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比孩子更早到学校｜记礼城小学校长程国林

总有人，比孩子更早到学校

早上七点三十分，礼城小学的校门准时打开。此时距离学校老师正式开始工作的时间还有四五十分钟。

这是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

操场上还没有奔跑的脚步声，教学楼里也没有朗朗读书声。六月的晨风穿过校园，几棵香樟树轻轻摇晃着枝叶，空气里带着一点露水的湿润。

一辆电动车缓缓停在校门口。

电动车上的人摘下头盔，把车推进校园。他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径直朝食堂走去。

后厨已经开始忙碌。

案板上放着刚送来的蔬菜，锅里的水冒着热气，厨师正在准备当天的午餐。他检查了下食材情况，又俯下身检查留样记录，顺手摸了摸消毒柜。

这些动作，他做得很慢，也很熟练。像每天都在重复。

检查完食堂，他才慢慢走向校门。

这时候，孩子们开始陆续到校。一个背着粉色书包的小女孩一路小跑过来，远远喊了一声：“校长好！”

他笑着应了一句，又蹲下身，把她肩上快滑落的书包重新扶正。

没一会儿，又有孩子来了。

他叫得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知道他们住在哪个村，谁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谁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务工，谁昨天请了假，谁最近又长高了一点。

这是免费午餐十五周年发布会结束后，团队里负责学校各项工作的伙伴向我提起的一位校长的普通的一天。

他是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鱼山镇礼城小学的校长，程国林。

伙伴说：“你跟他聊一聊，就知道了。”

后来，我们拨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程国林，说话很慢，也很轻。他很少用形容词。说起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付出。很多事情，在他那里，好像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聊到最后，我们问他：

“您为什么每天都来这么早？”

他想了想，回答得很简单。

“很多家长要赶着出去干活，孩子送来得比老师到的早。我早点来，他们就不用站在门口等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解释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样的早晨，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天都会催他：

“还不去学校？”

老人知道，只要天一亮，儿子就应该在学校。好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他的人生，总是在回来

最后整理访谈录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程国林的履历。

礼城小学、徐湾小学、育才小学，又回到礼城小学。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几乎都在乡村学校之间辗转。我忽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回来”。

他一直在回来。

198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那个年代，很多年轻教师都希望留在城区。条件更好，发展机会更多。程国林却主动找到领导，说想回乡。他说：

“我是本地人，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应该回来，为家乡教育做点事情。”

礼城小学的老师告诉我们，程国林很少坐在办公室。

每天早晨，先去食堂；课间，在教学楼里转一圈；中午，和孩子一起吃饭；下午放学，再站到校门口，看着最后一个孩子离开。

有人开玩笑，说校长像是在”巡校”。

他笑笑，不解释。

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是他三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因为他始终觉得，校长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学校每天发生什么，孩子今天高不高兴，老师有没有遇到困难，食堂今天做得怎么样，这些事情，只有走出去，才能知道。

他说，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

可回头看，他的人生，好像一直都在”折腾”。

后来的很多年，他总是在不同学校之间调动。哪里的基础薄弱，哪里的教学最需要人，哪里的工作更难，就去哪里。

有人说，他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总要有人去。”

回答还是那么简单。好像那些在别人眼里需要反复权衡的人生选择，在他这里，从来都没有第二个答案。

他带毕业班，把教学成绩做到全镇第一；学校办好了，又被调去另一所薄弱学校；几年以后，再回礼城小学。

可后来我再看那张履历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一句话，几乎解释了他三十六年的职业生涯。

学校办好了，调走；

新的学校需要人，再去；

又过几年，再回来。

很多同龄人陆续离开乡村。而他，好像总会回来。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伙伴问了他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留在城里，现在会不会轻松一点？”

电话那头，他笑了一下。

“没有。”

没有解释，也没有犹豫。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个人真正坚定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他说了很多。

而是因为，这个答案，他已经说了一辈子。

他一直记得那顿没有吃的饭

程国林小时候上学，也要走很远的路。

每天早晨出门，中午放学再一路跑回家吃饭，下午又匆匆赶回学校。那个年代，很多乡村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

他说，那时候并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真正让他一直放不下的，反而不是自己的童年，而是一户村里的人家。那是后来参加工作以后，他了解到的一个家庭。

一家五个孩子。父母偶尔买两斤肉回来，一盘菜刚端上桌，大一点的孩子夹得快，小一点的孩子，常常一块肉都分不到。

采访时，他说起那个最小的孩子。

“饭都吃完了，也没有夹到一块肉。”

