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冲,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I Codex+GPT5.2
本文议题选择、内容框架由人工搭建,资料收集和分析由GPT5.2完成,写作部分由人工+GPT共同完成,部分文字AI味较重,但内容还是有点意思的。
世界杯进入到如火如荼的淘汰赛阶段,虽然德国、荷兰被淘汰了,但欧洲球队总体还是更强势的一方,特别是法国、西班牙等队依然表现得摧枯拉朽,赏心悦目。但有意思的是,观察这些欧洲强队,场上的主力白人球员越来越少了。比如法国队,98年夺冠的那只球队白人主力还有8-9人,但今年站在场上,姆巴佩姆总环视一圈,可能发现“最白”的主力就是自己了。
这些球员构成,不仅仅是体育和竞技层面的,也历史人口迁移流动的产物。如今的世界杯也正成为一场全球人口迁移史的现场展览。
壹·你看到的“国家队”,未必是一支“本土队”
近些年来,为了应对全球化和移民潮的冲击,也为了提高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性,国际足联从2004年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国籍转换制度,使得一个国家足球运动员的构成越发复杂。
一些球员出生、成长并效力于自己的出生国;一些球员出生在欧洲,却因父母或祖父母的血缘关系,选择代表“祖籍国”出战;还有一些球员通过长期居住、入籍或归化,穿上了另一个国家的球衣。这些不同的身份轨迹,连接着家庭迁移、跨国成长、海外侨民网络和职业流动,也让世界杯成为观察全球人口迁移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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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世界杯不只是“谁踢得更好”。它还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当一支国家队由本土球员、移民后代、海外侨民和归化球员共同组成时,我们究竟在为谁欢呼?如果是规划或者转籍球员为本国效力,普通球迷为什么能接受?
贰·足球能够塑造国家认同
这并不是一句煽情的话,而是有严谨的学术研究支持。2020年《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作者Depetris-Chauvin、Durante和Campante将2002—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69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与Afrobarometer调查数据进行匹配,比较了比赛前后接受访谈居民的国家认同变化。
结果很有意思(机制见图1)。国家队赢得重要比赛后,受访者将族群身份作为首要身份认同的概率下降了37%;对其他族群的信任水平提高了30%;那些惊险晋级非洲国家杯的国家,在随后6个月内发生的族群冲突事件,比遗憾无缘晋级的国家少约9%。
作者提出的机制也恰好能够解释世界杯的独特魅力:当一支由不同族群、不同迁移背景球员组成的国家队,在高关注度比赛中共同取胜时,人们会暂时放下原有的族群身份,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同一个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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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足球胜利如何塑造国家认同:AER论文提出的作用机制
因此,后文我们想讨论的并不是“归化球员是否纯粹”这样的争论,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即国家队究竟是如何将分布在不同大陆、拥有不同迁移背景和身份经历的人们,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杯不仅是一项全球体育赛事,也是一面观察全球人口迁移、身份认同与国家建构的镜子。
叁·世界杯越来越“跨国”了:每 5 名世界杯球员,就有 1 人出生在国外
如果把48支球队全部统计一遍,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球员,并非出生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按照保守逐队统计口径,2026年世界杯48支球队共有约256名外籍出生球员,占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的20.5%。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球员中,就有1人出生于代表国之外。
如果采用部分国际媒体和足球数据库使用的更宽统计口径,这一数字约为289—310人,占全部球员的23%—25%。不同统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源于球员身份认定标准和名单更新时点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世界杯正在变得越来越“跨国”。
为了保证全文统计的一致性,采用保守逐队统计口径进行分析,同时保留公开报道的数据区间作为参考。具体统计口径(见表1)。
表1 2026世界杯球员身份构成的核心统计口径
口径
数据
用途
保守逐队口径
256人(20.5%)
本文所有图表和球队分析
公开报道区间
289—310人(23%—25%)
说明整体趋势
血缘/侨民资格
约170人
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代表国
居住归化
约13人
主要集中于卡塔尔等国家队
更值得关注的是,与2022年世界杯相比,这一比例并没有因为参赛球队增加而被“稀释”,反而进一步提高。扩军扩大了世界杯的版图,也放大了全球人口迁移在国家队中的体现。这一变化(见图2)可以看得更加直观。
图2 2022—2026年世界杯外籍出生球员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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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些大洲最依赖“海外出生球员”?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欧洲球队应该最“国际化”。但数据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基于保守统计口径,非洲球队和中北美球队的外籍出生球员占比最高;欧洲球队虽然汇聚了世界顶级联赛,却并不是最依赖海外出生球员的大洲(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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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大洲外籍出生球员占比:非洲和中北美位居前列
