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次称伊朗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深挖越南谎言史，美国政府再遭拷问

• 特朗普多次称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却与“彻底摧毁”说法相互矛盾
• 赫格塞思称对伊朗行动是“军事胜利”，但战争并未结束
• 越战中白宫乐观通报与前线现实脱节，形成“可信度鸿沟”
• 1968年春节攻势后，越战宣传攻势崩塌，信任危机加深
•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正复制越战式失实叙事，要求领导人更诚实

当谈到战争时，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可信度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从3月下旬到6月初，特朗普总统至少38次声称自己即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就在近一年前，特朗普还宣称伊朗的核设施已被“彻底摧毁”，并遭受了“极其重大的破坏”。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近几个月同样态度乐观。他在4月五角大楼的一场记者会上夸耀，2月28日针对伊朗发起的“史诗之怒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历史性、压倒性胜利，是一个大写的军事胜利”。然而，战争并未结束。

如今，一份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脆弱“谅解备忘录”，虽然引发部分国会议员担忧，却被特朗普描绘成一场重大胜利，理由是股市创下“历史新高”，油价“暴跌”。

这种乐观却失实的进展通报，让人想起美国另一场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可信度在国内外都成为争夺焦点。越南战争中的谎言制造了白宫与美国公众之间的“可信度鸿沟”；而如今，这道鸿沟已演变成深渊，侵蚀了政治领导人兑现国家安全承诺所必需的信任。

美国对越战争之所以被视为这个国家250年历史中争议最大的一场冲突之一，原因并不难理解。这场政治与军事交织的斗争，几乎为美国如何谈论战争、又如何在战争问题上撒谎，树立了一个历史标尺。歪曲与欺骗，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实践密不可分。

这种两面做法很早就开始了。越南美军援助司令部首任负责人保罗·D·哈金斯将军曾公开夸口：“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会允许我的幕僚悲观。”不出所料，一份份乐观报告不断送往华盛顿：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减弱，西贡政府正在赢得农村人口的忠诚，战争正在走向胜利。

1964年8月，也就是哈金斯任期结束数月后，《华盛顿邮报》记者阿诺德·贝奇曼写下了当时美国人在西贡以外地区仍在传唱的一句顺口溜：“我们正在赢，这一点我们知道，因为哈金斯将军这样告诉我们。”但当贝奇曼问一群美国顾问，他们是否认为南越确实在取胜时，这些人一致回答：“不。”

不到一年后，美军顾问团已明显无力遏制共产党阵营的攻势。1965年春，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南越派遣地面作战部队。同年4月，约翰逊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暗示，局势升级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减缓侵略。”他说。

但谎言只是在不断增加。约翰逊谈到这场冲突本质上是一场越南内战的现实。他谈到通过击败北越来强化世界秩序，却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东南亚小国何以能对国际局势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他还谈到要增强“勇敢的南越人民的信心”，却忽视了美军火力正给本已流离失所的农村人口带来怎样的破坏。

随着美军大批进入南越，记者们开始注意到白宫官方叙事与他们亲眼所见之间的脱节。《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戴维·怀斯在1965年5月首次使用“可信度鸿沟”一词，《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尔则在当年12月跟进使用。马德尔注意到，人们对政府声明的怀疑和愤世情绪已出现“悄然蔓延的迹象”，对官方表态是否坦诚、是否真实的“不信任感也在明显加深”。

白宫的不可信，正在削弱美国外交政策。而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

到1967年夏天，也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岘港登陆两年后，这场战争已陷入血迹斑斑的僵局。驻越美军司令部仍在每日新闻简报中例行报告进展，但怀疑的记者讥讽地将这些发布会称为“下午五点闹剧”。在国内，媒体越来越多地把这场战争描述为“僵持”，只是“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战斗、伤亡和破坏”。

由于担心国内分裂加剧，约翰逊召回其战争班底，帮助“推销”这场战争。11月，哈金斯的继任者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美国驻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提交了一份乐观报告。威斯特摩兰强调，已有“重要证据”表明“真正的进展正在发生”；邦克则暗示，媒体报道歪曲了盟军的战争努力。几天后，约翰逊又抨击“建设性的异议”与“冲锋队式霸凌”之间的差异被混淆。

随后，局面崩塌了。 1968年初，越南共产党武装在春节期间于南越各地发动总攻，希望激起南方民众全面起义。随着美国国内电视观众看到宪兵在满目疮痍的美国大使馆院内作战，美国的公共宣传攻势迅速瓦解。

当这一消息传到备受尊敬的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耳中时，他的反应与许多美国人如出一辙。据报道，他当时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然而，战争仍在继续。

到了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时期，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阿皮所说，“可信度鸿沟已经扩大到如同大峡谷一般”。1972年6月，《纽约时报》决定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这是一份记录美国如何在一连串欺瞒性决策中走向战争的机密档案——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巨大的信任崩塌。

当被问及为何要泄露这份秘密报告时，吹哨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反问道，官员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权对那些已经说出的谎言、已经犯下的罪行、那些违法行为，以及对美国公众的欺骗保持沉默？”

埃尔斯伯格所说的这些谎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并未消失。一个对战争起因、过程和后果是否真实并不在意的特朗普政府，正在复制这些做法，甚至可能变本加厉。事实上，这届政府似乎在刻意向美国公众隐瞒一切不方便公开的真相。本月早些时候，赫格塞思宣布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为“涉密空间”，限制记者报道国家安全事务的能力。相比之下，当年的“下午五点闹剧”反倒显得更透明。

当然，越南并不是政治领导人以欺骗为军事冒险辩护的唯一案例。比如，布什政府2003年决定入侵伊拉克，与其说是一次“情报失败”，不如说是一场全面的情报操弄。

然而，在美国250年的历史中，越南战争或许比任何一场冲突都更清楚地揭示了：不诚实如何延续战争；而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责任——如果不是负担的话——就在于要求政府更真实地交代战时决策，并对那些过度乐观的“进展”报告保持质疑。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认为，要反对兜售谎言的高级官员，办法并不在政府高墙之内。她在西贡陷落后不到10年写道，要避免重演越南那样的“背叛”，取决于“教育选民，让他们能够识别并奖赏品格上的正直，拒绝虚假的替代品”。

如果说美国选民近来未必总会在投票时奖赏正直，那也不意味着人们应放弃希望。至少在战时领导力问题上，可信度与品格依然重要。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要求领导人缩小今天横亘在人们面前的那道可信度深渊。

作者：格雷戈里·达迪斯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Forget the Vietnam war 'gap' we have a real credibility chasm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