电话那头，程国林停顿了几秒，没有继续往下说。过去好多年，他依然记得那个画面。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真正忘不掉的，往往不是自己受过的苦，而是曾经亲眼见过别人的难。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了老师以后，他总会不自觉地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谁中午没有按时吃饭，谁最近瘦了一点，谁总是把碗里的肉留到最后才舍得吃。这些细节，他总能记住。

他说，乡村孩子其实很好养。一顿热饭，一句鼓励，他们就会很开心。

可越是这样，他越觉得，一顿饭不应该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情。

后来，他们等来了属于他们的一顿热饭

礼城小学的免费午餐，并不是突然来到的。

说起这段经历，程国林在采访里反复提到了一个名字——徐国凤。

更多时候，他叫她“安姐”。

这个名字，在他的讲述里出现得很自然。没有特别介绍，也没有刻意强调。就像提起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安安姐也确实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时候，礼城小学还没有开餐。

中午放学以后，离家近的孩子回家吃饭，离家远一点的，就从书包里拿出早上带来的饭盒。天气冷的时候，饭是凉的，菜也是凉的。这样的画面，程国林看了很多年。

后来，安安姐来到学校。

她是瓷都晚报的记者。

她拍下孩子们吃冷饭的样子，也把这些真实的画面带出了校园。她四处奔走，联系媒体，寻找爱心人士，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见这些乡村孩子。

程国林没有细说那几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只是说：

“后来，免费午餐就来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依旧平静。可我知道，一顿热饭，从来不会凭空出现。

它一定是因为，有人一直守着学校。也一定是因为，有人一直走在路上。

一个留在校园，一个奔走四方。

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最后，在礼城小学相遇了。

后来，礼城小学终于开餐。孩子们第一次排队打饭，然后坐在教室里，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午饭。

程国林没有亲眼见到那一天。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调到了另一所学校。说起这件事，他没有遗憾，也没有惋惜，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后来回来，看见孩子们吃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我想，那一刻他放下的，大概不仅仅是一件一直惦记着的事情。也是很多年前，那个关于一顿热饭的愿望。

学校不能没有孩子

2019年，程国林又一次回到礼城小学。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只是这一次，眼前的学校和记忆里有些不一样了。

校园还是那座校园。教室还是那些教室。只是，孩子少了。越来越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到城区读书。曾经热热闹闹的校园，慢慢安静下来。

程国林没有说”压力”。他说得更多的是另一句话。

“学校不能没有孩子。”

电话采访时，他提起一件事。有一年，他专门到派出所，抄了一份适龄儿童名单。

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写在纸上。他就拿着这张纸，一家一家去敲门。有的家长已经准备把孩子送到城里。有的还在犹豫。他就坐下来慢慢聊。

聊学校、聊老师、聊孩子，也聊那顿每天中午都能准时吃上的热饭。

他说部分家长无法理解乡村小班教学的优势，固执认为外地学校办学氛围更好，执意把孩子送到校外就读。

“他们看不到外出接送孩子存在风雨出行的安全隐患，还要额外花费择校、接送成本，即便我上门反复劝说，也没办法把所有流失的孩子全部挽留回来，没能让更多本地孩子留在本校接受免费营养餐、一对一贴心教学，这件事是我多年的心结。”

但是他的努力被看到了。

他说，前年劝回来二十六个孩子，去年二十二个，今年又有十九个。

这些数字，在一所乡村小学里，意味着一个班级还能继续开下去，意味着教室里的读书声不会越来越少。

采访的时候，他说得很平静。可我却反复想起那张名单。那不是一张统计表，而更像是一位乡村校长，一次又一次想把孩子找回来的努力。

食堂没有小事

可学校的问题，并不只有生源。重新回到礼城小学以后，摆在程国林面前的，还有另一件事。

免费午餐已经开餐多年。可前任校长调离以后，食堂管理一度变得混乱。

台账不够规范，微博公示不够及时，很多工作都没有形成固定流程，管理漏洞一个接一个，项目督导一次次提出整改意见。直到有一天，对接老师提醒他：

“如果再这样下去，项目可能保不住。”

程国林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一顿热饭，原来也会失去。

采访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自己当时有多着急，我们也没有继续追问。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沉默，比一句”压力很大”更有分量。

但是现在的礼城小学食堂，操作间很干净。冰箱里的食材分类摆放，留样柜里的标签整整齐齐，墙上的制度贴得一丝不苟。

如果不是程国林说，我很难想象，这里曾经也有过一段手忙脚乱的时候。

他说，后来学校重新分工，每一项工作都落实到人。有人管理微博公示、有人登记台账、有人检查食材留样、有人负责后厨卫生、有人监督厨师操作。每天中午固定安排三名老师轮流值班，协助厨师打饭、维持就餐秩序，全程盯紧后厨所有环节。