这一结果背后,其实对应着不同的人口迁移模式(见图4)。
第一种,是非洲球队的“侨民网络”。大量球员出生于法国、比利时、荷兰或英格兰,却因父母或祖辈来自非洲,最终选择代表祖籍国参赛。这背后是非洲与欧洲长期形成的人口迁移格局:殖民联系、战后劳动力迁移,以及独立后的留学、就业和家庭团聚,使欧洲逐渐形成庞大的非洲侨民社区。欧洲成熟的青训体系,不仅培养了欧洲国家队,也持续为非洲国家队输送人才。
第二种,是中北美地区的跨境移民网络。加拿大、美国、库拉索、海地等球队拥有大量海外出生球员,他们大多成长于北美或欧洲,身份联系则建立在长期移民、家庭迁移和加勒比侨民网络之上。这背后是美洲人口迁移格局不断演变的结果:加勒比地区持续向北美迁移,美国、加拿大与加勒比地区之间也长期保持人员往来,逐渐形成覆盖多个国家的跨国家庭网络。因此,一名球员可能出生在北美,却因父母或祖辈的迁移经历,选择代表加勒比或中北美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外籍出生球员比例并不算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球队更加“本土”。更准确地说,欧洲国家队的全球化,往往不是体现在球员本人出生在哪里,而是体现在他们的家庭从哪里来。许多球员虽然出生在法国、德国、荷兰或英格兰,却成长在移民家庭之中。他们的父母或祖辈可能来自非洲、加勒比、南美或东欧。也就是说,他们在统计表上属于“本国出生球员”,但在家庭迁移史上,却连接着更广阔的世界。
非洲和中北美的全球化,更多写在球员的出生地里;欧洲的全球化,则更多藏在球员的家庭迁移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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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球员如何跨越国界:三种不同的人口迁移路径
2. 最极端的球队:库拉索几乎是一支“荷兰队”
如果要找一支最能体现全球人口迁移的国家队,答案很可能是库拉索。库拉索26名球员中,有25人出生于荷兰,外籍出生球员占比高达96.2%。换句话说,这几乎是一支由荷兰青训培养、代表加勒比身份出战的球队(见图5)。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刚果(金)、摩洛哥、波黑和海地等国家队。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土队”,而是深深嵌入海外侨民网络:球员可能出生在欧洲或北美,在当地青训体系中成长,却通过父母、祖辈或家庭迁移经历,与另一支国家队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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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哪些国家队最依赖外籍球员
这些国家队的形成,并不是几个球员的偶然选择,而是几十年人口迁移积累的结果。殖民联系、语言共同体、战后劳动力迁移、跨国家庭网络,以及欧洲职业足球和青训体系,最终共同塑造了世界杯上的26人名单。一支国家队的26名球员,看似只是一份参赛名单,实际上也是一张人口迁移地图。
3. 法国:一边塑造多元国家队,一边向世界输出球员
如果说库拉索是“输入端”的极端案例,那么法国就是“输出端”的典型代表(见图6)。出生在法国、却代表其他国家队出战的球员至少有76人。他们主要流向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刚果(金)等非洲球队。
这背后有一条很清晰的迁移链条:战后劳工迁移把北非、西非家庭带入法国。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许多移民后代进入法国青训体系,并在法国足球体系中成长。根据FIFA资格规则,他们既可以代表法国,也可以选择父母或祖辈来源国。
法国队本身也高度多元。26名球员中,约15人有非洲裔背景,包括姆巴佩、楚阿梅尼、于帕梅卡诺、科纳特、图拉姆等。同一条人口迁移网络,一方面塑造了法国队的多元面孔,另一方面也为非洲国家队提供了大量“欧洲青训制造”的球员。
法国足球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此:既是移民后代进入国家队的窗口,也是全球足球人才向外流动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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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多元面孔的法国队
4. 欧洲:外籍出生不多,但身份结构最复杂
如果只看“是否出生在国外”,欧洲球队并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进一步看球员的家庭来源和族裔背景,欧洲国家队可能是身份结构最复杂的一组。
在非洲以外的国家队中,约有108名非洲裔球员,其中欧洲球队贡献了约73人。也就是说,欧洲球队的全球化并不主要体现在球员出生地,而是体现在移民后代进入本国足球体系之后,成为国家队的一部分(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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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非洲裔球员最多的非非洲国家队
几个典型球队可以放在一起看(见表2)。
表2 欧洲主要球队的非洲裔球员规模与来源背景
球队
非洲裔球员(约)
背景举例
法国
15
喀麦隆、马里、阿尔及利亚、瓜德罗普
荷兰
10
苏里南、加纳、多哥、尼日利亚
英格兰
8
尼日利亚、牙买加
比利时
8
刚果、加纳、塞内加尔
瑞士
8
尼日利亚、喀麦隆
德国
7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
瑞典
6
喀麦隆、索马里、突尼斯
这些差异背后,是欧洲各国不同的移民史。法国、荷兰、英格兰和比利时,更多体现历史上殖民联系、语言共同体与战后移民的叠加;德国、瑞士和瑞典,则更多与劳工迁移、难民流动和二代移民成长有关。
