的对中西医关系的理解。并且，对精英择医行为的分析却延续了这种中西医二元对立分析，例如，他对精英在医疗选择上的矛盾表现简单归因成 “传统－改革”的政治选择——中医对应“传统”，西医对应“改革”。皮国立过度强调了精英们对国族发展的政治选择和其医疗选择的关联，这导致他对精英们医疗选择的解读过度简化——选择中医就是与改革派的政治观点相悖，使其分析丢失了许多微妙之处。既然中医与西医的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那么病患对中西医的选择也不能够用中西医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来解释。

什么是西医？什么是中医？许多研究都和《大人之疾》一样讨论了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医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医的发展，实质上是建构出来的传统，这已几乎成为如今学界的共识。那么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实践呢？《大人之疾》提出近代中国精英们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使其自身的医疗实践与国家未来改革发展联系起来，在言论上排他性地支持西医、却又在实践上同时选择中西医。笔者并不认为精英们的政治观点是唯一决定其医疗实践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知识分子们对西方国家政治的想象影响了其对西方医疗的想象。他们所建构的西医的“先进性”与其所实际面临的医疗困境不匹配。因此，核心不在于皮国立所持的国族未来与医疗发展的相关性，而是新知识分子们内化了不平等的中西医知识体系的权力格局，生产及再生产了西医优于中医这一想象，而这一想象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无法解决他们实际的医疗问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吴琼；编辑：李永博；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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