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勤在朝夕”的万木草堂学人

广州的万木草堂旧址是一座闹中取静的三进宅院，带有典型的晚清时期建筑特点：青砖碧瓦木梁天井，喧嚣浮躁隔绝于外。站在天井里，阳光透过古榕的枝叶洒下斑驳光影，其内堂复刻康有为颇具气势的手书楹联——“恪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这十个字，仿佛浓缩了百年前那些年轻学人全部的精神世界。

于旧学中开出新境界

光绪十七年春，三十三岁的康有为租下邱氏书室，挂起“长兴学舍”的牌子。这年他虽未中举，却因之前上书光绪帝的行为而名动京华。康离京回穗后，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听闻康氏名声，慕名登门拜师。而年仅十八岁便中举的梁启超也为康有为“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见解所折服，不久便经陈千秋的介绍拜师康氏门下。“梁举人”拜“康秀才”为师，在科举时代闻所未闻。梁启超晚年追忆初见，文字间仍难掩震动：康先生将数百年来旧学积弊一一驳斥，他听后“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此尽弃旧学。后来学舍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正式更名“万木草堂”——寓培植万木、为国育才之意。

万木草堂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康有为手订的《长兴学记》中。这篇纲领性文献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下设学纲、学科、学目三个层次，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在“学纲”层面，康有为标举“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端，将孔门四科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道不在高远，在“格物”“厉节”“辨惑”“慎独”；德不在空谈，在“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仁不在独善，在“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艺不在记诵，在“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门并立。这是一套从内圣到外王、从修己到安人的完整人格养成体系。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对此评价极高，认为康氏教学“以德育为经，以智育、体育为纬”，其精神实质与近代西方教育学说“暗合道妙”。

在“学科”层面，草堂课程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门。义理之学涵盖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经世之学讲授政治学、时务、经济；文字之学则设中国词章学与外国语言文字学。萧公权在《近代中国与新世界》中指出，康有为“试图将中西学问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以儒学为体，以西学为补充和参照”，这种做法“既是策略性的，也反映了他对知识本身的整全性理解”。万木草堂课程体系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将“经世”从传统学术的边缘提升为核心位置，使学问与时代命题直接关联。

万木草堂

康有为授课，最令学生倾倒的是“学术源流”一课。他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这种横向比较与纵向溯源相结合的讲授方法，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康有为讲《春秋》，从公羊三世说讲到陆王心学并兼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见解玺璋《梁启超传》）；讲《礼运》，从小康讲到他理解的“大同世界”，其中特别提及了“救苦之道，在于破除九界（即无国家、无家族、民选政府等九个方面）”这样离经叛道的观点；讲《孟子》，从民本思想讲到西方议会制，并探究各类平等思想。康有为沿袭其师朱次琦“反对单一考据、注重经世入世”的学风，并进一步发扬为“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钱穆后来评价这种讲学风格，虽对其“附会”之处有所保留，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大气磅礴”，能于旧学中开出新境界。事实上，正是这种以中学拥抱西学、以旧瓶装新酒的学术策略，使万木草堂成为晚清思想转型的一个关键枢纽。

知、情、意合一的全人教育

“恪勤在朝夕”不是门上的虚文，而是草堂学人的日常。每日清晨，先习体操，然后听讲；午后自修；晚间讨论辩难，往往至深夜不散。天井那棵老榕树下，是学子最爱聚集之地。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韩文举等人常在此争辩，从宋明理学“格物致知”之辨到泰西哲学实证主义，从春秋三世说到西洋议会制，声音穿过榕树根茎，回荡在青砖碧瓦间。万木草堂允许讨论国家大事、学理疑难，尤其注重微言大义，让学生在唇枪舌剑中辨明真理，康有为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来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札记簿制度”。学生自修时记录疑问与心得，每半月呈缴，康有为亲自批答，动辄数百上千言。梁启超的札记簿上，康有为批道“思路清晰，唯须再求深入”；对陈千秋则有“读书得间，然不可流于琐碎”之诫。现存少量札记批语显示，康有为极善于因材施教——对长于思辨者引向哲学，对敏于时务者导入经世。这种个性化指导，令梁启超终身感念：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长兴学记》规定学生须“每日读书有札记，每月有月课，每季有季考”。每月朔望，康有为率学生习礼，歌诗、鼓琴、投壶，看似古礼的演练，实则是通过仪式化的集体生活涵养心性。他还常以激愤之语唤醒学生的家国情怀，“民生憔悴，外侮凭陵”的告诫贯穿讲学始终。这种知、情、意合一的全人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每年春秋，康有为带领学生外出游历。登白云山、游罗浮、访西樵，所到之处观山川形势、考地方风俗、论古今人物、辩国事艰难。梁启超说，先生“每至一处，必指点形胜，论其历史沿革，又引欧美各国地理政治以比较之”。这种“行万里路”的实践教学，既开阔了眼界，也在学生心中培植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士不可不弘毅”的襟抱。

在草堂几年间，康有为带领学生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编纂。梁启超协助校勘，陈千秋辑录资料，徐勤、麦孟华等其他学生分任抄录、校对、查证。这种以编书带动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砺学问。万木草堂的学术训练“既有乾嘉考据学的严谨，又注入了强烈的经世关怀和西学视野”，这种复合型的知识结构，造就了晚清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基本面貌。

草堂天井榕树旁可供人小坐休憩。此处游人稀少，微风拂叶，沙沙作响。仿佛可听见百年前那些年轻学子辩难的声音，看见他们在晨曦中捧书诵读的身影。院落中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师生雕塑静默伫立——康氏长袍持卷，梁氏西装远眺。两代人之间，既是薪火相传，也是气象更新。晚清维新派张元济曾有诗赞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

晚清人物数康梁。

走出草堂，巷外是广州繁华的“北京路”商业街，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百年前的读书人已散入历史烟云，但那种在朝夕之间勤勉不懈、于古今之际上下求索的治学精神，依然静静回荡在这座青砖老宅里。（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