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公园现蛇出没！专家：不是暴增，但这几点必须知道

北京多公园现蛇出没！专家：不是暴增，但这几点必须知道

白娘娘

老北京都知道，逛公园有三样东西不能碰：熟透了的银杏果，雨后墙根的大蜗牛，和草窠里躺着晒太阳的长虫。

最后这条，多数人一辈子也遇不上。北京城里的蛇，比胡同里会唱京剧的老票友还稀罕。早年间有人在颐和园见过一条赤链蛇，盘在十七孔桥的桥墩子上，被游客拍了发到网上，评论区一水儿的“假的吧”“动物园跑出来的”“北京哪儿来的蛇”。

但在刘淑芬看来，北京不但有蛇，而且一直在那儿。她这辈子跟蛇打的交道，比跟人打的都多。

刘淑芬六十三岁，退休前是西城园林局的技术员，专管病虫害防治。说白了就是成天跟虫子打交道，蚜虫、红蜘蛛、天牛、美国白蛾，什么玩意儿祸害树她就收拾什么玩意儿。这个行当有个外号叫“树大夫”，但刘淑芬更喜欢另一个称呼——“长虫阿姨”。这外号是三十多年前她刚进园林局时一个老科长起的。老科长姓胡，祖上是天桥耍蛇的，后来蛇不让耍了，他就考了园林局的编制，从耍蛇变成了护蛇。胡科长跟刘淑芬说的第一句话是：“丫头，你知道北京有多少种蛇吗？”

“不知道。”

“十二种，”胡科长竖起一根手指，“但你在城里能见着的，撑死了三四种。赤链、黑眉锦蛇、白条锦蛇，还有虎斑颈槽蛇。最后那个有毒，记住了，后槽牙，咬不死人，但肿起来跟猪蹄似的。”

刘淑芬那时候刚从农大毕业，分到园林局，一腔热血想搞园林设计，结果被分到了病虫害防治科，天天背着喷雾器在公园里打药。她觉得委屈，觉得大材小用，觉得自己念了四年大学就是为了跟毛毛虫较劲。她递了三次调岗申请，都被胡科长压下来了。

“你急什么，”胡科长说，“你还没见过长虫呢。”

那年七月，下了一场透雨，把整个北京城浇了个底朝天。雨水灌进地缝里，灌进老鼠洞里，灌进蛇窝里。天一放晴，藏在暗处的长虫们待不住了，一条接一条地从洞里爬出来，趴在路边的石板上晒太阳。刘淑芬那天在陶然亭公园做虫情调查，走到华夏名亭园后面那条小路上，脚底下忽然传来一声细细的“咝——”。她一低头，一条半米长的赤链蛇正从她鞋面上爬过去，红黑相间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着油漆一样的光。

她愣了一秒。然后尖叫。然后跑。

她跑出二十多米，蹲在路边，心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等她缓过劲儿来回头看，那条蛇已经不在了，路面上干干净净的，连片蛇蜕都没留下，好像刚才那一切都是她热昏了头的幻觉。

胡科长听说这事后笑了三天。“跑什么？它比你怕，你鞋面子上有温度它才上去的。你不动它自己就下来了。”

“万一有毒呢？”

“赤链没毒。就算有，你让它咬它都嫌费劲。”胡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手绘的北京蛇类识别图，画得跟小学生美术作业似的，但特征抓得特别准，“你把这个记住。往后你要在这行干一辈子，别见着长虫就跟见了鬼一样。”

刘淑芬接过那张纸，觉得上面画的蛇歪歪扭扭的，像是在蠕动。她开始跟着胡科长满北京城找蛇。不是抓，是找，找到了记下来：时间、地点、种类、体长、行为。这叫“本地蛇类种群监测”，是胡科长自己给自己找的活儿，上面没人要求他干这个。

他们在动物园后山找到过一条黑眉锦蛇，两米多长，盘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只露出一个三角形的脑袋。在紫竹院的竹林里找到过白条锦蛇，细得像一根筷子，在竹叶堆里钻来钻去。在玉渊潭的芦苇荡里找到过虎斑颈槽蛇，胡科长隔着三米就拉着她往后退，说这玩意儿有毒，虽然后槽牙咬人费劲，但万一呢，别去惹它。最神奇的一次是在天坛，他们在回音壁南边的古柏林里发现了一条白蛇。

不是白化病那种惨白，而是一种温润的、有光泽的乳白色，像是上好的羊脂玉被人捏成了蛇的形状，放在落叶堆里。它的眼睛是红色的，瞳孔里映着古柏的枝叶和头顶的一小片天空。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盘在树根旁边，不动，不逃，甚至不吐信子，像是已经在那里盘了一千年了。

