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万历朝的两种方式

2026年6月18日（周四）20:00，“中华帝王传记”特装书第七种《万历传》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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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传》

1587年是万历十五年，万历帝朱翊钧二十四岁，正值青壮年。他做皇帝已快十五年了，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意味着他亲政五年了。前一年，他宠爱的郑贵妃因诞子被立为皇贵妃，“争国本”事件由此而起。这一年，首辅申时行任职四年余，行“恕道”，以“和事佬”形象勉力维持大臣和皇帝的关系；文官海瑞和武官戚继光相继去世；思想界“异端”李贽完成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后，于次年剃发为僧。这一年平平无奇，这些事件看似微不足道，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见微知著，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些许端倪。

皇帝与官僚：依附还是对抗？

历代王朝推崇德治，以帝为尧舜为期许，蔑视法治。道德礼法作为软性规范，在群体和个人身上表现出极大的伸缩性。这在官员和皇帝身上都有表现。

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朝官员的法定俸禄就十分微薄。到万历朝，官员的正常收入依然少得可怜，低级官员甚至不敷家庭正常开支。因此，官员要么十分清贫，要么收受“常例”作为灰色收入，这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朝廷听之任之。有些官员“常例”远超正常收入。做官成为发财的门径，贪污腐化在整个官场上愈演愈烈。

文官们受“四书”“五经”教化，自成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现实中，文官依靠“乡谊”“年谊”“姻谊”“师生谊”等各种关系形成小集团，甚至形成党派，为各自政见或利益纷争不断。他们以道德为标尺，要求皇帝循礼守法、节制私欲。这种集体意识逐渐凝结为一种无形却强大的政治惯性，使文官集团不断强化自身话语权，最终形成与皇权既依附又对抗的复杂张力。

《万历十五年》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指出：“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第四章《活着的祖宗》称：“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程度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

张居正像

张居正功高盖主，曾自称“我非相，乃摄也”，海瑞评价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张居正去世后，万历惊讶于老师生前的奢侈生活，老师要求皇帝和官员厉行节俭，自己却营私舞弊、大肆铺张。这巨大的道德瑕疵撕开了官员身上的遮羞布。从此，言官对皇帝的诤谏，被皇帝斥为“沽名卖直”。

亲政后，皇帝笼罩在张居正阴影下，为了立自身权威，他开始清算张居正。张居正的结局令大臣震惧不已，后继首辅再无锐意进取之风，趋于保守调停。

文官多以道德文章著称，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铁腕如张居正者，兴利除弊，世间无两。继张居正、张四维后任首辅的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把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为了调和阴阳，申时行在首辅位上小心应对，充当皇帝和大臣调和者的角色。万历十九年，立储再次被皇帝延后，申时行作为首辅，没有以生死力争，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威信扫地，不得不以辞职收场，皇帝慰留也无济于事。

申时行像

张居正和申时行个性秉赋和行事风格不同，结局均是被文官集团所厌弃：张居正的考成法让文官看到了自身的无能，申时行在皇帝面前放弃原则让文官无法忍受。

樊树志先生《万历传》对张居正如何上位、如何辅佐小皇帝、如何推行新政、如何夺情守制、如何死后遭清算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申时行在皇帝与大臣间的调停，特别是在“争国本”事件上的周旋与失败有生动刻画，展现了皇帝与首辅的交往——亲近与背离，以及皇帝对整个文官系统的反叛。

《万历十五年》以海瑞和戚继光为例，揭示了整个官僚体制的弊端。

海瑞是文官中有名的清官，在嘉靖朝就曾犯颜直谏。在万历朝，他依然是道德模范，试图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推行政务，却因不合时宜处处受阻，被皇帝视为“迂戆”，黄仁宇先生称他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武官戚继光被称为“孤独的将领”，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使武官不仅在精神上受轻视，还在实际作战中遭受文官无端指责或无理派遣。戚继光在抗倭方面立下功勋，在军事上新创“鸳鸯阵”战术、使用火炮、著述兵书，为不可多得的帅才，可惜在皇帝清算张居正时因曾受张居正提拔而受牵连，尔后罢官居家，最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海瑞和戚继光是典型的想做事的文、武官，可在私欲盛行的官僚体制下怀抱理想，赍志以没。

