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事突发，中央调19兵团整训，马上就要入朝作战，全兵团上上下下忙得脚不沾地。这时候，身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居然当众提了请假，要回湖北老家麻城。身边战友全都傻了，这节骨眼请假，多少有点离谱啊，可郑维山咬死一句话，这事必须办，不办我心里不安。
这事说起来不是郑维山自家的事，是他记挂了老区好几年的一桩心事。当年麻城是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区，成千上万的青壮年跟着红军走，多少人没活着回来。那时候打仗打红了眼，部队转场改编都快，牺牲了的战士，好多根本来不及开一张正式的牺牲证明。
等到新中国搞土改，定成分分土地，烈属有明确的政策优待，可地方干部只认书面凭据，没证明就没法把“烈属”两个字填进表格里。好多烈属就只能按普通贫农分地，本该拿到的待遇一分都捞不着。这事郑维山从解放战争后期就听说了，一直抽不出空，眼瞅着土改推到麻城乡下，再不去就真耽误事了。
郑维山找司令员杨得志说清了缘由，杨得志沉默了好一阵，直接拍板放行，说这是给战友办后事，兵团这边我盯着，你抓紧快去快回。拿到假条郑维山没耽误，收拾完东西就往南赶，武汉是必经的中转，他没悄悄过境，直接登门找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
李先念本来就是郑维山在鄂豫皖时期的老领导，对老区的情况门清，开口就直问，这时候回麻城，肯定有天大的急事吧？郑维山也不绕弯，一五一十把烈属缺证明落不了待遇的事说清，哪个乡多少户，战士原来属哪个部队，在哪牺牲的，说的一点不含糊。
李先念听完当场就严肃起来，这种情况省里早就接到反映了，就是缺军队这边的准信，地方不敢随便拍板。他问郑维山打算去多久，郑维山说最多三天，绝对不耽误入朝的大事。李先念当场就把一切安排妥当，拍着胸脯说，你尽管去，有事我负责。
李先念还特意叮嘱，不能只靠你个人说情，一切得按政策来，该走程序走程序，既解决这几户的问题，也得给以后留下规矩。这么一来，本来是郑维山个人记挂的心事，直接变成了军地协同要办的正事。
到了麻城，当地负责土改的干部早就等着了，见面就掏实底，我们也知道这些人是跟着红军牺牲的，可就是没书面材料，上面查下来我们担不起责任啊。只能分地的时候悄悄多给个一亩半亩，不敢按烈属标准落实政策。
郑维山也没拿自己的官职压人，直接掏出记了好久的名单，哪个是跟他一块儿打游击牺牲的，哪个是王树声部的老战士，在哪场战斗走的，说的清清楚楚。有干部忍不住问，这些都是您的个人记忆，算不得组织认可的正式证明啊。
郑维山当场就给出了解决办法，让麻城县委正式发函给相关军区和当年的老领导，请王树声出来做佐证，我自己也写一份书面情况说明签字，我亲眼见这些战友牺牲，本来就是红军烈士，这点我敢担保。
接下来三天，郑维山跟着土改工作组走村入户，好几户烈属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遗物，磨得发亮的旧水壶，发黄的布条上还写着战士的名字和部队代号。这些东西不算制度认可的正式证明，可在场的人看了，没人不鼻子发酸。
没几天，麻城县委就按程序初步认定了这几户的烈属身份，整理好材料向上呈报，同时发函请军队相关部门补开证明，一切都符合政策要求，没开半分后门。办完这事郑维山立刻返程归队，一点都没耽误19兵团整训入朝的整体部署。
说真的，那时候我军高级干部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要么整军要么备战，谁能分出精力管老区这么几户普通人的小事？可郑维山偏不，在他心里，战友把命都给了革命，他活下来了，就该给战友的家人一个交代。
这事说起来是土改里的一个小插曲，可藏着老一辈革命者最朴素的情义。那些把命扔在战场上的战士，不该因为当年条件有限，就让家人连个应有的名分都拿不到。补的不是一张纸，是欠了烈士十几年的一份良心账。
最后，那几户盼了十几年的家庭，终于把“烈属”两个字堂堂正正写进了当地的档案，分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拿到了应得的待遇。对这些家庭来说，这不仅仅是政策上的认可，更是对“我家娃当年跟着红军走”这句话，最庄重的回应。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大战前夕，郑维山请假为烈士补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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