胡科长蹲在五米开外，看了很久，嘴唇翕动着像是在念叨什么。刘淑芬问他这是什么蛇，他说是白条锦蛇的变异个体，万里挑一，他活了五十年也只见过两次。说完他从兜里掏出笔记本，一笔一划地记：1994年秋，天坛古柏林，白蛇一尾，长约一米，疑似白条锦蛇变异，状态良好。

他写完之后合上本子，站起来，拉着刘淑芬走了。走出去好远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棵古柏下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落叶上，光斑晃晃悠悠的，像是水面上的波纹。

“淑芬，”胡科长忽然开口，“你知道为什么老北京管蛇叫长虫吗？”

“不知道。”

“因为蛇是长的。虫子也是长的。在老辈人眼里，长虫就是虫子的一种，没什么稀奇的。”他顿了顿，“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这句话刘淑芬记了三十年。

胡科长退休之后，她接了病虫害防治科的班。农药从敌敌畏换成了生物制剂，喷雾器从手动换成了电动的，她的头发也从黑的换成了白的。但她每年夏天还是会去公园里找蛇。一个人在清晨的公园里走，背着手，低着头，像在找什么丢了很久的东西。

城里的蛇越来越少了。不是突然消失的，是一点一点减少的，就像胡同里的槐树、后海的水面、颐和园墙外的稻田一样，在你注意到它们消失之前就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她在报告里写过很多次：硬化路面切断了蛇类的迁徙通道，化学除草剂杀死了蛇类赖以为食的蛙类和昆虫，人工草坪没有藏身之处，景观水体没有岸边植被缓冲带。她写得很详细，数据、图表、建议，一应俱全。报告交上去，批了“已阅”，锁进档案柜里，再没有第二个人看过。

去年刘淑芬正式退休了。退休那天她去人事科办了手续，把办公桌收拾干净，把那台用了十二年的显微镜擦了一遍，把抽屉里胡科长留下的那叠手绘蛇类识别图装进帆布袋里。走出园林局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站在门口的路灯下翻看那些图纸，纸张泛黄发脆，圆珠笔的字迹有些已经洇开了。她翻到最后一张，翻过来，发现背面有一行她从来没注意到的小字，是胡科长的笔迹，写得很轻很淡，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公园里遇到长虫，是福气。留下它，别打扰，别喊叫，别让所有人都知道它在那儿。”

今年春天，北京忽然开始闹蛇。

不是暴增——她反反复复跟每一个来采访她的记者强调，不是暴增。是这些年城市生态修复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了，口袋公园多了，雨水花园多了，透水铺装多了，虫子多了，鸟多了，刺猬多了，黄鼠狼多了。蛇是食物链中间那一环，它下面要有吃的，上面不能有太多天敌，它需要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生态系统。蛇多了，说明这个城市的生态拼图正在一块一块地拼回来。

记者们说这个角度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镜头对着她，她说得很官方，很克制，很有分寸。但摄像机一关，记者一走，她一个人站在奥森公园的湿地边上，看着草丛里那条正在晒太阳的白条锦蛇，嘴角的笑意怎么压都压不住。那是一种很小很小的快乐，像是她花了三十年时间种下的一棵树终于长出了第一片叶子。

上周有人在海淀公园发现了一条白蛇。

照片发到网上，评论区炸了，有的说是祥瑞，有的说是基因突变，有的说是谁家宠物白娘子跑出来了。刘淑芬在朋友圈看到这张照片，把手机凑近了看，放大，再放大，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过那条白蛇的轮廓。它蜷在落叶堆里，乳白色的鳞片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红色眼睛半睁半闭，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过来。

她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眼眶发酸。不是悲伤，也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就像你在一本落了三十年灰的旧书里翻到了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信的落款是你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的一个人。

她穿上外套出了门。外面在下小雨，她没打伞，坐地铁到了海淀公园。雨天的公园没什么人，她沿着湖边的小路一直走，走过芦苇荡，走过石拱桥，走到一片很少有人去的野坡上。她站在那里，雨丝落在她的白发上，落在她肩膀的帆布袋上，落在她脚下那片深深浅浅的绿色上。

草动了。

不是风吹的那种动，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贴着地面，缓慢而从容地滑过草茎。那种动静很小，很轻，很克制，像是一个人在深夜推开一扇久未开启的门。

刘淑芬没有低头去看。她就站在那里，让雨落在她脸上，嘴角慢慢弯起来。她知道它在那儿。

长虫有什么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