皇帝的爱情：政治斗争的引子

大婚后，万历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用在母后的严格监管下小心翼翼生活，但也体会了生活的无聊。二十岁时，十八岁的郑氏来到皇宫，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共同的读书兴趣，加上郑氏善于倾听他的苦闷，鼓励他的信心，把他作为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人来看待，万历帝得到了久违的精神交流的乐趣。黄仁宇先生说：“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严重的政治危机。”

实拍书影

万历十四年，郑氏之子朱常洵出生，万历帝下旨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依祖制，生了皇长子的恭妃王氏更应该受封，故此举引起朝堂热议：子凭母贵，若皇后去世，皇贵妃升为皇后，其嫡子朱常洵就会越过长子朱常洛成为太子。万历的“小心思”被猜透，虽然在他一意孤行之下大典照旧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这就是“争国本”事件。

樊树志《万历传》之《大婚》与《宫闱生活》两章详尽描写了万历帝与郑贵妃之间的爱情，他对待皇后和恭妃的态度，以及他为反抗立长子所做的抗争，如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以并封三子来降低长子的地位，意图以待嫡（即等待皇后生子）来拖延册立太子，最后在朝臣坚决反对下收回成命。万历帝一次次拖延、耍赖，但基于祖宗成法、朝臣的坚持和母后的支持，他终于于万历二十九年立了皇太子朱常洛。此时，万历帝还不忘特地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优游林下的两任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

当上太子并不代表后面能坐稳皇位，针对皇太子的“妖书案”“梃击案”令人心惶惶，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迟迟不离京就藩（谓“之国”），似乎在等候翻盘时机。甚至万历死去、朱常洛登基后，还发生了疑案“红丸案”，新天子一月暴毙。这一切，是郑氏贪恋权力、上蹿下跳几十年的结果。

“争国本”事件从万历十四年由申时行提出，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算是尘埃落定。博弈的结果是，皇帝输了，文官集团赢了，但也落下了君臣失和、皇帝怠于临朝的后遗症。归根到底，两败俱伤，无人是赢家。

爱情是人一生中最热烈的感情，万历帝受郑氏私心蛊惑，厌弃为宫女所生的皇长子，致使“争国本”旷日持久，长达十五年。归根到底，皇帝的爱情也不免染上政治色彩，附加了太多多余的东西。

思想困境与突围：李贽的被囚与西学的上场

李贽无疑是晚明思想界的逆流。他做过教谕和知府，在官运亨通时弃官，试图去创造自己的思想学说。为了挣脱传统家族观念束缚，免于照顾大家族的义务，他毅然出家为僧。

李贽

李贽试图打破二千年思想禁锢，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神圣化”孔子，反对伪道学，批判士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提出“童心”说，强调“绝假纯真”的真心。他自称“假道学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他的著作《焚书》《藏书》引起巨大思想震荡，被官方视为邪说惑众、罪大恶极。万历帝将其投入监狱，禁其书，他在狱中自刎而死。

李贽的思想解放承“心学”而来，在儒家框架内反抗，缺乏更有力的进步因素，却为铁板一块的伦理社会撕开了更大的口子。

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大变局》里专章详述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万历帝虽然将李贽下狱，但他对外国传教士的开明态度给中外关系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政策是相对封闭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来华，礼部的态度是驱逐传教士。万历帝不但拒绝驱逐传教士，而且还允许他们在北京居留，甚至每四个月给利玛窦一笔津贴。

利玛窦的成功，不仅为他在北京传教，而且为他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穿儒服，和众多中国士大夫交往，死后葬在中国。西学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一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中国士大夫，短短几年中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天文、地理、数学等西方科学文化，为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带来新思想、新事物，带动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士大夫开眼看世界，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与李贽在固有文化的困境中无法突围相比，接触西学、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无疑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大历史观著称，以思想性见长，但酣读之下，感其有论大于史的倾向，更像是在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樊树志《万历传》史论结合，以叙事性的“史”为主，观点性的“论”为辅，如《史记》之风格。不过二者的共同点是，都看到了万历这个人：前者以同情的笔触、制度的视角写“符号化”的皇帝的身不由己，后者以冷静的笔触、满满的细节深入皇帝的内心世界。要想弄懂万历帝其人和整个万历朝的历史，并透过表象看本质，这两种打开方式都要得。

他是史上最“懒惰”“任性”的皇帝吗？

明史名家樊树志经典之作

《万历传》

樊树志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705-3

9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