因此,欧洲球队看起来“外籍出生比例不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更单一。恰恰相反,许多球员出生在欧洲、成长在欧洲,却通过家庭迁移史连接着非洲、加勒比、西亚和东欧。欧洲国家队的复杂性,不仅仅在出生地表格里,还在每个球员背后的家庭故事里。
5. 亚洲:本土培养与归化并存
与欧洲、非洲不同,亚洲球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建队模式(见图8)。
一类是本土培养型。沙特阿拉伯、约旦、乌兹别克斯坦等球队26名球员均出生于本国;日本和韩国也仅各有1名外籍出生球员,且主要属于血缘资格,而非后期入籍。这类球队的人才来源主要依赖本国青训和国内联赛,国家队与本土人口结构基本一致。
另一类则是归化引进型。以卡塔尔为代表,全队共有13名外籍出生球员,绝大多数通过长期居住取得代表资格。他们并非海外侨民回归,而是通过入籍进入国家队,体现的是另一种人才组织模式。伊拉克、澳大利亚、伊朗等队则更多依赖海外侨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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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亚洲国家队的两种建队模式:本土培养与归化引进
这种差异也反映,外籍出生球员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同的人口迁移路径。血缘资格反映的是家庭迁移和侨民网络的延续,球员与代表国之间通常存在父母或祖辈的联系;居住归化则更多建立在长期居住和取得国籍的基础上,与国家体育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同样都是外籍出生球员,前者体现的是人口迁移留下的历史联系,后者体现的则是国家队的人才配置策略。
6. 巴西的 16 人:不是归化,而是 400 年人口史
巴西是非洲裔球员最多的球队约有16人。这很容易让人困惑:巴西队不是几乎全部本土出生吗?为什么非洲裔球员反而最多?答案不在归化,而在巴西的人口史。
巴西是美洲接收非洲奴隶最多的国家。历史上约有380万—500万非洲奴隶被运抵巴西,约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40%。到2022年巴西人口普查中,棕种人(pardo)占45.3%,黑人(preto)占10.2%,二者合计约占全国人口的55.5%。因此,巴西队中的“非洲面孔”,并不是近年归化带来的结果,而是强迫迁移、奴隶贸易、族群融合和足球社会流动长期叠加后的当代回声(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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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巴西非洲裔人口的空间分布
把巴西与南美邻国放在一起看,这种差异会更加清楚(见表3)。相比之下,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族群结构更深受19—20世纪欧洲移民潮影响;巴西则保留了更深厚的非洲人口结构。所以,巴西队不是“归化型多元”,而是人口史本身写进了国家队。
表3 南美主要国家非洲裔人口比例与国家队非洲裔球员数量对比
国家
人口非洲裔比例(约)
2026非洲裔球员(约)
巴西
55%
16
哥伦比亚
21%
5
乌拉圭
9%
0
阿根廷
5%
0
7. 同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出现两支国家队?
世界杯上的国家队,不只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较量,也是一段段家庭迁移史的缩影。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兄弟分属不同国家队的故事(见图10)。
威廉姆斯兄弟出生于同一个加纳家庭。弟弟尼科·威廉姆斯选择代表西班牙,哥哥伊尼亚基·威廉姆斯则代表加纳。同样的成长经历,却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最终站在了两面国旗下。
苏塔尔兄弟同样如此。哥哥约翰·苏塔尔代表苏格兰,弟弟哈里·苏塔尔代表澳大利亚。同一个家庭,连接的是欧洲和大洋洲两套足球体系。
杜埃兄弟则是法国与西非迁移网络的一个缩影。哥哥德西雷·杜埃身披法国队战袍,弟弟盖拉·杜埃则选择代表科特迪瓦。从一个家庭,到两支国家队,背后连接的是法国与西非持续数十年的人口迁移和家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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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同一家族,两支国家队:兄弟分属不同球队
这些故事说明,国家队身份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它既受到国际足联资格规则的影响,也受到家庭迁移经历、成长环境、文化认同和职业发展机会的共同塑造。同一个姓氏,可以出现在两支国家队;同一个家庭,也可以连接两个国家。
尾声·这 26 个人,其实是一部全球人口迁移史
2026年的世界杯,不只是48支球队、1248名球员,也不只是一次扩军后的足球盛会。当我们把视角从球场移向人口迁移,会发现每一份26人大名单,都是一张浓缩的世界地图。
这里有跨越大洲的出生地,有延续数代的家庭迁移,有海外侨民网络,也有现代归化制度;有殖民时代留下的联系,也有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人才流动。从欧洲到非洲,从加勒比到北美,从巴西到法国,不同国家队讲述的,其实都是不同的人口迁移故事。
足球比赛只有90分钟,但一支国家队的形成,往往跨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所以,当我们看到摩洛哥阵中的“法国制造”,库拉索阵中的“荷兰制造”,法国阵中的移民后代,巴西阵中的非洲血脉时,看到的不仅是足球,更是人口如何跨越国界、家庭如何跨越世代、身份如何跨越文化。
世界杯不是全球人口迁移的起点,它只是全球人口迁移最醒目的舞台。
也许,这正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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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卓冲,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I Codex+GPT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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