每天早晨，他还是第一个去食堂。看看今天的菜、看看今天的米、看看留样、看看记录，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

现在，他们6元标准免费午餐做成了全区样板，全区所有农村小学全部开通免费午餐，解决了上千乡村孩子的就餐难题。不少学校会专门过去学习，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但程国林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成绩。采访里，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

“食堂没有小事。”

“免费午餐是全国各地爱心人士无私捐款搭建的公益事业，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有细节都不能敷衍。留样、消毒、防蝇防鼠、食材采购、每日台账、经费公示这些琐碎工作，直接关系孩子饮食安全，也关系公益项目的公信力，必须认认真真对待，不能出现任何纰漏。”电话那头，他说得极为认真。

我却忽然想起，前面他说起那个一直没有吃到肉的小男孩。也想起，很多年前，安安姐拍下的那些吃着冷饭的孩子。

一顿热饭，来到礼城小学，并不容易。所以，他更舍不得失去。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程国林每天最早走进食堂，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锅饭。而是因为，那里面装着很多人的信任。

也装着他一直想守住的东西。

把一辈子留在这里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问程国林：

“这么多年，您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是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没有立刻回答。

后来，他说起学校，说起老师，说起这些年，越来越多社会爱心人士走进礼城小学，带来了陶艺课、书法班、计算机课程，带来了实验室、科技馆研学，也带来了更多孩子没有见过的世界。

他说，乡村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他们只是见得少一点。如果有人愿意带他们去看看，他们就会慢慢长大。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一直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家的故事。

后来，他又说起食堂。

又说起每天早晨，自己还是会先去看看当天的食材。有时候看看今天的菜，有时候看看今天的米，有时候只是进去转一圈。他说，已经习惯了。

我们没有再继续追问。因为我们知道，再往下问，他大概还是会回答：

“这是应该做的。”

采访结束前，我忽然想起最开始那个问题。于是又问了一遍。

“如果一定要说，您这三十六年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

电话那头笑了。笑得很轻。他说：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长高了。”就是这一句。没有更多解释。

电话挂断以后，我一直没有关上采访记录。那句话留在最后一页。我忽然想起，前面采访里他说过很多事情——

小时候，中午一路跑回家吃饭；

工作后，记住了那个一直没有吃到肉的小男孩。又看到了孩子们只能吃冷饭；

然后礼城小学有了免费午餐。

后来，又开始担心那顿来之不易的热饭会失去，于是一家一家去找回那些离开的孩子。从零开始，把学校食堂放在他每日工作的最优先级。

然后越来越多公益项目来了，越来越多爱心人士来了，越来越多孩子留了下来。他说今年六一，很多爱心人士主动自发来校慰问。区工商部门十几名工作人员送去二十多套书包、文具，全校27名学生一人一份；本地十几家个体户、企业自发捐款，采购物资，全部发给孩子们。

有人说，是一顿午餐改变了一所学校。

可如果再往前看一点，会发现，总有人，已经在这里等了很多很多年。

这些年，他做了很多事。可最后留在他心里的，却只是这样一句话——

“孩子长高了。”

我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位乡村教师、一位乡村校长最朴素的满足。

他没有把一辈子留给一句响亮的话，也没有留给某一个荣誉。他把一辈子，留给了乡村学校。留给了每天都会响起读书声的教室，留给了那些一年一年长大的孩子，也留给了一顿很多人一起守护了十五年的热饭。

很多年以后，人们或许会记得，礼城小学曾经是一所免费午餐学校。也或许会记得，这里有一位当了一辈子老师的校长。可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另一个画面——

清晨的礼城小学，校门刚刚打开，校园很安静。

一个人正骑着电动车，慢慢走进校园，朝食堂走去。

他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一天又一天，提前到学校。

后来，一天变成一年。

一年变成十年。

十年，又变成三十六年。

原来，一所乡村小学的改变，并不是从某一个清晨开始的。而是从一个人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天开始。

第二天，礼城小学的校门还会准时打开。

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七点三十分。

可我想，程国林也还是会比孩子早一点到学校。

就像过去三十六年里的每一天一样。

然后，等着他们，一天天长大。

项目执行

杭州免午公益服务中心

品牌审核

免费午餐基金品牌审核组

-------免费午餐·小善大爱-------

2011年4月2日，邓飞联合500名记者、

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

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公众共同帮助

乡村孩子们享有安全营养的在校午餐。

截至2026年5月底，

免费午餐基金联合多方力量

累计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2163所学校开餐，

共计帮助超过48万人吃上热气腾腾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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